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三星堆祭祀坑發現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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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再讀三星堆——參加三星堆祭祀坑發現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札記
1「一鋤頭、兩個坑、一座城」
今年是三星堆兩坑發現發掘30周年。
7月16~20日,我和同事黃昊德、游曉蕾、羅汝鵬、沈曉文赴成都三星堆參加「三星堆與世界上古文明暨紀念三星堆祭祀坑發現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這是第二次去三星堆。
上次是2016年6月,隨同事們參加考古領隊西南片區培訓,走馬觀花,印象不深刻。
2016三星堆行(左起羅汝鵬、黃昊德、游曉蕾、沈曉文、本人)
這次去之前為了壯膽,做了不少功課,補讀了《三星堆祭祀坑》報告、《三星堆出土文物全紀錄》圖錄、孫華《神秘的王國——對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釋》、孫華《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趙殿增《三星堆考古研究》、《金沙淘珍》圖錄、《金沙遺址考古發掘資料集》、《三星堆研究》輯刊、《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等,有點八卦的岳南《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是回來後才在書架角落頭偶爾發現。
心得頗豐,有些還即時分享在朋友圈,如:
《三星堆祭祀坑》。
1999年8月24日購於北京,2009年3月曾仔細閱讀,書上還留下了不少心得筆記,但今天一看基本忘記了。
從馬聚賢到衛聚賢。
閱讀趙殿增《三星堆考古研究》,尾注中有「1992年衛聚賢同志補發《廣漢月亮灣遺址發掘記》」的筆誤,特地買了《蘇秉琦和當代中國考古學》趙殿增原文,是「1992年馬聚賢同志」,查核首刊此文的《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輯也是「馬聚賢」。
釐清了「馬」、「衛」的衍變(今年是良渚考古80年,也是馬繼賢先生從教五十周年暨八十壽誕——轉自朋友圈)。
2016-11-26)。
蜀王蠶叢,如果縱目眼球突出是他的寫照,那他一定得了甲亢。
金沙銅獸面(2001CQJC:506)。
三個牙,兩顆真牙,一顆假牙,是「芽」,饒有趣味。
金沙銅獸面2001CQJC:506的三顆牙
孫華八篇三星堆系列小文。
說到凸目尖耳大銅面像,「神秘的笑意」,兩眼之間「一縷升起的雲氣」,比報告「夔龍形額飾」生動的多。
《三星堆祭祀坑》。
報告沒有提《文物》1987、1989年的兩篇簡報,是疏忽還是有意?野外照片出奇的精美,甚至印刷成黑白版後畫面都很銳利,但平面圖僅簡報公布了二號坑的上層遺物分布圖,是不是後來太複雜了,沒有畫?或者畫的不好被割愛了?還是另有隱情?87年簡報執筆是陳德安陳顯丹,98年簡報是二陳,當然二陳「發掘」的位置換了先後。
89年同期有篇四川曾家溝簡報,參加發掘的有陳顯雙,他們是不是兄弟啊?簡報和報告的圖重新畫過了,那個露出神秘微笑的銅面像,還是簡報畫的好(相關過程可參見陳顯丹:《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發掘日記》,西安半坡博物館、三星堆博物館編《史前研究》2006,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陳顯丹:《三星堆祭祀坑發掘記》,文物出版社,2016年。
前者日記有刪節,後者完整,料猛)。
曾布川寬《三星堆祭祀坑銅獸面と良渚文化玉器神人獸面文》(泉屋博古館紀要第二十八卷,平成二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他的關注也不錯。
1986年考古大事多。
據《中國考古學大辭典》大事記,除了反山、三星堆,還有西安老牛坡、鳳翔秦景公大墓、敖漢趙寶溝、遼代陳國公主、徐州北洞山西漢楚王陵、琉璃河的那座四角有墓道燕侯墓(這個墓很天文)、荊門包山2號墓、黃梅塞墩、未央宮官署刻字骨簽5.7萬枚,……是考古大年。
2000年7月,廣漢市政府和殷商文化學會主辦「殷商文明暨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周年」會議,這個「發現」,顯然算1929年燕道誠的發現,並沒有算1932年有執照的葛維漢教授的考古發掘。
不過,我注意到了開幕式上田昌伍先生致辭中的用詞,「70多年前,三星堆遺址一次偶然的發現」(宋鎮豪、肖先進主編:《夏商周文明研究·五: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頁)。
《金沙淘珍》。
2003年1月負責反山試掘和塘山西段調查時,王明達老師送我的。
開本、厚薄合適,文字解讀簡約又不失規範,至今仍是一本好的展覽圖錄。
三星堆兩個祭祀坑的寶貝是如何被砸的?怎麼扔的?帽子被砸卷,背被砸碎,腰被砸斷,座身分離,殘片不全,這有多大的仇恨啊。
從一些不同層次的殘片最後拼對復原的情況看,他們在埋入前就已經殘缺不全了。
本次「活動,內容豐富,有:
1、「青銅的對話——黃河與長江流域商代青銅文明展」開幕;
2、學術研討會;
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清城睿現數字科技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館聯合主辦「來自古蜀國的密碼——穿越三星堆親子體驗活動」,這也是數字遺產中國行三星堆站「重新連接(Relink):文化遺產與青少年教育」的主題活動,我受邀擔任小隊組長,帶領隊員求知、尋寶、追蹤和模擬考古;
4、《神樹的傳說》首映式、《越南義立》和《三星堆祭祀坑發掘記》的首發式。
冉宏林兄在中國考古網公布了詳細的紀要(冉宏林:《「三星堆與世界上古文明暨紀念三星堆祭祀坑發現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中國考古網,http://www.kaogu.cn/cn/xueshudongtai/xueshudongtai/xueshuhuiyi/2016/0722/54732.html)。
7月18日的開幕式很隆重,高大倫院長發表了熱情詼諧的致辭,「我院同仁還明白一個小道理:沒有祭祀坑就沒有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今天。
祭祀坑的發掘,讓我院的人更加充滿自信自尊,也讓所有的四川人有了更多的歷史優越感和自豪感。
祭祀坑的發現是幾代考古人孜孜以求結出的碩果,在今天這個特殊的日子裡,我們倍加思念和感謝四川前輩考古學家。
我們院裡對年輕人做院史教育時常愛說的一句話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有賴祭祀坑」(中國考古網,2016-7-20)。
豈止是高院長的感慨,每個像樣的行業,每個像樣的研究所,都凝結著前輩的辛勤勞動,學術史是一部個人榮譽史,也是一部集體英雄史。
現中國古蹟遺蹟保護協會理事長童明康先生,在致辭中回顧了「如果沒有蘇秉琦先生破譯三星堆『天書』,就沒有三星堆兩個祭祀坑的發現」(新華社,2016-7-19,轉自中國考古網),他說1984年3月他陪蘇秉琦、夏鼐先生參觀四川博物館,蘇先生看到門口的陶片就摸起來,夏先生則跨過去了的事。
我查核夏先生1984年3月10日的日記,上午參觀了省博陳列室,下午庫房藏品,記錄有「……,廣漢新石器文物,……」。
3月13日,夏先生還對蘇先生說的考古已經進入新時代的三個標誌做了「按」,夏先生問蘇先生「中國學派的考古學」是指體系的特色還是內容材料的特色,說是後者,也就是中國特色的歷史(《夏鼐日記》卷九,第331、334頁)。
關於蘇先生的「新時代」,可參見《倡議——利用「泰山書院」舊址創設「齊魯考古試驗站」設想》(1983.11.29)、《考古學的新時代》(1984.1.5)兩文(《蘇秉琦文集(二)》,第326~330頁)。
關於1984年3月5~14日成都「考古發掘工作匯報會」,蘇先生說「巴蜀文化」,可參見趙殿增、陳德安《一個充滿活力的學科生長點——蘇秉琦先生指導下的三星堆考古》(宿白主編:《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452頁)。
會議場景
我不熟悉那一區域考古學基本情況,年代和分期當然是最關心的內容。
高大倫院長《三星堆遺址古文明的長度、寬度與高度》,「根據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遺址分為四期:第一期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已命名為三星堆一期文化,2800~2100BC;第二至四期屬於青銅文化,也就是三星堆文化,第二期年代2100~1600BC,第三期1600~1100BC,第四期1100~600BC。
雷雨站長在會議文集提要中,則把三星堆遺址分為五期:第一期寶墩文化;第二、三期為三星堆文化;第四期為三星堆——金沙文化;第五期為新一村文化。
「其中第四期遺存時代為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一、二號祭祀坑可以視為第四期的發軔」。
多出了第五期新一村文化。
年輕的冉宏林對三星村第四期進行了甄別,他認為可以分為4段,根據尖底器的有無,後兩段應屬於十二橋文化,前兩段才屬於三星堆文化。
祭祀坑年代為三星堆第四期與十二橋文化最早階段之間,金沙遺址繁榮期的第三期年代略晚於祭祀坑出現的年代。
當然,坑裡出土陶片比坑的年代要早,這是常見的現象。
三星堆工作站的朋友們在年代認識上基本保持一致。
三星堆的尖底器——86GSJK1:320尖底盞與器座(采自《三星堆出土文物全紀錄》)
孫華教授《三星堆遺址及文化的幾個問題》,他繼續堅持二十餘年前的三期說(孫華:《試論廣漢三星堆遺址的分期》,《南方民族考古》第5輯,1993年;又孫華:《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科學出版社,2000年。
孫華教授1999年12月校記,「從這種尖底盞從侈口到斂口的發展演變序列來看,三星堆第三期遺存的年代一定在商代末期以前一段時間」),「說到三星堆遺址的分期,還要區分陶器分期與遺址分期、遺址分期與文化分期的關係」,孫華教授的這段話很對。
孫華教授把第一期的寶墩文化暫時撇開,與十二橋文化大同小異的最後一期單獨處理掉,這樣一來就是三期說,他認為「更合理」,「三星堆三期時,原先的宮殿和神廟都已經毀棄」。
湖州錢山漾遺址第三、四次發掘以及良渚遺址群內的相關發現後,我曾多次對同事們說,命名一個新的考古學文化沒有問題,但是這一階段的文化分期要結合中心遺址的聚落變遷,在用不同的考古學文化進行描述,割裂地層堆積的同時,要考慮到中心聚落的變遷。
在今年紀念錢山漾發掘60周年座談會上,我也對正在發掘良渚古城鍾家港的年輕同事們說,在用「錢山漾文化」或「錢山漾文化因素」表述的時候,一定要從地層堆積相出發,也就是要從聚落變遷出發。
陶器分期、遺址分期、文化分期這三者確實需要整體考慮。
老同志趙殿增先生《三星堆考古新發現與古蜀文明新認識》,概括了「目前」他對於四川考古學文化序列與古蜀文明進程的基本關係:1、三星堆一期文化,蠶叢氏蜀王,距今4800~4000年;2、寶墩文化,柏灌氏蜀王,距今4500~3700年;3、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遺址第二、三期,魚鳧氏蜀王,距今4000~3200年;4、十二橋文化,含金沙遺址,杜宇氏蜀王,距今3200~2600年;5、晚期巴蜀文化;6、巴蜀文化餘存。
與以前他的認識相比,加了1和6而已(趙殿增:《三星堆考古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56頁)。
年代和分期涉及三星堆與周邊的關係,尤其是文化傳播或人群遷徙的過程、意義。
袋足封頂盉是可以與中原進行相對年代比較的重要陶器之一。
《三星堆祭祀坑》第二、三期的盉基本沒有區別(《三星堆祭祀坑》第425~426頁),這類或瘦或略胖的袋足封頂盉與二里頭A型盉如出一轍,二里頭盉主要出現在二里頭二期早、晚段,(《二里頭》壹,第28頁圖表),到了二里頭三、四期這類盉就基本不見了。
趙殿增先生認為青關山H105要晚於祭祀坑,但從封頂盉形制看,我覺得與三星堆第二、三期盉沒有什麼差別。
三星堆盉(采自《三星堆出土文物全紀錄》第414頁)
龍扉棱的牙璋和圭是二里頭第三期的重要玉器,龍扉棱牙璋一直延續到二里頭第四期,如果比較已知的二里頭、石峁牙璋與三星堆祭祀坑相關牙璋,後者明顯承襲二里頭風格。
銅牌是二里頭第四期出現的重要器物,三星堆倉包包等出土的銅牌自然是受二里頭銅牌傳播的影響(最近也有一些研究者認為這類銅牌源自隴西,但二里頭文化中有成體系的圖像發展序列)。
「二里頭四期的年代為公元前1565~前1530年,二里頭二至四期的年代為公元前1680~前1530年」(《二里頭》叄,第1236頁)。
青銅尊是三星堆的重器之一,也是相對年代比較的重要器物,報告據此把祭祀坑的相對年代定為二里岡上層一、二期至殷墟二期(《三星堆祭祀坑》第433頁),這也是祭祀坑相對年代的下限。
這樣一來,從三星堆這類典型重要器物上可以發現一個重要現象,那就是三星堆與中原之間的密切關係並非一蹴而就,主要自二里頭第二期開始,一波一波浪潮般地湧向成都平原,甚至在金沙成為中心聚落後,三星堆幾乎不見的介字形冠扉棱,在金沙玉石鉞上有相當數量的出現。
金沙出土的介字形冠扉棱玉鉞(采自《金沙玉器》第90頁)
3
萬嬌《三星堆祭祀坑所見古蜀祭禮蠡測》,她把祭祀坑所出分為祭器和場景兩類,其中祭器類如玉戈玉璋、銅尊銅罍、金杖等其他,場景類如神樹、銅神殿、面具人像等。
我更願意把祭器看成場景的主要元素和構成,看成是場景中的配件。
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神樹和神殿(神壇)是主要的兩個場景。
關於神殿(神壇),孫華教授的復原很犀利,他把K2③:296神壇分為四層:
第一層,圓形的底座和其上的兩頭怪獸。
第二層,圓形平台及站立的四個銅立人。
第三層,分別由三段組成。
下段為四個「花瓣」形的「花蕾」。
「花瓣」其實與K2③:201-4刻紋玉璋的「山」圖像是一致的。
中段為四壁各跪五人的覆斗形。
上段最為關鍵,孫華教授把報告中定名為神殿屋蓋(K2②:143)、神殿頂部(K2②:143-1)復原為「一座三段式的銅尊形器」(從復原的器物編號中可以發現他們出土層位的不同),「四瓣花蕾構成了尊的圓形高圈足,斗狀的』屋身』就是方尊的肩部和腹部,凸起的方形上段如果向上延展並逐漸外侈,就是方尊的喇叭狀器口」。
第四層,尊蓋,形同K2③:48跪姿銅人(孫華、蘇榮譽:《神秘的王國——對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釋》,巴蜀書社,2003年,第241~245頁)。
尊蓋的頂部還有什麼?就不得而知了,還會有小鳥嗎?
孫華教授對於神壇的復原
在這座最後以尊為上的神壇上,神獸、神鳥、立人、跪人俱全,持璋形象明確。
罍尊配套使用,更為重要的是K2還出土了盛滿玉器的銅罍,「有些人頭像內裝有少量海貝」。
(《三星堆祭祀坑》第158、159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陳顯丹:《三星堆祭祀坑發掘記》,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78、79頁),加之神壇上的龍紋、渦紋、太陽紋等裝飾,祭祀坑中出土的不少散件祭器類器物多可在神壇上體現,成為這一場景的構成元素。
三星堆K2內裝玉器的青銅罍(采自《三星堆祭祀坑發掘記》第79頁)
神樹也同樣。
K2兩件大神樹,底座各有不同,一為龍,另一為山形和跪坐持璋銅人。
K2②:94龍座大神樹,以旋轉紋樣的璧形器分割為三節,頂部殘。
K2②:194也分多節,頂部不明。
神樹枝丫上套穿環璧,有花蕾和佇立的神鳥。
神樹的分割和套穿的環璧、神鳥、龍、跪人等成為重要的構成元素。
套在銅樹枝杈上「凸棱環」(采自三星堆博物館官方微博2016-11-24)
從挺拔和峙出的枝丫情況判斷,雖然K2③:272小神樹的主幹也殘,但兩側的挺拔枝丫明顯不同於下方的彎曲枝丫,極有可能這件小神樹的主幹頂部也是類似的「人面鳥」。
三星堆K2②:94龍座大神樹
K2③:264銅人形象較為特別,佩戴神獸冠(也就是神龍冠,與K2③:296神壇龍座基本一致),除了銅人面具外,這一銅人像的大小僅次於K2②:149、150大型銅立人像,有可能是大神樹主幹的頂部銅人。
三星堆K2③:264銅人(采自《三星堆祭祀坑》彩圖41)
4
K2②:149、150大型銅立人像,《三星堆祭祀坑》報告有詳細的描述,但是因為服飾沒有全拓,整體和細部表現略有欠缺。
三星堆博物館青銅器館有展開的服飾拓本,清晰完整。
三星堆銅立人像(采自《三星堆祭祀坑》)
銅立人戴冠,著三層衣,腳踝穿鐲(一些環鐲還不一定做臂穿用),跣足。
三星堆博物館銅立人像拓本的反相
外層為單袖衣,左側兩組龍紋,形相背,這條龍咧嘴吐舌,與K1:36龍柱形器上的龍形制接近。
三星堆博物館銅立人像拓本局部——外層單袖衣左側的龍紋
外層單袖衣右側有「橫倒的獸面紋」和「蟲紋和回紋」,「回紋」實際上就是「眼睛」,在內層紋樣中表現的更為清晰。
中層短衣為外層所掩。
內層衣長袖,前裾短,後裾下擺垂至腳踝。
前後裾紋樣基本一致,上組為「蟲紋和回紋」,就是如K2③:231銅獸面的圖案化,正中為額頂部的介字形冠尖突,兩側為多重圈雙眼的「回紋」,再外側的「蟲紋」可能是耳朵。
下組為倒的佩戴鋸齒形冠的獸面紋。
三星堆博物館銅立人像拓本局部——內層前後裾上下組紋樣
5
在實施「三星堆考古2011-2015年考古工作規劃」中,三星堆聚落考古有重要收穫,如青關山大型建築基址群和城牆的發現和進一步確認,月亮灣小城(宮城)的存在等等,都城格局的了解和變遷,為進一步探索這兩個所謂「祭祀坑」的內涵提供了宏觀的時空背景。
在三星堆工作站的短暫觀摩中,陶器群、分期、玉石工藝等,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一面。
三星堆,包括金沙出土文物的圖像學研究、美術考古方興未艾。
三星堆出土陶器中「酒氣熏天」,盉、杯、瓶、觚、壺等形態豐富,佐酒的超高柄豆形器、高柄豆造型誇張,各類的小平底和尖底器、大敞口尖底器(這個很容易讓我想起萬年的上山文化敞口大盆)功能令人遐想。
三星堆考古,任重道遠,前景無限。
三星堆遺址最新布局示意圖(采自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材料)
三星堆博物館展覽內容全面,燈光清晰,輔助的背景板文字和圖片簡明扼要。
「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新浪微博詼諧又不失嚴謹,截止2016年11月26日,已經擁有280多萬的粉絲,超過中國國家博物館(178多萬)和故宮博物院(220萬),足以說明「堆堆」的魅力。
在本次「重新連接(Relink):文化遺產與青少年教育」中,我還非常有幸結識了三星堆博物館的小志願者羅熙堯小朋友,他充滿智慧和活力,雖然因為我的失誤,我們小組在Relink比賽中沒有奪魁,但是他的精神風貌完全感染了我,他說自己的理想就是要上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在這裡我衷心祝福他。
最後,我要感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館以及雷雨站長、冉宏林副站長等四川同行們的熱情接待。
接受採訪的羅熙堯小朋友
本文寫作的部分參考書目(感謝王明達先生贈送《金沙淘珍》,王方女士贈送《金沙遺址考古發掘資料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贈送《三星堆祭祀坑發掘記》,三星堆博物館贈送《三星堆研究》第四卷。
余書均自購)
2016年11月17日初稿
2016年11月26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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