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楚國組玉佩研究 （完結）

第三節「佩取冠帶」之「取」

包山簡230中所提到的「思攻祝歸佩冠帶於南方」，「」是否為佩玉尚有爭議，且周代祭祀時將食物、玉器等獻給神靈十分常見，獻上「冠帶」卻極少見到。

何琳儀先生將「」釋為「取」，簡文「取」讀「緅」，引《說文新附》：「緅,帛青赤色也」。

又引《儀禮·士冠禮》中「爵弁服」，注「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1。

李家浩先生從「取」字說將「」字讀為「」,《玉篇·玉部》：「,玉名」2。

陳偉先生認為可能與「瑱」相類3，後二者均將此字釋為玉器名。

個人認為，在「佩」後加玉器名「」合稱作為一種佩玉，從楚簡用詞上來說是沒有問題的，但「」作為玉器名稱，不論是在楚墓或者是楚簡中都未曾有其他發現。

而何琳儀先生所釋「緅」字，則常見於楚墓遣冊中，如長台關1號楚墓遣冊中就有簡2-012雲「緅與素錦之縏囊二十又一。

緅與青錦之縏囊七。

」簡2-019「百善米，紫緅百囊，米屯緅」，此類記載頗多，不贅述4。

「緅」字義為黑里透紅的顏色或者該色的帛布，無論是顏色還是該種布料，從遣冊中可以知道它在楚人的喪葬中是常用的。

從簡文前後來看，「思攻祝歸佩冠帶於南方」,

1何琳儀：《包山竹簡選釋》，《江漢考古》1993年第4期，第62頁。

2李家浩：《包山祭禱簡研究》，《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頁。

3陳偉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第114頁。

4劉國勝：《楚喪葬簡牘集釋》，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5頁。

「冠帶」中「冠」即是帽子，「帶」究竟是指腰帶或是帽子上的系帶，尚未可知。

在楚人的祭祀文化中，也有這種類似的記載可作參考，《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

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

』弗致也。

」河神竟然向子玉索要他的玉纓弁帽，也就是說需要子玉以弁帽玉纓去獻給他。

參考《左傳》此例，包山簡230中的「冠帶」可以理解為帽子和纓帶，而何先生將「」字釋為「緅」，並引《儀禮·士冠禮》中「爵弁服」例，「緅」既然是可以做爵弁的材料，也可配纓飾（長台關1號楚墓遣冊簡2-010：一青緅纓組），正與《左傳》這段記載楚國子玉需獻給河神「瓊弁玉纓」相吻合。

所以此處釋為向南方神祭祀時獻以「佩、緅冠帶」，筆者認為更為合理。

結語

夏鼐先生曾提出將漢代玉器分為禮玉、葬玉、裝飾玉和美術品等四大類。

「所謂『葬玉』，是指那些專門為保存屍體而製造的隨葬玉器，而不是泛稱一切埋在墓中的玉器。

後者是隨葬物，但不算作葬玉。

葬玉一名『保存(屍體)玉』，在漢墓中頗為普遍，主要是四種：玉衣、玉塞、玉含（多作蟬形）和玉握（作璜形或豚形）。

」1 這一觀點確立了玉器的分類體系，並長期為玉器研究者所沿用。

那麼依據這種玉器分類體系，組玉佩應該歸為哪一類呢？以我們今日所能見到的各類材料來看，在周代組玉佩不僅作為裝飾用玉，同樣也可成為政治權力的象徵。

無論是祭祀、喪葬還是燕饗活動中，佩玉均十分常見，例如，《左傳》中記載到季平子佩「璵璠」行君事，「璵璠」乃是國君佩玉，這種行事及裝束即體現了他在魯國的地位儼然如君主；又楚國大夫王孫圉聘於晉，晉定公設宴招待，趙簡子則「鳴玉以相」；而在楚地出土的卜筮祭禱簡中，佩玉又常常被用來祭禱各種楚國神靈；同時，我們在楚國不同等級的墓葬中又可以看到各種用於斂屍的佩玉。

可以說，在周代「君無故玉不去身」並非虛言，佩玉涉及到了周代上層貴族主持的各種場合，因此筆者認為「佩玉」的意義、功能絕不僅僅是局限於一種分類。

相對應地，關於先秦組玉佩的材料來源也有多種。

傳世文獻中雖然有不少關於佩玉使用事例的記載，但對於佩玉的具體形制則沒有言及。

漢代以降，經學家們對先秦文獻中的佩玉加以闡釋甚至復原，但多屬於望文生義，所作出的結論與我們今日在各種考古材料中的先秦組玉佩相去甚遠。

而在結合考古材料分析組玉佩的研究道路上，前輩學者從佩玉的結構、配件、紋飾等各個方面進行了諸多嘗試，這些研究成果使我們對先秦組玉佩有了更多的了解，對於組玉佩的研究視角有了更多認識，同時我們也需要對相關研究思路和經驗進行反思：禮玉文化盛行於周代，周代墓葬中隨葬有豐富且大量的玉器，這些玉器的功能是什麼？它們是否能與文獻中的各種玉器名稱相對應？我們又應當如何定位這些玉器？只有在清楚地分析這些材料之後，我們才能判斷是否應將它們視為組玉佩的參照材料。

1夏鼐：《漢代的玉器——漢代玉器中傳統的延續和變化》，《考古學報》1983年第2期。

筆者以此思路分別對文獻材料、出土玉器、隨葬木俑進行了分析，最終認為楚墓中的隨葬玉器尚且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其為組玉佩，隨葬玉器與組玉佩的劃分標準也不甚清楚。

同時，楚墓中出土的幾座隨葬木俑，也是身份各異，甚至可能帶有宗教文化的色彩，並非代表現實生活中的楚國貴族形象，因此彩繪木俑身上的佩玉造型也需謹慎對待。

雖然我們最終未能確定佩玉的具體結構與形制，但通過對各種材料的分析，我們對材料性質的認識更加深化，對佩玉材料的甄選標準也更加具體化。

同時，筆者在研究過程中也感受到，關於組玉佩的問題隨著分析的深入源源不斷，需要我們去進一步地挖掘。

例如，除了以藝術史、考古學及文獻學的視角看待組玉佩外，組玉佩各個部件的工藝、取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重要問題。

我們在先秦墓葬中所看到的各種玉器造型和紋飾，經學者分析是與玉料的選取與考量分不開，這一點也解釋了為何《禮記》 及其註疏中對於不同的玉器還有等級劃分。

另外，楚墓中隨葬的大量玉器，其玉料來源又是出於何處？據考證，戰國時期不同的玉器及其紋飾分布於不同等級的墓葬以及不同的地區，因此玉器質地和玉料的鑑定對於分析戰國時期楚國玉資源的來源及其交通路線、玉石資源的控制權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我們在分析文獻材料的過程中也不免產生疑問，為何先秦時期的組玉佩稀見於漢代，以至於漢代學者對於先秦組玉佩知之甚少？這是否意味著在戰國秦漢之際的動盪中，佩玉制度經歷了巨大的變革？筆者認為這一變動可能與本文第二章在分析佩玉系帶時提到的佩綬與印璽興起有關。

作為君子德行象徵而存在的佩玉制度，於時局動盪的戰國秦漢之際未免過於繁瑣不便，在禮崩樂壞的大背景下勢必難以保留。

其次，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也日趨細密，佩戴代表不同職事的印璽符合社會分化日益複雜化的趨勢，而印璽與 「事佩」同樣象徵職事，但印璽的材質選擇廣泛，相較於玉器則容易普及得多。

在解釋這個問題的基礎上，我們也對周代組玉佩流行變化有了大致的了解：西周時期，組玉佩的造型較為單一，是由多件玉璜串聯而成的項上佩飾。

春秋時期，五霸迭興，戰亂不斷，於是佩韍制度被廢，人們將系韍上的絲帶系上佩玉，組玉佩從項上繫結轉移到了胸腹。

在秦朝時，佩玉亦被廢，但系璲被保留下來，進而與組帶相結，或繫結印璽。

到了漢代，先秦時期的組玉佩風尚已是罕見，禮學家們通過

對經書的闡釋重新整理了佩玉制度，極大地影響了漢代以後的佩玉風格。

附表

戰國時期楚地墓葬隨葬玉器統計表1：

一、第一等級：暫缺。

但被考古界推斷為王一級墓葬的熊家冢和馮家冢，其殉葬墓均被發掘，出土了不少玉璜。

1郭德維將楚墓等級分為「楚王墓」、「封君或上大夫墓」、「下大夫墓」、「士」、「庶民墓」。

詳見郭德維：《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2頁。

2需作說明的是，截止2007年底，已發掘了熊家冢主墓南邊的35座殉葬墓，隨葬器物以組玉佩為主，但公開的殉葬墓資料僅有PM1號墓。

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年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第4期。

3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八嶺山馮家冢楚墓2011~2012年發掘簡報》,《文物》2015年第2期。

4鄭元日：《臨澧九里雙峰包商包大墓發掘簡報》，《湖南考古輯刊》，1994年。

5荊州市博物館：《湖北省荊州市天星觀二號墓發掘簡報》，《文物》2001年第9期。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

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3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4安徽省文物工作隊：《安徽長豐楊公發掘九座戰國墓》，《考古學集刊·第二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5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

6餘秀翠：《湖北枝江姚家港楚墓第四次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10期。

7湖北省博物館發掘小組等：《湖北江陵拍馬山楚墓發掘簡報》，《考古》1973年第3期。

8姜濤：《河南省葉縣舊縣1號墓的清理》，《華夏考古》1988年第3期。

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10湖北省博物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

1王明欽：《湖北荊州秦家山二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99年第4期。

2荊州市博物館：《湖北省荊州市天星觀二號墓發掘簡報》，《文物》2001年第9期。

3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院牆灣一號楚墓》，《文物》2008年第4期。

4李桃元、劉志軍：《湖北丹江口市吉家院墓地的清理》，《考古》2000年第8期。

5李德文等：《安徽六安市白鷺洲戰國墓M566的發掘》，《考古》2012年第5期。

6湖南省博物館：《湖南澧縣新洲一號墓發掘簡報》，《考古》1988年第5期。

7曹桂岑、張玉石：《河南淮陽平糧台十六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10期。

8駐馬店地區文化局等：《河南正陽蘇莊楚墓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88年第2期。

9安徽省文物工作隊：《安徽長豐楊公發掘九座戰國墓》，《考古學集刊·第二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第五等級：庶民墓葬中隨葬玉器較少，尚未發現玉璜。

1周群等：《安徽蚌埠市雙墩三號戰國墓》，《考古》2010年第9期。

2湖北省宜昌地區博物館等：《當陽趙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

3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

4湖北省荊州博物館：《棗林崗與堆金台—荊江大堤荊州馬山段考古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99年。

5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

6劉森淼等：《武漢市漢陽縣熊家嶺楚墓》，《考古》1988年第12期。

7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

8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9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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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收入氏著《中國方術續考》（附錄四），東方出版社，2000年。

［17］ 李思純：《學海片鱗錄·一三、周秦婦女以玉塞耳垂珠漢以後穿耳垂環》，《文史》1963年第3期。

［18］ 李秀萍：《西周虢國君王七國聯珠組玉佩》，《收藏家》2000年第2期。

［19］ 李學勤：《〈周禮〉玉器與先秦禮玉的源流——說裸玉》，《東亞玉器》第1卷，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1998年，第34-36頁。

［20］ 李學勤：《釋戰國玉璜箋銘》，載《於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後收入氏著《四海尋珍》，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74-277頁。

［21］ 李躍：《由組玉佩淺談西周的用玉風格》，《南方文物》2002年第2期。

［22］ 連劭名：《甲骨文「玉」及相關問題》，載《出土文獻研究》第一輯，文物出版社，1985年。

［23］ 劉雨：《信陽楚簡釋文與考釋》，《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35頁。

［24］ 曲石：《楚玉研究》，《江漢考古》1990年第3期。

［25］ 邵晨霞：《我國古代佩綬服飾的演變》，《東南文化》2013年第5期。

［26］ 孫機：《周代的組玉佩》，《文物》1998年第4期。

［27］ 孫慶偉：《〈左傳〉所見用玉事例研究》，《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28］ 孫慶偉：《兩周「佩玉」考》，《文物》1996年第9期。

［29］ 孫慶偉：《周代祭祀及其用玉三題》，《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

［30］ 唐蘭：《毛公鼎「朱韍、蔥衡、玉環、玉瑹」新解——駁漢人「蔥珩佩玉」說》，原載《光明日報》1961年5月9日，後收入溫儒敏主編：《百年學術——北京大學中文系名家文存（語言文獻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54頁。

［31］ 王宇信：《殷人寶玉、用玉及對玉文化研究的幾點啟示》，《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2］ 魏彪：《楚國玉器特點的初步研究》，《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

［33］ 聞廣、荊志淳：《灃西西周玉器地質考古學研究》，《考古學報》1993年第2期。

［34］ 吳棠海：《春秋玉器概論》，收入氏著《中華文物五千年集刊·玉器篇四》，故宮博物院，1995年，第127頁。

［35］ 武曉穎：《淺析西周貴族階級的「命服」制度》，《華章》2011年第4期。

［36］ 夏鼐：《商代玉器的分類、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37］ 謝宏雯：《佩玉繽紛——三國至明代組玉佩源流考》，《文物春秋》2012年第1期。

［38］ 楊華：《楚地水神研究》，《江漢論壇》2007年第8期。

［39］ 楊建芳：《春秋玉器及其分期——中國古玉斷代研究之四》，《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學報》卷18，1986年。

［40］ 楊建芳：《耳飾玦的起源、演變與分布: 文化傳播及地區化的一個實例》，收入氏著《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台灣：眾志美術出版社，2001年，第139-144頁。

［41］ 楊建芳：《近三十年中國古玉之發現與研究》，載《文物考古論叢——敏求精舍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香港敏求精舍·兩木出版社，1995年，第177-200頁。

［42］ 楊建芳：《西周玉器分期初探——中國古玉斷代研究之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學報》卷17，1986年。

［43］ 楊建芳：《戰國玉龍佩的分期——兼論曾侯墓的年代問題》，《江漢考古》1985年第2期。

［44］ 葉舒憲：《論四重證據法的證據間性——以西漢竇氏墓玉組佩神話圖像解讀為例》，《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

［45］ 俞偉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1期；《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中），《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2期；《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1期。

［46］ 于成龍：《關於戰國楚簡中「禮玉」、「佩玉」的幾個問題》，收入楊伯達主編：《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四編·下》，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710頁。

［47］ 于成龍：《戰國新蔡葛陵楚簡中的「享玉」制度》，《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4期。

［48］ 張昌平：《曾侯乙墓玉器的改制》，《中國歷史文物》2008年第1期。

［49］ 張得水：《史前玉禮器的起源與發展》，《東南文化》2000年第11期。

［50］ 張偉：《〈周禮〉中玉禮器考辨》，《西部考古》第5輯，三秦出版社，2011年。

［51］ 周法高：《讀〈戰國行氣玉銘考釋〉》，《大陸雜誌》第68卷第2期，1984年。

［52］ [日]松崤權子著，陳洪譯：《關於戰國時期楚國的木俑與鎮墓獸》，《文博》1995年第1期。

四、未刊學位論文

［1］ 蔡麗利：《楚卜筮簡綜合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

［2］ 陳曉明：《〈周禮〉祭祀用玉考》，四川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3］ 多麗梅：《中國古代組玉佩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4］ 賀占哲：《分水嶺出土玉器製作工藝分析》，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5］ 林巧羚：《江蘇徐州楚王陵出土玉器研究——探討漢代用玉及物質觀念的轉變》，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

［6］ 饒玉哲：《楚簡所見祭祀制度研究》，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

［7］ 石榮傳：《三代至兩漢玉器分期及用玉制度研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

［8］ 王明欽：《湖北江陵天星觀楚簡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89年。

［9］ 楊小博：《東周楚地玉器的分類、分期、分區與用玉制度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文章來源：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發表時間：2016-05-01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