新中國最慘烈的考古悲劇

新中國考古史上最慘烈的悲劇

十三陵定陵全景

定陵

過往的歲月中，考古曾經是英雄的事業，也曾是寂寞的事業。

大多數的考古工作者，很難有輝煌的人生經歷。

所以一項重大的考古發現，對他們而言，具有難以想像的吸引力。

這種情感，可以造就很多奇蹟，然而在某些時候，卻會特別的造成遺憾。

比如對皇陵的挖掘。

我們國家，有著很為悠久的大一統歷史，而且歷來具有厚葬的傳統。

埋藏於地下的財富，一向都是傳奇的好材料。

與這個歷史同樣悠久的，盜墓一直都很興盛，而且很多時候，都是有組織的國家行為，或者是軍閥集團行為。

秦始皇陵建好沒幾年，項羽就派三十萬大軍去挖墳，東西搬了一個月，末了還放了一把火，地面建築燒得精光，後來一個放羊的又不小心讓羊進了盜洞，這下好，去找羊的時候，連底下也燒了一遍。

漢朝的皇陵，在東漢末期基本就被盜掘一空，曹操就曾經下令盜墓以充軍資。

五代烽煙，朝不知夕，軍閥林立，更多的古墓遭了秧。

晚唐離亂，皇陵都招了劫。

每逢亂世，前朝的死人，就保不住自己的屍體。

算到元代以後，亂世的時間間隔，不再那麼長。

但是皇陵的運氣，仍不大好。

元代以蒙古、色目人為高等民族，藏傳佛教地位很高，有一段時間，有一個喇嘛擔任江南地區的宗教總管，無惡不作，瞄上了宋代皇陵。

蒙古人在江南很受了些挫折，對這個喇嘛的所為，遂不管不問，聽任他把宋陵挖了個遍。

唯有元朝的皇帝聰明，死後都不建巨壘高墳，秘密的埋在某處，然後用騎兵踏平，用另一撥軍隊，幹掉這撥知情的。

沒有人知道他們埋在哪。

定陵地下玄宮

朱元璋出身草莽，性情雖然暴戾，但是還有些純樸的農民氣息，不去挖別人的祖墳。

明朝對前人的古墓，大都保護得比較好。

只有萬曆皇帝這個糊塗，自己三十年不上朝，把國家搞得搖搖欲墜，努爾哈赤屢屢犯境，他一點辦法沒有，卻想起努爾哈赤建朝「後金」，必定乃金人之後，金代帝陵，原在房山，一向保護得不錯，他就打起了人家祖墳的主意，要斷人家龍脈，於是派明軍去掘墳燒墓，大火幾日不滅。

不料龍脈未斷，後來清軍還入了關，實施報復，也燒了十三陵，總算清朝皇帝為了籠絡漢人的心，還沒有把明陵都挖開，康熙乾隆，還裝模做樣的對明陵進行了修葺。

但是他們自己的命運卻不咋的，民國後，慈禧屍骨未寒，孫殿英就挖了這老佛爺的墳，順帶著把乾隆的也幹掉了。

總而言之，解放以後，留給我們還算完整的皇陵，並沒有幾個了。

怎麼樣對待它們，這是一個問題。

《風雪定陵》，講的就是十三陵中規模第二的定陵發掘的故事。

這不是一幕喜劇，而是一本令人心痛的狀紙。

考古隊長趙其昌（右）與同事在玄宮中清理器物

定陵的發掘，始於1956年，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上書周總理，要求發掘明陵。

吳晗是有名的明史專家，每一個經歷過文革的人，都不會忘記這個人物，他寫的《海瑞罷官》，最終成為文革的導火索，他自己也成了文革的祭旗犧牲。

據說，解放以前，他試圖去挽留他的老師胡適留在大陸，不歡而散。

胡適對他的評價是：可惜，走錯了路。

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認為吳晗原可以做一個一流的學者，不幸卻從了政，終於被當作了槍桿子使。

吳晗有一種學者的熱情，他在清華的青年時代，就想去發掘明陵。

這是每一個考古學家的夢想。

然而當時的考古學泰斗夏鼐，卻竭力反對在此時發掘明陵。

為什麼？因為他清醒的知道，當時的技術水平和政治走向，都不適宜去發掘一座大的明陵。

挖開容易，保護卻很難。

可是，他沒有辦法勸阻得了，新中國要在各個方面證明自己的能力，考古也是其中之一。

轟轟烈烈的定陵考古發掘開始了。

一切還尚算順利，兩年時間，很多考古學家發揮了他們的聰明才智和奮鬥精神，找到了地宮隧道，打開了金剛牆，進了玄宮大門，瞅見了萬曆的棺惇和無數珍寶。

然而令人遺憾的事情發生了，那些稀世珍寶，比如獨一無二的明代皇家織錦，沒有條件去脫水保存，木俑也沒有條件存放在超低溫的冷凍室里。

更大的傷害是，反右運動開始了，這些考古學家，大部分都被下放。

已經打開的皇陵，就那樣放了半年，大多數的布料和木料，在地宮裡經歷幾百年的恆溫恆濕條件，艷麗如初，現在就處在自然條件下，迅速乾枯腐敗，都糟踐了。

定陵博物館甚至讓外行來掌權，把萬曆皇帝的金絲楠木棺材都給扔到野外，最後讓農民劈了當家具（比當柴火好一點）。

考古人員從塌陷的棺中提取器物

爾後又是文革，革命小將掃蕩定陵，取出萬曆和他兩個皇后的屍骨，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

這是世界考古史上都沒有出現過的怪事。

定陵考古，自打開地宮那一日起，三十年都沒有出一份發掘報告。

一個香港的學者，這樣來信催問：你們這些不肖子孫，五千年燦爛的中華文明和祖宗留下的基業，將會毀於你們之手……

怪誰？不能怪那些考古學家，他們的悲慘經歷，也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考古學家未曾經受的。

只能怪那些當權者，他們為了某種虛榮和業績，不顧考古學自身的規律以及現實條件，沒有條件也要霸王硬上弓，從而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劫難。

他們，應該釘在恥辱柱上。

價值連城的明代青花瓷器

比如吳晗。

原來一直把他看作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樑。

讀過很多書後，才理解了胡適的那句話，他的確走錯了路。

當他把學者的熱情與政治的熱情結合在一起以後，理想就悄悄變色了。

儘管他自己最後淪為了犧牲品，然而，確實在定陵考古這件事上，他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一個不正確的時間，他促成了一個悲劇的誕生。

如果說他不曾料到政治風雲的轉變，對於定陵，他還只是一個過失，那麼，在1965年，他已經親眼目睹了定陵的一些劫難，還仍然要求周恩來總理批准他發掘其它明陵，這就明知而故犯了。

這就是可恥。

吳晗

幸運的是，周恩來以這樣一句話回答了他：我對死人不感興趣。

總理的眼光，無疑比他更遠大。

這句話裡面，我聽到了譴責的意味。

自從定陵考古以後，各地紛紛要求發掘當地的陵墓，都被夏鼐和周總理否決了。

這是考古學的大幸。

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還有很多的不幸。

那些重大的考古成就背後，都有令後人切齒的遺憾。

比如隨州的曾候乙墓，出土的編鐘和青銅器具，都是國寶。

但是，一個被忽略的事實是，當年隨墓葬出土的，除了青銅器具，還有無數根粗壯的戰國木料，它們在事後，就露天的堆在那裡，聽憑它腐爛。

什麼是考古？考古不是盜墓，只要金銀玉器字畫，哪管它裡面的墓葬結構和其它不值錢的東西。

往往，這些不起眼的東西具有更重要的研究價值。

又比如馬王堆漢墓，要是晚上幾十年發掘，則我們今天所收穫的東西，絕非三十年前可以相比。

余秋雨被人批得很臭了，但是他有一句話我很贊同，有這一句話，余秋雨在文壇上，就具有一個高高的位置。

他說，敦煌的藏經洞，被斯坦因用手段搜颳了，這不是一件壞事。

是的，這的確不是壞事，至少，我們現在還可以在大英博物館恆溫的倉庫里，找到那些珍品。

可是，那些沒有被弄走的，它們今天在哪裡呢？有些人寧願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結果餓得前胸貼後背，到了最後，資本主義給他一泡屎，他也當是寶塔蛋糕。

這他娘的不是犯賤嘛。

宋慶齡參觀了定陵，博物館的人對她說，這是中國人民的遺產。

宋女士回答他，這不僅僅是中國人民的文化遺產，它更屬於全人類。

別那麼隨便對待我們的文化遺產。

條件不合適的時候，少做些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事情，免得為後人恥笑怒罵。

為定陵一哭。

這是《風雪定陵》一書的目的所在。

君子在世，當有為而有所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