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燕：「北玉南下」，玉龍說話

一，玉器時代起源於興隆窪的泛紅山文化

新石器時期玉器的演變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各地區文化之間存在著相互傳承的關係。

中國史前文化期存在一個以玉獨尊的「玉器時代」,其起源在距今8000年的北方興隆窪文化。

繁榮期是距今6000---5000年的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5500---4000年的環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以及長江下游地區凌家灘文化。

在時間和空間上都介於北方玉文化和南方玉文化之間的,有山東大汶口文化玉器系統。

華夏玉文化發源於北方,然後經過華北和山東傳播到南方,最遠達到廣東和越南等地。

蘇秉琦先生曾提到：「從發展順序看，中原並不是最早，不是從中原向四周輻射。

大體上遼河流域比海河水系早，海河水系又比黃河中游早」（註：蘇秉琦《關於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2年6 期）。

二，學者認為商已使用岫巖玉並受紅山文化影響

葉舒憲指出，在出距今約4000~2000年之間,發生了第二次玉石資源大調動的現象,就葉舒憲先生所說的「西玉東輸」運動。

由於這一時期已經進入漢字書寫時代,所以在古文獻中已經能夠看到相關的記載情況（註：葉舒憲. 西玉東輸與北玉南調[J]. 能源評論, 2012(9):124-124.）。

齊寶寶，王欣「通過對紅山玉豬龍和良渚玉琮的比較研究，不難發現作為史前時代的文化，玉豬龍和玉琮在功能等方面都具有相似之處。

」（註：齊寶寶，王欣《赤峰學院學報》2016年7月 第37卷第7期）。

它們的玉器風格雖各有特色,但其社會發展階段和宗教信仰卻有著內在的關聯。

牟永抗指出,「通過大量的考古學分析得出結論紅山與良潔之間共同或相似因素的明顯增多,其朦朧狀態可能源於定居和農業出現之前,隨後分別得到加強及個性化的發展、變異和改造」（註：牟永抗《紅山,良諸—考古學文化交流和凝聚的若思考》,《紅山文化似究—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赤峰學院紅山文化國際研究中心編,2006.6：P216-224）。

鄧淑苹從玉器與墓葬、聚落群的關係、對兩種文化玉器研究的比較和二者對後世的影響幾方面進行了梳理和分析(註：鄧淑苹《紅山文化玉器與良洛文化玉器究的比較與省思》,《紅山文化究—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赤峰學院紅山文化國防、研究中心編,2006.6：P399-422）。

黃翠梅和葉貴玉發表了從紅山與良諸文化玉器玉材的來源和特徵出發,分析了其對玉器尺寸和造型等藝術表現形式的必然影響,和對良諸文化不同時期領軍地區不同的推測（註：黃翠梅、葉貴下《從紅山與良浩文化玉器論藝術形式,歹材料來源的原因關係》,《紅山文化研究—年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赤峰學院紅山文化國際不升究中心編,2006.6：P423-443）。

陶寺龍紋已脫離了原始的狀態,已是較為成熟的龍的形象。

很明顯,在此之前更早紅山文化就是其源頭。

c一14年代表明,陶寺遺址距今4000年左右,比紅山文化晚了約1000年。

尹志強，傳播論和獨立發明論是文明發展的兩種觀點，「但無論如何,紅山文化玉龍蜷曲的造型,肯定是被夏商文化吸收了,並不斷加以神化」（註：尹志強紅山、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較《北方文物》1988年01期）。

起源於良諸文化的獸面文,傳播到山東龍山文化(玉鑄獸面墳)。

商代選擇了新石器時代的獸面紋,加以藝術誇張發揚。

張明華，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玉人化與凌家灘文化的玉人其特點一致：上臂自然下垂、雙前臂曲肘貼於胸前、五指張開的手勢幾乎完全相同，濃眉大眼、雙眼皮、蒜頭鼻、大嘴、身材勻稱等蒙古人種面部特徵的玉人為什麼出現在凌家灘？「從紅山文化和凌家灘、良渚文化等玉器中多有相同器形典紋飾特微,以及南北兩地之間尚有紅山因素的事實，認為紅山文化曾經南下影警南方諸多古文化」（註：張明華《上海博物館集刊》2005年）。

傅斯年，關於「商」的起源有好多學派，其中北方說是傅斯年先生提出來的（註：傅斯年：《夷夏東西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史考據文錄》上冊，傅傑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340-346頁）。

金景芳先生也指出：「文獻中契稱玄王，玄為北方，玄王即北王；蕃與亳、蒲古音通假，契居番就是北方燕亳之地；昭明所居之砥石，『在塞外遼水所出』的遼水源頭，即內蒙古昭烏達盟克什克騰旗的白岔山；商湯滅夏以前，勢力並沒有到達今河南中部，商族起源於東北、起源於遼西。

」（註：金景芳：《商文化起源於我國北方說》，《中華文史論叢》1978 年第 7 輯，第 65-70 頁。

）

張博泉先生指出，「與殷人始祖契有關的有娀氏在東北地區西南部幽燕境內；商族先公活動於『自易水至北狄』的殷土，即今遼河以西、

河北易水以北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時間、地域與文化特徵與殷人先世歷史符合，且在遼西分布者早而在河北分布者晚，漳河型文化很可能是夏家店下層文化進入中原後向早商文化發展的中間環節」（註：張博泉：《關於殷人的起源問題》，《史學集刊》1981 年復刊號）。

干志耿、李殿福、陳連開等也認為「商先起源於幽燕」，依據是：「商先公活動在今長城兩側、燕山南北的幽燕之域；契所居蕃，昭明所居砥石以及舜都蒲阪、帝嚳都亳都在今北京以北、燕山兩側；自上甲微至成湯滅夏以前，商族開始南下，發達於河濟之間；紅山文化、後紅山文化（東山嘴類型、牛河梁類型）是先商文化的淵頭，夏家店下層文化南漸形成了先商文化。

」（註：張博泉：《關於殷人的起源問題》，《史學集刊》1981 年復刊號）。

田廣林先生從紅山文化入手指出「在紅山玉器沒有被正式識別出來以前，曾長時間被誤認為是商玉，這是因為紅山古玉與商代玉器在雕刻手法和造型風格等方面，存在著許多驚人的一致性，如紅山文化的玉勾龍與婦好墓所出商代玉龍一脈相承，如出一爐，這種現象，發人深省」（註：田廣林：《西遼河地區早期文化傳播》，《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37 頁）。

劉國祥，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紅山文化專家劉國祥研究員解釋了夏家店文化玉器與紅山玉器的聯繫，劉國祥研究員認為「以大甸子玉器為代表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玉器多方面承繼了紅山文化的制玉傳統，某些器類的雕琢工藝得到進一步提高。

通過對這批玉器進行系統分析，不但可以了解到夏家店文化時期琢玉水平、用玉制度等多方面內容，而且對於認識內蒙古東南部——遼寧西部地區新石器時代至早期青銅時代玉器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說興隆窪文化玉器的發現解決了紅山文化玉器的源頭問題，那麼大甸子玉器的發現基本上能夠解決紅山文化玉器的發展去向問題。

這對研究其它課題，如良渚文化玉器發展去向、二里頭文化用玉制度、商代玉器淵源與用玉制度等具有一定啟發、參考作用」（註：劉國祥：《大甸子玉器試探》，《考古》1999 年第 11 期，第 67 頁）。

呂軍先生也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大甸子墓地出土玉器中有幾件是紅山玉器流傳至該文化的，而殷墟婦好墓出土的 1 件玉鉤形器，也是典型紅山玉器的流傳」（註：呂軍《紅山文化玉器研究》，《青果集——吉林大學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紀念文集》吉林大學考古系編，北京：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 44 頁）。

李恭篤先生指出「從城子山墓葬出土的玉雕器物群，可使我們意識到，在我國北方地區，青銅文化到來之前，已出現一個原始玉雕藝術的文明時期。

如果把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和殷墟出土的玉器作一比較，不難看出，我國北方玉雕技術在造型風格、紋飾特點方面，與中原文化的一致性。

」（註：李恭篤：《遼寧凌源縣三官甸子城子山遺址試掘報告》，《考古》1986 第六期，第510頁）。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遼寧工作隊的《敖漢旗大甸子遺址 74 年試掘報告》的記錄：「夏家店下層文化因出土有大量的彩繪陶器，紋飾的基本特徵是由變形鳥紋組成的饕餮紋，而圖案的構成單位，與紅山文化的『勾雲形佩飾』形狀相似，可看作商代青銅器上夔鳳、夔龍或饕餮紋的母胎。

」（註：《考古》1975 年第 2 期，第 99-101頁）。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房山縣文教局、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認為：「敖漢大甸子、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中的器物體現出商文化作風」（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房山縣文教局、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第 59-60 頁）。

陸思賢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與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一脈相承，這些文化中的鳥形裝飾特別發達，尤其是小河沿文化中的『 』形符號，在陶片上多數倒過來畫，作『 』，簡直像倒栽貼地飛翔的燕子。

或許『玄鳥生商』的傳說，鳥生商』的傳說，發源於燕山山脈」（註：陸思賢：《新石器時代的鳥形裝飾與太陽崇拜》，《史前研究》1986 年第 1-2 期合輯，第 61 頁）。

黃中業把紅山文化的後繼者――小河沿文化歸屬為商契部族文化遺存，已完成由母系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渡，也把此後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南漸當作商族先人入主中原的表現（註：黃中業：《從考古文化看商文化起源於我國北方》，《北方文物》1990 年第1期，第18頁）。

郭大順說：「夏家店下層文化是先商文化構成的三大文化系統（另兩個為二里頭文化、岳石文化）中開始年代最早、延續時間最長的一支」，同時郭大順又說「由於受到當時氣候逐漸變得寒冷乾燥，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傳播發展方向，主要是面向南方的中原地區。

許多跡象表明，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先商文化和先燕文化的起源，關係十分密切」（註：郭大順：《北方古文化與商文化起源》，《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 年，第113-115頁）。

薛志強指出：「夏家店下層文化是先於夏朝在中國北方出現的一個強大的方國，在它存在之際，中國北方的西遼河地區的各種文化，都統一在它的旗幟下。

夏朝建立後，這個北方古國與夏朝呈現南北並立的局面。

商朝的建立，應是夏家店上層文化所代表的先民南移的結果，這就是為什麼商文化與紅山諸文化有著驚人的一致性的原因」（註： 薛志強：《紅山諸文化與中華文明》，《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5年9月，第49 頁。

）。

夏家店下層文化暗示一個強大以虎為圖騰的方國（方國，以虎為圖騰）存在，田廣林和朱延平各自依據考古發現也都得出過這樣的結論。

布穀大膽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先民，後來一分為二：精英部分南下中原，建立了商國；保守部分固守原地，後與西拉木倫以北南下的其他部落共同創造了夏家店上層文化，是為燕國先民」（註：布穀《關於「紅山古國」的幾個問題》，《中國北方古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 年9月 第95頁）。

李恭篤和高美璇提到：「1977 年，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中期墓葬中出土的喇叭形銅耳環，與北京昌平雪山第三期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銅耳環，形制完全相同。

這種類型的銅耳環，在琉璃河夏家店下層文化的二號墓和唐山小官莊石棺墓中，也曾出土過。

它們已成為夏家店下層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飾品。

另外，在大甸子墓葬中出土的陶爵杯、繩紋罐和各種玉料雕刻品以及遺址中出土的大量卜骨，都與二里頭先商文化有許多共同點」（註：李恭篤、高美璇：《夏家店下層文化若干問題研究》《遼寧省博物館學術論文集第一輯 1949-1984》遼寧省博物館編，瀋陽：遼寧省博物館出版社 1985年1月，第156頁）。

劉觀民講：「從夏家店下層文化隨葬陶器上發現的彩繪花紋，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中國商周時代青銅器不僅形態源自陶器，青銅器上的花紋也有借自陶器裝飾的啟示（註：劉觀民《內蒙古赤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考古》1992年第4期，第304-309頁）。

孫繼民的觀點是：「赤峰考古界將夏家店下層文化定為早商青銅文明，年代約當二里頭文化三期。

但筆者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創建者，應是商民族的祖先，後又成為商統治下的方國或部族」（註：孫繼民《從青銅禮器看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商代文化的關係》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4期，第16頁）。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紅山文化遺址北起內蒙古赤峰市的烏爾吉木倫河流域，西南段過燕山達河北北部，東南段達渤海沿岸，東界越過醫巫閭山到達下遼河西岸。

據北京大學考古系碳十四實驗室的測定，紅山文化所處的時期為距今 4895±90年，樹輪校正為距今 5485±110 年（註：李仰松先生函告，東山嘴遺址木炭標本已經北京大學考古系碳十四實驗室測定，為距今 4895±90 年，樹輪校正為距今 5485±110 年）。

蘇秉琦認為「歷史上的這一時期，正是社會激烈變動和文化頻相交匯融合的轉折時期」（註：蘇秉琦：《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第157 頁）。

在中國史前玉器發展進程中，對紅山文化玉器的認識卻經歷了幾十年漫長的過程。

「1911 年倫敦收錄有玉箍形器，1923 年玉豬龍在倫敦吉斯勒收藏品中出現，1938 年出版的薩爾蒙尼《古代中國玉器》中收錄有齒獸面紋玉佩，美國佛瑞爾藝術館收藏的有齒獸面紋玉佩」（註：轉引自王梅生：《1980 前歐美所藏的紅山玉器》，中國北方古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1993年7月）。

1939 年北京出版的《古玉圖錄初集》中著錄的紅山文化玉豬龍（註：黃浚《古玉圖錄初集》北京 1939年）。

在中國直到20 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紅山文化的玉器的年代才被確認。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孫守道先生指出「紅山文化玉器，經有關方面的初步鑑定，認為無論是淡黃、淡青、墨綠，還是白色的，絕大部分是岫巖玉」（註：孫守道《遼寧當前考古研究上的八大課題》，《遼海文物學刊創刊號》1986年第6期，第15頁）。

殷墟玉器玉料有新疆的和田玉，岫巖玉，河南的南陽玉、綠松石、孔雀石等。

以新疆的和田玉和岫巖玉為多，這得到了考古資料證實。

夏湘蓉指出，婦好墓出土的40 余件玉器，「多數與現在遼寧岫巖玉接近，少數與河南南陽玉接近，極個別與新疆和田玉相似」（註：夏湘蓉《中國古代礦業開發史》，北京：地質出版社 1980 年，第 428 頁）

《殷墟玉器》一書記載「近年來殷墟新出土的玉器」章節中，對約300件玉器，鑑定結果「玉料大體上都是新疆玉。

只有三件器嘴形器（M5:11、12、13）質地近似岫巖玉」（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2年，第11頁）。

河北滿城出土的兩件金縷玉衣部分玉片的鑑定結果，張培善認為多為岫巖玉，部分為新疆玉（註：張培善《河北滿城漢墓玉衣等的礦物研究》，《考古》，1981 第1期，第 79-83 頁）。

關於殷墟玉器是新疆和田玉多於岫巖玉還是岫巖玉為主體尚無定論，但在商代已使用岫巖玉來製作玉器是沒有異議的。

劉廣超指出「1983 年發掘的海城縣小孤山古人類洞穴遺址的出土文物中，有三件玉石製作的砍斫器，呈深綠色，玉質細膩明亮，色澤與硬度均與岫巖境內細玉溝所產之老玉同。

砍斫器當是岫玉制無疑。

小孤山洞穴遺址屬舊石器晚期，距今一萬年前」（註：劉廣超：《岫玉史話》，岫巖縣誌編輯通訊，1990年第2期，第5-8頁）。

說明舊石器時代晚期岫巖玉就已經開發利用了。

日本學者岡村秀典指出在山東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玉制牙璧、錐形器、玉芯等是由遼東半島流傳到山東半島的。

大汶口文化早期和紅山文化相當，龍山文化則晚於紅山文化（註：岡村秀典著，姜寶蓮譯：《中國史前時期玉器的生產與流通》，《考古與文物》1995年第6期，第81-86頁）。

三，紅山文化的玉獸形訣和商代的玉豬龍的對比

1，商代玉豬龍一

商代玉豬龍（圖 11）。

青白色，高 5 厘米、寬 3.3 厘米、厚 1.4 厘米。

器物大部有沁色，整體呈字母「C」形，頭部肥大。

無耳，面部輪廓清晰，並且用凹槽將其勾刻出來。

前額到鼻子，呈光滑的弧線，只在前伸的嘴部上方有褶皺，兩隻眼睛用線刻出，圓瞪且略微凸起。

軀幹幾乎垂直，與尾部形成一個直角，軀幹上刻有雲紋。

尾部向內彎曲，並在尾梢處刻有一條線作為標誌。

沒有穿孔（註：常慶林《殷墟玉器收藏與研究》，北京：藍天出版社 2004年9月第 1 版，第79 頁）。

2，商代玉豬龍二

（註：陳志達 方國錦 中國玉器全集2商.西周 石家莊 河北美術出版社2006年 第64頁）。

3，紅山文化 玉獸形玦（又稱玉豬龍）

（註：陳志達 方國錦 中國玉器全集1紅山文化 石家莊 河北美術出版社2006年 第21頁）。

上面商代的玉獸形玦和紅色文化的玉獸形玦是不是非常相似呢？

四，紅山文化的玉勾形器和商代的玉勾形器的對比

這是婦好墓出土的商代玉勾形器

這是紅山文化玉勾形器

此玉勾形器（圖1）長9.5厘米，最寬3.1厘米，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玉料呈青綠色，半透明，鋒部為彎勾刀形，體扁平，援部兩側雙面磨刃，中有凹槽，內分兩段，近端部的一段向內收縮，中有一孔，援與內之間有二道突脊，其間為一凹槽。

如上圖所示，商代的玉勾形器和紅山文化玉勾形器非常相近。

廣東石峽遺址是嶺南新石器文化的一個典型。

其中所出的一件玉瓊與江蘇草鞋山所出者,從玉料、鑽孔到紋飾]L乎一模一樣（註：廣東省博物館、曲江縣文化局石峽發掘小組:《廣東曲江石峽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7期第12頁）。

五，紅山諸文化與商文化在考古遺存的對比

我們發現：

一，玉料選擇上共識是軟玉。

新疆和田玉為軟玉已經得到驗證和認可。

但忽略了岫巖一種叫做「老玉」的岫巖玉，它實為軟玉的一種。

不能夠否定商玉有來自岫巖的可能性。

二，器形上的相似。

紅山文化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器形應為勾雲形佩飾和玉龍。

玉勾形器和在婦好墓出土的一件與紅山文化中的玉勾形器幾乎一模一樣，此外通過這種器形延伸出的是勾雲紋。

這種紋飾在商代的玉器還是陶器以至青銅器上都有表現。

紅山文化與商文化出土的玉龍有著許多相似的地方，並且在新石器時期的出土物中，只有在紅山文化中才發現這種玉龍。

三，玉器的製作工藝，商代的紋飾的雕刻、鑽孔技術，還有砣具的變革等與紅山文化的琢玉技巧是分不開的。

兩者之間有著傳承的關係。

四，紅山文化陶器中比較典型的是平底筒形罐，出土數量之多，以至於有些學者提出了「東北平底筒形罐文化區」（註：馮恩學：《東北平底筒形罐區系研究》，《北方文物》1991 年第 4 期，第 28 頁）。

在傳統意義上認為應為先商文化起源的中原龍山文化中卻很少見這一類遺存，它似乎也暗示了商人與北方存在文化上的聯繫。

隨著考古工作的進展，考古遺存也會越來越豐富，目前的考古資料告訴我們在當時，北方文化體系有著它輝煌燦爛的時代，也給中原地區帶來重要的影響，實為中華文明起源之一，商族的源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