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楚國組玉佩研究 （二）

第三節璜、珩

周代組玉佩的造型、形式是多樣的1，但以璜為組件的佩玉一直是學術界討論的重心，尤以「璜」、「珩」的名實問題爭訟紛紜。

其中陳夢家、唐蘭、孫機先生側重於考辨西周金文材料中的「黃」字2。

賈峨先生以文獻結合出土玉器分析了從史前到漢代璜的形制變化3，吳棠海、孫慶偉先生著重考證於「璜」、「珩」兩器的區別，後者更提出了戰國時期珩替代璜的觀點4，于成龍先生則結合楚簡文字提出戰國時期璜仍在使用5。

筆者認為，「珩」所指器形大致與璜相似，孫慶偉先生用以所區別二者的關鍵在於器身穿孔的數量與位置。

從考古出土概況來看，珩的起源當與璜有著密切的關係。

而中間的轉變，是在於璜作為周代組玉佩的其中一件，因後者佩戴方式的轉變，璜才隨之改制。

其實個中關鍵處，已被上述前輩學人考證詳實，本文旨在對相關細節和爭議處稍作縫聯，以期梳理璜形器在周代的演變。

關於璜的器形，《說文》曰：「璜，半璧也。

」鄭玄註：「半璧曰璜」，即是說璜是一種半環形玉器。

關於璜的形制歷來爭議不大，但通過考古發掘我們可以看

1關於周代組玉佩的類型，參見孫慶偉：《周代用玉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8頁。

2分見陳夢家：《西周青銅斷代》，《考古學報》1956年1-4期；唐蘭：《毛公鼎「朱韍、蔥衡、玉環、玉瑹」新解——駁漢人「蔥珩佩玉」說》，《光明日報》1961年5月9日；孫機：《周代的組玉佩》，《文物》1998年第4期。

3賈峨：《說璜》，收入楊伯達主編：《出土玉器鑑定與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347頁。

4吳棠海：《春秋玉器概論》，《中華文物五千年集刊·玉器篇四》，故宮博物院，1995年，第127頁。

孫慶偉：《周代用玉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7頁；另著：《兩周「佩玉」考》，《文物》1996年第9期。

5于成龍：《關於戰國楚簡中「禮玉」、「佩玉」的幾個問題》，《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四編·下》，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702頁。

贊同其觀點的還有楊小博：《東周楚地玉器的分類、分期、分區與用玉制度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到更多細節的改變。

自紅山、良渚至春秋時期墓葬中發現的玉璜，其弧度有圓周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等不同形狀，但大體不變，一般器身兩端有穿孔，供系帶之用，而在戰國早期開始出現器身中端鑽孔的璜形器。

以山西長治分水嶺古墓群為例，M269號為春秋晚期墓，出土玉璜1件（編號M269:100），兩端穿孔1。

而M14號戰國早期墓所出璜形器，均為器身中端鑽孔，其中編號為M14：20-1的兩件，中端穿孔，兩端均琢成龍首下垂狀，龍張口圓眼（圖1-1,1）。

該玉璜中端弧頂鑽孔應當是在原有基礎上改制而來，因為這種變化在楚地墓葬中也有類似發現，如湖北棗陽九連墩M1號墓所出玉璜（圖1-1,2）2，與分水嶺M14這件不同的是，九連墩出土玉璜中端並無鑽孔，九連墩楚墓系戰國中晚期墓，而出自戰國晚期的澧縣新洲M1號墓所出4件，中央則出現圓形鏤孔（圖1-1,3）3。

這表明這種龍首玉璜在戰國早期北方地區已將其改制，在其器身中端鑽孔，而南方楚人在戰國中晚期仍保留原有風格，至戰國晚期才進行改制。

1孫慶偉先生在統計周代組玉佩第二等級墓葬列表中將長治分水嶺M269號墓所出璜形器列為玉珩，根據其界定，珩應該為中端穿孔器形，而在長治分水嶺考古報告中，M269號墓所出為一件玉璜，兩端穿孔，編號M269：100。

也就是說，春秋晚期至少在分水嶺墓中是沒有出現所謂「珩」器的，且就筆者所見，在春秋墓葬中沒有發現此類玉器，所以「珩」大概出現在戰國早期。

詳見孫慶偉：《周代用玉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1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著：《長治分水嶺東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36頁。

2圖片轉引自楊小博：《東周楚地玉器的分類、分期、分區與用玉制度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44頁圖八。

3湖南省博物館等：《湖南澧縣新洲一號墓發掘簡報》，《考古》1988年第5期。

關於澧縣一號墓的年代問題，楊小博先生在其碩士論文中認為是戰國早期，而鄧紹輝先生列舉湖南省博物館一批流散文物館館藏玉器，認為其與安徽長豐楊公墓、澧縣新洲一號墓等隨葬玉器有諸多相似處。

筆者認為安徽長豐楊公墓系戰國晚期墓，則澧縣新洲一號墓應該也屬於戰國晚期。

參見楊小博：《東周楚地玉器的分類、分期、分區與用玉制度研究》，第44頁；鄧紹輝：《湖南省博物館藏戰國楚玉器》，《江漢考古》2002年第1期。

關於「改制」不僅見於上述舉例，長治分水嶺M60墓所出兩件素麵璜形器（圖1-1,4、5），器表兩端原各有一孔，已被截掉，而其中間弧頂則鑽有一孔，很明顯是將原有兩端鑽孔的玉璜改制成中間鑽孔的璜形器。

除去這種改制的類型，在戰國以後出現更多的是僅在器身弧頂鑽孔，考古報告中通常稱之為「珩」，無論是在中原或楚地早期墓葬中均有發現，不贅述。

從春秋的「璜」到戰國時期的「珩」，吳海棠先生認為其區別在於佩系方式的不同，「璜」兩端有孔，佩戴時是將凹面朝上，凸面向下，而「珩」中間鑽孔，則為凸上凹下2。

「璜」、「珩」配系方式的不同應與佩玉方式的改變有關。

石榮傳先生總結過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原與楚系用玉制度，在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的中原諸侯國，其高等級貴族佩玉一般以多璜為中心的組合串飾為主，大部分為項上串飾，標誌著以項上串飾為中心的周式佩玉禮制的成熟。

至春秋中晚期，楚國勢力擴展到黃河以南，以環或璧、璜為主的組合胸腹佩飾對周式佩玉產生了影響。

而到了戰國以

1賀占哲：《分水嶺出土玉器製作工藝分析》，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2吳棠海：《春秋玉器概論》，《中華文物五千年集刊·玉器篇四》，故宮博物院，1995年，第127頁。

後，這種組合胸腹佩飾逐漸出現較為一統的局面1。

經孫慶偉先生考證，璜出土的位置多在於人的胸部2。

以石榮傳先生之說，春秋中晚期至以前流行的項上串飾，其佩戴時垂下至於人體胸部，則與孫意見相合。

比較周式佩玉與楚式佩玉的不同，前者以項上組合串飾為主，則佩玉下端必須連接起來，所呈現的是U形，所以人們會將玉璜兩端鑽孔，凹面朝上，凸面朝下，製作為環形項圈，如西周虢國君王虢季墓所出的七璜聯珠組玉佩（圖1-2,1）3。

而楚式佩玉繫於帶上，在胸腹之間，使其垂下，其下分為兩行或單行，末端通常各以環或璜結束（圖1-2,2）4。

在時間比較上，周式佩玉流行於春秋中期以前，楚式佩玉在春秋中晚期開始向北產生影響，在戰國早中期占據了主流地位。

這些都與璜、珩的交替相符。

孫慶偉先生指出珩是璜的替代，筆者則認為兩者本是一種玉器，雖然戰國時期組玉佩的佩戴方式逐漸改變，璜的佩系方式隨之由U形改為倒U形，但璜的稱謂是並未改變的，如新蔡葛陵簡甲三137：「禱備（佩）玉，各璜。

」又簡乙三44、45：「佩玉，于山一璜。

」5可見戰國時期倒U璜形器仍被稱之為「璜」，稱「珩」之例則尚未見。

1石榮傳：《三代至兩漢玉器分期及用玉制度研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第177頁。

2孫慶偉：《兩周「佩玉」考》，《文物》1996年第9期。

3圖片引自李秀萍：《西周虢國君王七國聯珠組玉佩》，《收藏家》2000年第2期。

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5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

那麼「珩」又是指什麼呢？唐蘭先生認為「珩」即古之「璜」，漢以後學者通常將「蔥衡」誤釋作「蔥珩」，其實「蔥衡」為系帶，「璜」、「珩」指佩玉。

只不過「璜」是古字，「珩」是春秋以後出現的新字1。

孫慶偉先生在此基礎上認為璜形器在戰國時稱「珩」，認為戰國時珩興而璜廢，且在戰國中山王墓出土數件龍形佩，其器身均有墨書「珩」字，且器身中間拱部有一穿孔，其器外形可作為「珩」的參考2。

然玉龍佩器身雖自書為「珩」字，但于成龍先生指出，此「珩」又自名為「琥」，「衡」、「珩」是言器用，而非說其器形3。

此說值得深思，只是須指出的是「衡」既非指佩玉，也不是器用4。

筆者前文已提出，戰國時期璜形器依然被稱為「璜」，「珩」所指與璜形器無關。

于成龍先生認為「珩」是「衡」的假字，是佩玉上端的一個構件，「衡」義取佩玉之上橫樑的作用。

其說在此之前就已有唐蘭先生考證，「衡」是帶，理解成「橫」的意思是沒有錯的，但與「珩」不是一物，參照賈公彥等訓詁家所說「珩」、「衡」是玉佩上方一塊橫的玉無疑是錯誤的。

綜看各家異說，雖互相辯駁，其實各有其可取之處。

「衡」是指帶，與

1唐蘭：《毛公鼎「朱韍、蔥衡、玉環、玉瑹」新解——駁漢人「蔥珩佩玉」說》，原載《光明日報》1961年5月9日，後收入《百年學術——北京大學中文系名家文存（語言文獻卷）》，第154頁。

2孫慶偉：《周代用玉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8頁。

3于成龍：《關於戰國楚簡中「禮玉」、「佩玉」的幾個問題》，《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四編·下》，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710頁。

4「蔥衡」二字幾經考辨，詳見孫慶偉：《周代用玉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3頁。

「珩」相異，不指佩玉，這是可信的。

春秋戰國時期璜形器一直被稱作「璜」，無關乎「珩」，亦已被考。

至於「珩」的器形，孫慶偉先生舉例戰國中山國墓中的佩玉，認為其就是「珩」的實物，筆者以為此件玉佩更可能稱「琥」（圖1-3）1。

「琥」在望山二號墓遣冊中亦有記載，簡2：50的內容有「環」、「雙璜」、「雙琥」、「玉鉤」、「革帶」。

而出土玉器有玉璧、玉璜、龍形佩、玉帶鉤、瑪瑙環。

除了龍形佩與簡中的「琥」不符外，其餘皆能對應上，所以這種龍形佩只能是「琥」。

關於玉器「琥」的實指，《周禮·春官·大宗伯》賈公彥疏：「謂以玉為虎形，猛屬四方，是象秋嚴也。

」琥是雕為虎形的玉器，《說文·玉部》曰：「琥，發兵瑞玉，為虎紋。

」琥又被認為是器表刻有虎紋的玉器。

清人吳大澂以為虎形或虎紋的玉器皆稱作琥2。

80年代時夏鼐提出「刻有虎紋的玉器應該依器定名，前加『虎紋』二字。

至於虎形玉器，有孔的可稱為虎形玉佩，無孔的當為玩器或陳列品，可稱玉虎。

」3春秋時期河南黃君孟夫婦墓、淅川下寺墓中出有不少虎形器（圖1-4）4。

1圖片引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舋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541頁。

2（清）吳大澂：《古玉圖考》，清光緒十五年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第72頁。

3夏鼐：《商代玉器的分類、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4河南信陽地區文管會等：《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發掘報告》，《考古》1984年第4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由圖可見，春秋早期的黃君孟夫婦墓中出有為數不少的玉虎，形式也分為多樣。

而春秋晚期的淅川下寺M1兩件玉虎，均為低頭弓背，尾下垂而尾尖上卷，口尾處均有圓孔。

虎的形狀和黃君孟夫婦墓中的I式虎大致相同，弓背弧度則更類似IV式虎，值得注意的是，黃君孟夫婦墓中除了I式虎這種較方較寬的虎頭型以外，所出IV式玉虎頭部形狀更細長，已經接近戰國時期的S形龍形佩。

龍形佩流行於春秋晚期以後，而與此同時，虎形器在戰國時期楚墓中出土非常少。

楊小博將玉虎、玉觹和玉龍佩對比繪製了玉龍佩的演變圖，從圖中可以看到玉虎的頭部逐漸演變成玉龍的頭型(圖1-5,1)1。

戰國時期中山國自名為「珩」的玉件，獸頭型類似於龍形佩，器身穿孔，尾部下垂而尾尖上卷，口尾兩處形成圓孔，且其身上又書「琥」字，無論是從器形還是從器表自名的「琥」字來看，這件玉器就是「琥」的實物。

而望山M2中的龍形佩（圖1-5,2、3）2，雖然動物形狀已與春秋時期楚墓中所出的虎形器有差異，頭和嘴部尖長，更似龍形，但遣冊上仍稱之為「琥」，可見龍形佩是由虎形器轉化而來，在戰國時候獸形雖然發生了變化，但仍稱之為「琥」。

1楊小博：《東周楚地玉器的分類、分期、分區與用玉制度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4年，第48頁。

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第二章戰國時期楚國佩玉結構

第一節隨葬玉器與佩玉

因文獻材料稀缺，而出土的玉器豐富大量，結合出土材料分析的方法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戰國時期的大中型楚墓在墓主內棺中普遍有隨葬玉器，所以不少學者研究周代組玉佩時會將出土玉器納為參照對象，至於這些佩玉是否能夠作為周代貴族生前佩玉結構的參考，于成龍先生曾對此提出質疑1。

筆者認為以生前佩玉作為死後隨葬之物，在文獻中也可找到相關記載，例如《呂氏春秋·安死篇》曰：「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逕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高誘註：「璵璠，君佩玉也。

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肆行非度。

」2這件事在《左傳》中也有記載，定公五年，魯國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要以寶玉「璵璠」斂屍。

杜預註：「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

」「璵璠」是國君所佩，季平子既行君事，又佩璵璠舉行宗廟祭祀，去世以後其家臣還要以璵璠斂葬，可見佩玉作為主人生前佩飾，死後亦可作斂葬之用。

但考古所見諸多墓中隨葬玉器的數量、放置位置等諸多細節不盡相同，這可能是由於佩者身份高低、職事不同等原因造成。

接下來我們以戰國時期不同級別墓葬內棺玉器分布圖為例分析：

（一）楚國上大夫或封君級別墓葬中多有發現盜洞，隨葬器物並不完整。

相對完好如戰國晚期的包山M2號墓，中室共出有玉璧6件、玉璜2件、碎玉3顆，其中有一件玉璧脫落立於中棺的底板上3。

所以墓主棺內共有5件玉璧、2件玉璜。

根據考古報告中的內棺隨葬器物分布描述，「彩繪內棺中東北角放一玉璧，並有

1于成龍：《關於戰國楚簡中「禮玉」、「佩玉」的幾個問題》，《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四編·下》，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711頁。

2（漢）高誘註：《呂氏春秋》卷五《孟冬紀·安死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8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346頁。

3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69頁。

三顆碎玉，南放一骨笄，人骨頸間部放兩個玉璜，腰下放兩塊玉璧，西北角疊置兩塊玉璧」。

如圖所示1：

（二）1.在大夫級別墓葬中如戰國早期的長沙楚墓M89（長沙瀏城橋M1），棺槨保存完好，墓主人生前地位相當於大夫級2。

墓主頭向朝東，內棺隨葬玉器分布如圖：

2.戰國中期的望山M2出土玉器較多，且保存完好。

望山M2墓主為女性，墓葬規模與望山一號墓大致相同，墓主身份據推測等同於一號墓，為下大夫3。

二號墓中所出玉石器共有玉璧8件、玉璜12件、龍形佩5件、玉帶鉤1件、瑪瑙環1件、水晶珠20件、石璧2件、石璜12件、石佩4件、石管飾4件。

而根

1圖片來源：《包山楚墓》，第95頁。

2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4頁。

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15頁。

據考古報告描述，棺內隨葬玉器為：「人骨架旁所置玉器，數量較多且有一定規律，頭部頂端有大玉璧一塊，其下壓著一件玉璜，頭部右側放玉璧1件，胸部骨架上有玉璧、玉璜各1件，左肩部有玉璧1件，胸腹部右側有玉璜、玉璧各1件，腹部骨架下面有3件玉璜，在腹部上面左右各有龍形玉佩2件，腹部左側下面有玉璜2件，左上腿骨有玉璜2件，在腳趾骨下面有大小玉璧2件，以上共放置玉璧7件、玉璜12件、玉佩5件。

⋯⋯，玉飾品上都有小穿孔，在入葬時應是穿飾於死者衣著上的組玉」，如圖所示1：

望山M2中還出有記載隨葬器物的遣冊，關於玉器部分的簡2-50記載：「一革帶，佩：一□□□，一韘，一耑環。

一緄帶，一雙璜，一雙琥，一玉鉤，一環。

」2簡中「環、璜、琥、鉤」，與內棺中的玉器種類大致相同。

2.墓主身份屬同一級別的望山M1，內棺隨葬器物描述為：「內棺置少量兵器和服飾器，頭部左側有一件大型金銀鐵帶鉤，墓主骨架的上下均有玉瑗和玉環等，骨架的左側有越王勾踐劍和銅削各1件，右側置1件漆木弓和4件銅鏃。

」3如圖所示：

1圖片來源於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2頁。

2劉國勝：《楚喪葬簡牘集釋》，科學出版社，2011年。

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9頁。

發掘人員認為，秦家山M2隨葬有玉覆面，並非楚墓所應有的葬制，但玉覆面的臉型、五官等顯然是以當時的楚人為藍本，通過葬制和隨葬品推測，秦家山M2的墓主可能並非楚人，其族屬可能是中原或秦，爾後在楚國生活了一段時間1。

此外，從隨葬玉器的擺置也可看出與以上楚墓有明顯差異。

4.同屬於戰國中期偏晚的九連墩M1中室也未被盜，棺內佩飾保存較好，以玉器為主，墓葬綜述中描述為：「器類有璧、瑗、環、璜、珩、瓏、觹、珠等，是初喪時為死者沐浴裝殮後，依其身份組串佩戴在身上的飾物，出土時串聯的絲帶均已腐爛，且因屍骨移動過甚，佩飾的放置原貌不清。

」2

5.戰國晚期的平糧台M16主棺內也有不少隨葬玉器，考古報告中玉器分布為：「共出土玉器三十五件。

其中二十五件出於棺內，排列有序。

墓主人頭枕玉璧，足蹬玉璧，胸部又放置一件玉璧。

龍形玉佩、方形玉佩、玉管、玉匕等放置在胸部以下。

玉璜放置墓主人的兩肩和股骨之間。

棺外東部有玉環一件，其他玉器均出自於棺外東北部。

」根據其具體描述，玉璜1件置於墓主人兩股之間，2件分別置於墓主人兩肩。

圓形環1件在右胸，1件在口內。

橢圓形環1件置於左臂下。

玉管2件置於股骨間，1件置於骨盆處。

玉龍佩1件置於左手璧下，2件分別置於兩股骨下端，2件放在骨盆左側，5件置於右股骨上端下側，玉條2件，分別置於肱骨間及左腳下，如圖所示3：

1王明欽：《湖北荊州秦家山二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99年第4期。

2湖北省博物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0-21頁。

3曹桂岑、張玉石：《河南淮陽平糧台十六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10期。

6.同屬戰國晚期的湖南澧縣新洲M1，葬制具有很多楚墓特徵，但較戰國晚期的平糧台M16、安徽長豐楊公M8、M9有特殊之處，發掘工作者認為原因在於湘北澧水流域曾為秦黔中郡，而墓葬年代可能在「白起拔郢」前後，所以葬制變化十分明顯1。

雖墓葬早年被盜，但棺內安然無恙，隨葬玉器保存較好，據描述：「棺內之物雖稍有錯位，但仍成雙成對排列有序。

其中I式佩二件，玉璧二件位於頭、胸部，II式佩位於腳部，銅劍二柄位於身體左側，條形飾二件位於右側，其餘玉器、琉璃器皆位於中間偏左。

」2分布如圖所示：

1湖南省博物館等：《湖南澧縣新洲一號墓發掘簡報》，《考古》1988年第5期。

2湖南省博物館等：《湖南澧縣新洲一號墓發掘簡報》，《考古》1988年第5期。

（三）士級墓葬中亦有一些隨葬玉璜，且每座隨葬數量多為一件，這些墓葬多出於家族墓地中，具體葬式不明。

（四）1.王一級殉葬墓中也有佩玉出土，熊家冢殉葬墓隨葬器物主要以組玉佩為主，且數量和種類差別較大，其中PM1棺內有12件玉璧、4件玉璜、1件四龍二螭形玉佩、1件龍形玉佩、7件紫晶珠、1件水晶環1。

棺內隨葬玉器分布如圖：

1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年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第4期。

2.馮家冢殉葬墓中也有一些隨葬玉器，其中以BXM1棺內隨葬玉器為最：玉璧3件、玉玦1件、玉套環2套、玉珩4件、玉雙龍佩1件、玉管形玦2件、玉貝形飾26件、玉珠232顆、琉璃珠1顆1，分布如圖：

筆者之所以將範圍僅限於墓葬的內棺中，是根據組玉佩作為隨葬品的性質、功能而決定的，首先左傳中寫到陽虎用「璵璠」為季平子斂屍，說明佩玉是作為

1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八嶺山馮家冢楚墓2011~2012年發掘簡報》，《文物》2015年第2期。

「斂屍」之用，一定會與墓主屍身放在一起。

其次，若隨葬玉器確為組玉佩，即是墓主生前所佩戴之物。

在考古發現中，隨葬玉飾若為「生器」，通常也會隨葬於墓主內棺中1。

第三，依據蔡慶良先生的說法，隨葬玉器中的圓嘴玉龍佩飾，在漢代墓葬中幾乎消失，原因則是因為玉料被用於加工玉衣片，製作玉衣2。

以此趨勢來看，戰國時期的隨葬玉器漸漸向漢代的「玉人」過渡，意味著隨葬玉器用於「斂屍」的功能日趨細緻和完整。

而這一切，均依託於墓主屍體本身。

基於以上原因，在將隨葬玉器視為組玉佩的參照材料前提下，筆者選擇將範圍劃定在內棺中。

以上材料皆選用楚墓中內棺保存完好者為例，從中可以看到上述所見墓主棺內組玉佩的放置由一定規律（需作說明的是，其中秦家山M2墓主頭下枕2件玉佩，隨葬2件玉璜；湖南澧縣M1棺內東首也為一件玉佩。

這兩者隨葬玉器的擺置與其他楚墓不同，而根據考古報告，二者葬制在其他方面也有特殊性，其族屬為中原或秦），如種類以璧、環、璜、帶鉤為主，墓主頭端均置有一件玉璧，內棺中不少玉飾是成對出現。

且在望山M2和九連墩M1發掘中有詳細描述，這些隨葬玉飾器身有小穿孔，尤其是九連墩M1中明確提到出土時串聯的絲帶已腐爛，這些均說明隨葬玉器是以組玉形式串聯。

但觀察上述不同等級墓葬的內棺隨葬玉器，我們也不難發現，不少內棺中動輒隨葬二十餘件玉器，且不少玉器如玉璧、玉環等直徑達20餘厘米，筆者以為內棺中的隨葬玉器是作為整套組玉佩飾的可能性極小。

若按照「君無故玉不去身」的說法，楚國貴族們日常生活或戰爭中佩戴如此重量級的一套玉飾，是不合情理的，且在戰國時期，一條長長的玉佩飾從腰間垂下，那麼有些內棺隨葬較多玉飾的，佩戴起來或將拖至地上。

其二，內棺中的隨葬玉器放置是有一定規律的，上文中已提到過，上述墓主頭向均朝東，墓主頭部或頭側均置有一塊大玉璧，大小程度通常蓋過人頭部，可以肯定的是，置於頭邊上的玉璧就絕非是組玉佩的一部分。

第三，有一些楚墓中墓主人身上附葬玉，葬玉通常為口含或手握、腳夾，秦家山M2還出有玉覆面。

葬玉多為象生器形，或模仿人的五官。

第四，筆者在上一章第三節中將楚墓中隨葬的玉龍佩飾初步推測為「琥」，蔡慶良先生將其稱之為圓嘴玉龍，並認為其制

1巫鴻：《「生器的概念與實踐」》，《文物》2010年第1期。

2蔡慶良：《試論器物學方法在玉器研究中的應用》，《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38頁。

作雖較為粗糙簡省，但並非隨意之作，而是工匠截取主要玉料用於製作雙身龍紋玉璧之後，將剩餘玉料稍加修整而完成的作品，因而造型千變，圓嘴玉龍乃是喪葬專用玉器1。

綜上觀察，筆者認為上述提到的數種隨葬玉器需與作為佩飾的組玉佩區分開，至於剩下的玉器是否為組玉佩，再無進一步的證據證明之前，因慎重待之。

至於隨葬玉器中是否含有組玉佩，筆者認為不排除部分墓葬隨葬組玉佩的可能，除去上文中引家臣陽虎以「璵璠」為季平子斂屍之例外，望山M2遣冊中記載到的「其佩：⋯⋯」也是明確證明了隨葬組玉佩的存在，但同時考古發掘者也發現，望山M2中僅內棺隨葬玉器數目就超過了遣冊記載中的佩玉數目，這一點也正說明瞭望山M2號墓中的隨葬玉器包括了組玉佩和喪葬專用玉器兩種。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發表時間：2016-05-01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