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周時期單體龍形玉器的形制探討——以「中原式」為重點（上）

摘要

本文的主體框架由緒論，正文及結論三部分組成。

在緒論部分，一方面對東

周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現狀進行梳理，另一方面對本文的研究內容、目標及相關概念進行闡述，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和

「中原」地區出土的東周時期單體龍形玉器進行形制的分類、對比與分析，嘗試界定「楚式」與「中原式」單體龍形玉器的形態，以明晰「中原式」單體龍形玉器的形態

與特徵。

第一章的內容是從時代與地域兩個視角對出土的東周時期單體龍形玉器的

墓葬進行梳理與分析，以歸納出墓葬的地點，形制，等級，是否被盜擾，隨葬品的數量及類別，單體龍形玉器的數量、形制及出土位置，墓主人的身份等級及性別，墓葬時代等相關問題。

第二章從宏觀的層面對所收集到的東周時期的單體龍形玉器進行形制的分

類，將其分為三個大的類型，分別是條帶形、曲折形及形制特殊者。

其後又依據自個的分類標準進行了更為細緻的分類。

其中條帶形依龍首形態分為俯首與回首兩類，其下有各分簡單與複雜兩小類。

曲折形則分複雜曲折形與簡單曲折形兩類，

而簡單曲折形下又分扁平形與高寬形兩類。

第三章從微觀的層面對所搜集到的東周時期的單體龍形玉器進行了形制的

探討。

集中討論了五個問題

:東周各個分期單體龍形玉器的特點；不同嘴部形態的探討；典型類型形制的探討；單體龍形玉器紋飾的探討；其他地區墓葬出土單體龍形玉器的探討。

第四章討論了與單體龍形玉器相關的三個問題:

東周單體龍形玉器形制的溯源與影響；單體龍形玉器的功用；單體龍形玉器的使用所反映的社會狀況。

在以上探討的基礎上，通過對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與「中原」地區單體龍形

玉器的對比分析，本文的結論部分對「中原式」單體龍形玉器有一個相對明晰的界定。

關鍵詞:東周；出土玉器；單體龍形玉器；「中原」式

緒論

國人自古對玉如痴如醉，「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同樣，國人又對「龍」這種神幻動物情有獨鍾，自稱龍的傳人，視龍為中華民族的圖騰。

現在看來，在上古時代，已經有玉與龍相結合的先例，如紅山文化的玉豬龍、C形龍。

而玉與龍相結合的最高峰則非東周時期的單體龍形玉器莫屬，她既不同於前代的古樸素雅，又不同於後世的繁複縟雜，形制多樣，最能體現中國龍的動態、氣勢與力量。

對單體龍形玉器的喜愛，增加了人們對單體龍形玉器關注，也促進了對單體龍形玉器，尤其是單體龍形玉器的相關研究。

從古至今，對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從未間歇。

一、東周單體龍形玉器研究現狀

能力所限，沒有對國外的研究做相關的搜集和整理，暫不論述。

在此，僅論述目前國內的研究狀況。

依目前的資料看，針對東周單體龍形玉器的相關研究還相對較少，其相關的專著和論文數量都不多。

但是，在一些研究周代玉器，古代單體龍形玉器的著作和文章中，會有對東周單體龍形玉器的涉及。

這些資料雖然零散，但對後續的研究打下了基礎，提供了借鑑。

當前對東周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基本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以1948年郭寶鈞先生《古玉新詮》一文的發表為分水嶺①。

前一階段基本以傳統金石學為基礎進行研究，後一階段則以現代考古學為基礎進行研究。

（一）以金石學為基礎進行研究的階段此階段對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以著錄與釋義為主。

最早對「龍」與「瓏」進行釋義的是許慎，「龍」在其《說文解字》中記「鱗蟲之長。

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

從肉，飛之形，童省聲。

」。

「瓏」則記「禱旱玉。

龍文。

從玉從龍，龍亦聲」。

最早著錄東周單體龍形玉器是在清代，吳大澂的《古玉圖考》一書收錄4件龍（虬）紋佩，並配有圖片，其中1件筆者認為是東周時期的單體龍形玉器。

①孫慶偉：《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頁。

進入民國之後，對東周單體龍形飾的著錄有所增加。

李鳳廷的《玉雅》一書收錄龍佩圖12幅，瓏及龍（瓏）環圖8幅，其中2幅圖為東周單體龍形玉器，並標明為秦州出土。

黃濬的《古玉圖錄初集》一書收錄與龍形佩飾有關圖版（含照片、拓片、線圖等）21幅，其中11幅為東周時期的單體龍形玉器。

黃濬著錄的另一本《衡齋藏見古玉圖》一書收錄與龍形佩飾有關圖版（含照片、拓片、線圖等）11幅，其中4幅為東周時期單體龍形飾。

但是黃氏兩書均無器名及文字說明。

霍明志的《達古齋博物匯志》一書收錄東周單體龍形玉器圖版1幅（似與《古玉圖考》為同一圖），定名為「佩」。

其中對「瓏」的釋義採用《說文解字》的內容，並添加了形制的描述。

陳大年的《陳大年所藏古玉石器琉璃器出品說明書》中對「大瓏用途」亦採用許說。

（二）以考古學為基礎進行研究的階段現代考古學的傳入，為東周時期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提供的新的方法。

在以考古學為基礎進行研究的階段，對東周時期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則要分為兩個時期，中間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為分界①。

在1948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時期，由於發現東周時期的墓葬較少，出土單體龍形玉器的數量亦為有限。

因此這一時期內，對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主要是考古工作者在進行，研究成果集中於考古報告之中，研究內容也多為形狀的描述與簡單的分類。

此時期內，比較重要的考古發現有：1950年～1952年在輝縣境內進行了三次考古發掘②，出土了3件單體龍形玉器。

1954年～1955年在洛陽中州路（西工段）③進行考古發掘，可以明確的出土單體龍形玉器有4件，並伴隨數十件件小型龍形玉片的出土。

1957年在信陽楚墓④的發掘中出土單體龍形玉器4件。

1959年～1961年在山西長治分水嶺戰國墓葬⑤中出土十餘件單體龍形玉器。

1974年對三汲鄉中山王墓及其隨葬墓⑥進行考古發掘，出土單體龍形玉器數百件。

1977年～1978年，在對魯國故城墓葬⑦的發掘中出土單體龍形玉器14件。

1978年對曾侯乙墓⑧進行了發掘，出土單體龍形玉器12件。

1979年～1980年發掘淮陽平糧台戰國墓葬，於十六號墓⑨出土單體龍形玉器11件。

①孫慶偉：《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頁。

②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輝縣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6年。

③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中州路（西工段）》，科學出版社，1959年。

④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⑤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邊成修、葉學明、沈振中:《山西長治分水嶺戰國墓第二次發掘》，《考古》，1964年第3期。

⑥河北省文物考古所:《舋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⑦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濟寧地區文物組、曲阜縣文管會:《曲阜魯國故城》，齊魯書社，1982年。

⑧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陽縣文物保管所，曹桂岑、張玉石:《河南淮陽平糧台十六號楚墓發掘簡報》，《文物 》，1984年第10期。

以上的考古報告中，多數都有單體龍形玉器的詳細記錄，如單體龍形玉器數量，出土位置，具體形制、紋飾、尺寸等相關信息。

有些報告也有對單體龍形玉器的簡單分類。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隨著國內改革的繼續推進，國家的經濟及文化事業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更多的地區得到開發，也使得更多的墓葬得到了發掘，同時也出土了更多的單體龍形玉器。

這一時期內，重要的考古發現有：1988年發掘晉侯趙卿墓①，出 土 單體龍形玉器16件。

1992年發掘洛陽中州中路C1M 3750②，出土 單體龍形玉器7件，並有數件小玉片出土。

1996年發掘洛陽唐宮路小學C1M 5560戰國墓③，出土 單體龍形玉器14件。

2001年在山西侯馬西高東周祭祀遺址④中出土單體龍形玉器30餘件。

2002年發掘的九連墩1、2號楚墓⑤，可明確的出土單體龍形玉器有15件。

2005年以來，在對熊家冢墓地⑥的發掘過程中，陸續出土單體龍形玉器30餘件。

以上的考古發現都有考古簡報或考古報告出版。

簡報或報告中既有單體龍形玉器的相關研究，也為後續單體龍形玉器的其他研究打下了基礎。

隨著單體龍形玉器的持續發現，數量的積累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引起了更多專家學者的關注。

這一時期對於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人員也不再局限於考古工作者，更多的專家學者乃至學生都開始參與進來。

研究的成果多以論文的形式呈現，但是單獨研究單體龍形玉器的論文還相對較少，更多的是夾雜於東周玉器或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之中。

東周時期的單體龍形玉器僅是其中一章節內容，所占比例有重有輕。

研究的內容也不再局限於形狀的描述與簡單的分類，開始關注單體龍形玉器的分區、分期、分類，乃至形制紋飾的等方面。

對東周單體龍形玉器分區的研究，以楊建芳的研究最為系統，其有專論東周單體龍形玉器分區的文章。

而對東周單體龍形玉器分期的研究更多的是散見於東周玉器分區的研究之中。

楊建芳⑦，曲石⑧，張茵凝⑨，王喆、熊兆飛⑩等主要是對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的玉器進行了

①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陶正剛、侯毅、渠川福:《太原晉國趙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②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市中州中路東周墓》，《文物》，1995年第8期。

③洛陽市文物工作隊，黃吉博:《洛陽唐宮路小學C1M5560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2004年第7期。

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山西侯馬西高東周祭祀遺址》，《文物》，2003年第8期。

⑤胡雅麗:《九連墩1、2號墓綜述》，湖北省博物館編《九連墩: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大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

又見：胡雅麗、王紅星:《九連墩楚墓出土玉器綜述》，中華玉文化中心、中華玉文化工作委員會編《玉魂國魄——湖北棗陽九連墩楚墓玉器特展》，浙江攝影出版社，2015年12月。

⑥荊州博物館，彭軍、王家政、王莉、金陵、王明欽、楊開勇、丁家元、趙曉斌:《湖北荊州熊家冢墓地2006～2007年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第4期。

又見：荊州博物館；張緒球:《荊州楚王陵園出土玉器精粹》，眾志美術出版社，2015年。

⑦楊建芳：《楚式單體龍形玉器佩——楚式玉雕系列之一》，《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2001年。

⑧曲石：《楚玉研究》，《江漢考古》，1990年第3期，第63頁～第77頁。

⑨張茵凝：《楚文化單體龍形玉器形態探究》，《中國文物報》，2010年10月15日第6版。

⑩王喆、熊兆飛：《春秋戰國時期楚國龍形玉器紋樣造型研究》，《設計藝術研究》，2015年第3期，第106頁～第114頁。

研究。

黃詩卉①對吳越地區的玉器進行了考察。

徐暘②對洛陽地區的出土玉器進行了考察。

對東周單體龍形玉器分期斷代的研究，主要有楊建芳③，郭立新④，胡葳、狄敬如⑤。

楊建芳把東周單體龍形玉器先分式，後分期，共分為了4期。

郭立新則是對東周玉器進行分期，其中後兩期中涉及有單體龍形玉器。

胡葳、狄敬如則是對湖北荊州熊家冢墓地出土的單體龍形玉器進行了簡單的分期。

對東周單體龍形玉器分類的研究，主要有楊建芳⑥，丁哲⑦，楊小博⑧，徐暘⑨，胡葳、狄敬如⑩等。

其中楊建芳、丁哲是針對東周時期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分類較為詳細。

其他文章則在東周玉器的研究中對單體龍形玉器有所涉及，所以分類不甚詳細。

胡葳、狄敬如則是對湖北荊州熊家冢墓地出土的單體龍形玉器進行了簡單的分類。

對東周單體龍形玉器形制及紋飾的研究，主要有古方11，趙劍平12，蔡霞13，邱向軍14，郝顏飛15等。

其均是把東周單體龍形玉器放入古代社會整個單體龍形玉器發展的歷史時期中考察其形制與紋飾，對細節的把握較少。

此外，王喆、熊兆飛16，褚馨17等，則主要對東周時期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的單體龍形玉器進行了考察，對其他地區則沒有涉及。

從以上簡要的概述來看，東周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現狀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一手資料豐富，考古簡報及報告的發表，為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提供了基礎。

其次，諸多論文均是地域性的研究，缺乏綜合的考慮，尤其是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較多，

①黃詩卉：《春秋戰國時期吳越玉器的影響因素》，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②徐暘：《洛陽東周墓葬出土玉器初步研究》，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③楊建芳：《戰國單體龍形玉器佩分期研究——兼論隨縣曾侯乙墓年代》，江漢考古，1985年底2期，第5頁～第8頁。

④郭立新：《東周玉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98年第3期，第48頁～第57頁。

⑤胡葳、狄敬如：《湖北荊州熊家冢戰國單體龍形玉器佩考》，《科教導刊》，2011年第7期，第249頁～第250頁。

⑥楊建芳：《戰國單體龍形玉器佩分期研究——兼論隨縣曾侯乙墓年代》，江漢考古，1985年第2期，第5頁～第8頁。

⑦丁哲：《東周單體單體龍形玉器佩初步研究》，《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8月第34卷第8期，第11頁～16頁。

⑧楊小博：《東周楚地玉器的分類、分期、分區和用玉制度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⑨徐暘：《洛陽東周墓葬出土玉器初步研究》，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⑩胡葳、狄敬如：《湖北荊州熊家冢戰國單體龍形玉器佩考》，《科教導刊》，2011年第7期，第249頁～第250頁。

11古方：《高古單體龍形玉器紋的發展與演變》，《收藏》，2012年第1期，第30頁～37頁。

古方：《解析歷代單體龍形玉器紋的演變》，《藝術市場》，2012年第17期，第76頁～第79頁。

12趙劍平：《古代單體龍形玉器紋飾造型的演變》，《東方博物》，2003年。

13蔡霞：《古龍紋玉器鑑賞》，《文物鑑定與鑑賞》，2012年第8期，第42頁～第47頁。

14邱向軍：《簡析玉器龍紋的發展軌跡》，《中原文物》，2013年第2期，第101頁～第108頁。

15郝顏飛：《龍形玉器的前世與今生》，《收藏界》，2012年第11期，第29頁～第33頁。

16王喆、熊兆飛：《春秋戰國時期楚國龍形玉器紋樣造型研究》，《設計藝術研究》，2015年第3期，第106頁～第114頁。

17褚馨：《戰國S形龍佩的思考》，《中國歷史文物》，2010年第2期，第34頁～第41頁。

而其他地區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相對薄弱，幾乎不見地區之間單體龍形玉器碰撞與交流的相關研究。

再次，對東周單體龍形玉器分期的研究過於寬泛，諸多論文均是以一個朝代為時間段的進行分析，更為詳細的時代分期較為缺乏。

然後，對單體龍形玉器分類的研究還較少，分類標準還較為模糊，沒有達成共識。

最後，對東周時期單體龍形玉器形制與紋飾的研究還較為欠缺，對單體龍形玉器形制的考察，時代範圍太大，缺乏東周詳細分期時間段內的考察，在紋飾研究上也是如此。

二、本文研究內容、目標及相關概念的說明

（一）本文的研究內容及目標

本文以出土的單體龍形玉器作研究對象，把時代限定在東周時期內，地域上主要以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和「中原」兩大地區為主，對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與「中原」這兩大地區墓葬中出土的單體龍形玉器進行形制的分類、對比、分析和探討，以期弄清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與「中原」這兩大地區單體龍形玉器的差別及其演變的規律，繼而討論兩地單體龍形玉器之間是否有聯繫，何種單體龍形玉器是「中原式」的問題。

（二）選題背景、意義及創新點

1、選題背景本文把東周時期的單體龍形玉器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一方面是因為東周時期的單體龍形玉器與其他時期有很大的不同，其在商與西周單體龍形玉器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形成了自身的風格特點，在其之後又繼續了影響秦漢時期的單體龍形玉器，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為東周時期「禮崩樂壞」，列國紛爭，各地區之間相互閉塞但又有聯繫，使此段時期內各地區的單體龍形玉器既具有共同性又各自具有本地域特點。

此外，古人乃至今人都對玉、佩玉如痴如醉，「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龍形玉器是佩玉中最常出現的一種，而單體龍形玉器又是龍形玉器中最基本的形態。

中國人自稱龍的傳人，對「龍」這種神幻動物情有獨鍾。

可以說東周時期的單體龍形玉器是玉與龍相結合的最高峰。

而目前針對東周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還較少。

凡此種種，都是本文把東周時期出土的單體龍形玉器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

2、選題意義

本文選題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理論意義。

通過對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與「中原」這兩大地區墓葬中出土的單體龍形玉器進行形制的分類、對比、分析和探討，同時又結合其他地區出土的單體龍形玉器進行對比與驗證，可以辨別清楚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與「中原」這兩大地區單體龍形玉器之間的差別，能夠明晰何種單體龍形玉器是「中原式」的單體龍形玉器，「中原式」單體龍形玉器有何特點，為此後的相關研究做好基礎與鋪墊。

第二個方面是實踐意義。

通過對單體龍形玉器形制的探討，基本可以劃分出各式單體龍形玉器的具體時代，據此可以輔佐驗證出土有單體龍形玉器墓葬年代的判斷。

此外，對出土的單體龍形玉器的討論，也將有助於對傳世單體龍形玉器的鑑定、辨偽與斷代。

3、本文的創新點在總結借鑑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本文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目前針對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更多的是進行形制的分類。

本文在形制分類的基礎上進行形制的探討，進一步闡述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與「中原」兩地之間的差別與聯繫，最終解決「中原式」單體龍形玉器形制的問題。

第二個方面：目前對單體龍形玉器討論較多的是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的單體龍形玉器，對「中原」地區與其他地區出土單體龍形玉器的討論則相對較少，對地域之間的交流問題重視不夠。

本文在兼顧討論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單體龍形玉器的同時對其他地區，尤其是「中原」地區的單體龍形玉器做了分類與討論，並重點論述了「中原」與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兩地之間單體龍形玉器交流的問題。

第三個方面：在對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及「中原」地區出土單體龍形玉器進行橫向對比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對某一具體的形制也進行了時間軸上的討論，明晰了其縱向的變遷。

此外，也總結出東周各個分期單體龍形玉器的特點。

第四個方面：本文從類型學的角度探討了東周出土單體龍形玉器的形制問題，建立的相對完整的時代發展序列，總結出較有特點的地域特色。

這對以後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借鑑。

同時也將很好的輔助相關墓葬的斷代。

此外還將有助於傳世玉器的鑑定。

（三）時空框架的界定

對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在時間上，本文限定在東周時期內。

東周始於周平王東遷洛邑的公元前770年，結束於秦國滅齊國的公元前221年，這段時期是沒有爭議的。

但是東周又分為春秋與戰國前後兩個時間段，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年份是在何年，說法不一。

《史記·六國年表》始於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是戰國時代的開始；《資治通鑑》始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周室承認韓趙魏三家為諸侯的這一年是戰國時代的開始；又有周定王十六年，即公元前453年韓趙魏滅知氏形成三家分晉之勢的這一年開始①。

今史學界一般採用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作為戰國時代的開始，且多

①譚其驤:《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年，第15頁。

數量或僅有文字描述，並無相關圖錄，而在其他出處亦未有相關圖片。

針對這一部分單體龍形玉器及墓葬，本文不作論述，亦不計入統計。

此外，在一些著作、論文或圖錄中有單體龍形玉器的相關描述（僅有文字或僅有圖片，以圖片為多），但筆者並未找到與其相關的考古簡報或報告等一手資料。

因此也缺乏對出土這些單體龍形玉器墓葬的形制、年代、單體龍形玉器共存器物及墓主身份的認識。

針對這一部分資料，本文一般不作論述或僅有部分討論。

有部分簡報或報告中記錄有單體龍形玉器的總數，但是在相關詳細敘述中單體龍形玉器的數量相加與總數不符（此種情況數量不多），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樣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僅把標本做了詳細敘述，非標本直接省略且未說明具體形制）。

在本文出土單體龍形玉器墓葬概述中，數量與考古簡報或報告中總數保持一致。

在本文單體龍形玉器的形制分析探討中，數量與考古簡報或報告中詳細敘述中單體龍形玉器的數量相一致。

由於不同的考古簡報或報告對於器物編號有些許不同，對於形制相同的2件器物，有的簡報或報告給出1個編號，有的簡報或報告則給出2個編號，為保持一致性，在後續的討論中統一以1個編號或標本器物的編號代表形制相同的1件或多件器物。

2. 單體龍形玉器年代的判斷

晚期墓葬可能出早期遺物，尤其是晚期大墓出早期遺物的情況更是多見，即使是在同一時代這個問題也不可避免。

如何斷定一件單體龍形玉器的具體年代，是一個難題，也是本文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單體龍形玉器最主要的功用是佩飾，是隨身之物，與彝器等有很大不同，出現「子子孫孫永寶用」情況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並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因而，對單體龍形玉器的初步斷代主要是依據墓葬的年代進行判定，有特殊情況的會特別說明。

3. 其他問題

在對單體龍形玉器的描述中，有文字形式的，有圖片形式的。

圖片還包含有線圖、拓片、黑白圖版及彩版等多種形式，其對器物宏觀層面（如形制）的探討影響不大，但是對器物微觀層面（如紋飾）的探討則影響較大。

其與實物相比，給人的直觀感覺還是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在本文的討論中，對單體龍形玉器紋飾等微觀層面的討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與實物會有所出入，在不確定的方面則不過多的討論。

在單體龍形玉器形制的敘述上，文中「東周出土單體龍形玉器墓葬概述」一章與「東周單體龍形玉器形制分類」一章所使用的詞彙有所不同，但有一定的對應關係。

如彎曲形一般對應的是條帶形，捲曲形一般對應的是簡單曲折形，而蜷曲形一般對應的是複雜曲折形。

第一章 東周單體龍形玉器墓葬概述

本章對出土單體龍形玉器的墓葬按地域、時代進行歸納和分析，內容主要包括墓葬所在的地點[ 統一具體到縣（區、縣級市）一級 ]，墓葬的形制、等級，墓葬是否曾被盜擾，隨葬品的數量及種類，單體龍形玉器的數量、形制和出土位置，墓主人的身份、性別，墓葬的時代等相關方面。

以對後面問題的討論和解決打下基礎。

對於典型的墓葬亦作特別說明。

由於不同地區出土單體龍形玉器的數量有所不同，出土單體龍形玉器較多的地區主要是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及「中原」地區。

此外，目前學界對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單體龍形玉器的研究較多，對其認識也相對較為深入，而對「中原」單體龍形玉器的認識則相對薄弱。

因而在地域的劃分上，先論述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後論述「中原」。

如緒論中所言，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主要指今天的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及安徽中西部地區，「中原」主要指今天的洛陽地區及山西中南部及河南中西部地區（河北部分地區）。

其他地區出土有單體龍形玉器的墓葬相對較少，出土單體龍形玉器的數量亦相對較少（舋墓除外），因而其他地區出土單體龍形玉器的墓葬按照地域（當今省級行政區劃的分區）歸為一類。

在時代的劃分上，由於春秋早期及春秋中期的墓葬並無出土特徵明顯的東周時期的單體龍形玉器（個別墓葬出土有單體龍形玉器，但有明顯的西周風格），僅在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出土有東周時期的單體龍形玉器，因而此研究中春秋時期僅包含春秋晚期一段。

戰國時期出土單體龍形玉器的墓葬較多，時間跨度較大（從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且該時期出土的單體龍形玉器數量較多、形制多樣，不同時期內出土的單體龍形玉器又各具特點。

因此把戰國時期分為戰國早期、戰國中期及戰國晚期三期進行討論，每期九十年左右。

一、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

（一）春秋時期1、春秋晚期春秋晚期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出土單體龍形玉器的墓葬有3座（6件），分別是壽縣蔡侯墓①，淅川徐家嶺三號墓①，當陽趙家湖楚墓YM3②。

①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科學出版社，1956年。

壽縣蔡侯墓位於安徽省淮南市壽縣，是一座近正方形的豎井土坑墓。

墓葬南北長8. 46米，東西寬7.1米，深3. 35米。

該墓未被盜擾。

墓內出土遺物經初步整理有584件，有青銅器、玉器、金飾及骨器，其中玉器有51件。

出土單體龍形玉器有2件，呈回首匍匐狀。

通過墓中銅器上的銘文確定為蔡侯之墓。

墓葬年代為春秋晚期，亦即公元前五世紀前半期。

淅川徐家嶺三號墓位於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是一座長方形豎穴土坑木槨墓。

現存墓口東西長10.6米、南北寬9.7米；墓底東西長6.2米、南北寬4.7米；墓深6.7米。

墓底四周有熟土二層台。

葬具全部腐朽，從殘留痕跡看應為一槨三棺。

墓葬東北部被盜。

隨葬品共計有1713件，有銅器、玉石器及骨管、鹿角等。

玉、石器有1027件，玉器出於墓主身上及周邊。

出土龍形玉佩有3件，位於墓主人的骨盆上。

其中2件為一塊玉料鋸開而成，大小、形制相近，呈俯首彎曲狀。

另一件僅殘存前半部，呈回首彎曲狀。

從墓葬形制、規模和隨葬器物的情況看，墓主應為楚國高級貴族。

隨葬有車馬器和兵器，墓葬為男性。

通過墓葬中銅鼎等銅器與和尚嶺M1、曾侯乙墓等墓葬的對比，推斷墓葬的年代應為春秋晚期。

當陽趙家湖楚墓YM3位於湖北省宜昌市當陽市，是一座豎穴土坑墓。

墓口長4. 82米、寬2. 82米；墓底長3. 17米、寬2. 15米；深1. 52米。

葬具為一槨一棺。

該墓曾被盜擾。

隨葬器物有陶器，玉器。

出土單體龍形玉器1件，呈回首彎曲狀。

推斷該墓的年代東周時期。

看該單體龍形玉器的形制及紋飾，當為春秋晚期③。

（二）戰國時期

1、戰國早期戰國早期楚國及其附屬國地區出土單體龍形玉器的墓葬有6座（23件），分別是固始侯古堆一號墓④，信陽楚墓一號墓⑤，河南省葉縣舊縣1號墓⑥，淅川徐家嶺十號墓⑦，湖北省江陵葛陂寺34號墓⑧，曾侯乙墓①。

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②湖北省宜昌地區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系:《當陽趙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③楊建芳:《楚式單體龍形玉器佩（上）——楚式玉雕系列之一》，《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下冊）》，眾志美術出版社，2001年，第11頁。

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號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11月。

⑤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頂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葉縣文化館，姜濤:《河南省葉縣舊縣1號墓的清理》，《華夏考古》，1988年第3期，第1頁～第18頁。

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⑧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郭德維、劉彬徽:《湖北省江陵出土虎座鳥架鼓兩座楚墓的清理簡報》，《文物》，1964年第9期，第27頁～第32頁。

固始侯古堆一號墓位於河南省信陽市固始縣，是一座豎穴土坑墓。

墓口東西長12米、南北寬10.5米；謎底東西長10.8米、南北寬9米；深16米。

有封土堆，有一條墓道。

葬具為二槨一棺。

並有殉人17具。

隨葬器物有青銅器、漆木竹器、玉器、骨器及陶瓷器等，其中玉器50餘件。

出土單體龍形玉器1件，呈回首捲曲狀，出於墓主胸腹部。

該墓雖出九件銅鼎，但並非一套，而是多套鼎制組合而成，再從銅器銘文及喪葬習俗的角度綜合考慮，墓主人應為楚國番縣貴族，墓主為女性。

通過對該墓銅器的考察，判斷其時代應該在戰國初年吳亡之後②。

信陽楚墓一號墓位於河南省信陽市，是一座規模較大的木槨墓。

墓壙呈長方形，東西長14.5米，寬12.05米～12.55米；墓底長9.7米、寬7. 35米～7.6米；墓深10.25米。

墓壁有四層台階。

有一條墓道。

用方木隔出7個墓室，主室棺槨為三層槨，兩層棺。

在發掘前附近村民進入前室、主室及由側室取出了一部分銅器和漆木器。

隨葬器物經過整理復原共計有903件，有銅器，陶器，漆木器，玉器、鐵器及竹器等。

玉器除1件玉璧外均出自主室人骨架周圍。

出土單體龍形玉器有4件，其中回首蜷曲狀的有2件，俯首彎曲狀的有2件。

該墓有較大的墓壙、長斜坡墓道及龐大的槨室；隨葬器物種類豐富、數量多，成組銅列鼎五件，銅編鐘十三件；簡文中記有錄翣，豆的數量，根據此四點分析，墓主人的職位當是和士大夫相似的奴隸主。

通過墓葬形制、隨葬器物與望山墓及蔡侯墓對比，推斷此墓早於望山墓，晚於蔡侯墓，年代應為戰國早期。

該墓出土器物豐富，種類多樣，出土單體龍形玉器完整且有特色，時代明確，可作為本時期的典型單位進行參考。

河南省葉縣舊縣1號墓位於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是一座長方形土壙豎穴墓。

墓口東西長17.44米、南北寬13.12米；墓底東西長11.72米，南北寬8.5米；墓深11.2米。

墓壙四壁斜直。

有一條墓道。

葬具為二槨二棺。

此墓曾多次被盜擾，亦被河水沖蝕。

清理出隨葬品有70餘件，其中玉器有14件，均出自棺室。

有單體龍形玉器1件，呈俯首彎曲狀。

通過墓葬的葬式及隨葬器物分析，墓主可能是楚國大夫級的貴族。

通過對該墓的形制，所出土的器物的風格，銅器與壽縣蔡侯墓、信陽長關台一號楚墓對比等多方面分析，推測該墓年代應為戰國早期。

淅川徐家嶺十號墓位於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是一座長方形豎穴土坑木槨墓。

墓葬墓口東西長13.8米、南北寬13米；墓底東西長5.4米、南北寬4.9米，墓深13米。

墓壙四壁斜直光滑。

有一條墓道。

葬具為一槨三棺。

墓口東部有兩個盜洞，但都沒有進入槨室，墓葬主體未被盜擾。

隨葬品共707件，主要為銅器，其次為玉器。

玉、石、料器共計有121件。

單體龍形玉器有3件，除1件殘缺較為嚴重無法辨識其具體形態，另外2件雖有殘缺，但可辨識其中1件為回首捲曲形，1件為回首蜷曲狀。

此3件單體龍形玉器出於墓主人的右臂骨

①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張聞捷:《固始侯古堆一號墓的年代與墓主》，《華夏考古》，2015年第2期，第99頁～第108頁。

文章來源：趙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發表時間：2016-04-01碩士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