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三星堆研究的幾個重要節點

從1929年燕家院子發現三星堆玉石器坑算起，三星堆文化的發掘和研究已走過80多年的歷程，學界一直在努力拚綴文明的碎片，還原歷史畫卷。

在四川大學博物館的「考古學陳列館」，我們可以尋覓到學者們最早起步時的身影和成果。

比如，陳列館有對三星堆的簡要介紹，特別珍貴的是還展出了20世紀30年代三星堆最早出土的一批玉石器等文物，主要為禮器類的璋、琮、璧和工具類的斧、鑿等。

1931年，生活在廣漢的英國牧師董宜篤四處奔走，使1929年出土的玉石器大部分歸華西大學博物館收藏。

董宜篤還邀請華西大學教授戴謙和前往調查，戴謙和根據調查撰寫了《四川古代石器》，發表於華西大學華西邊疆研究學會主辦的英文雜誌《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會志》第4卷（1934年）。

1934年3月，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及其助手林名均等在真武宮燕家院子清理髮掘，發掘面積55.65平方米，這是三星堆科學考古發掘之始。

葛維漢撰寫的《漢州發掘簡報》，在《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會志》第6卷（1936年）上發表。

這些就是最早發表的關於三星堆的介紹文章和發掘簡報。

新中國成立後，四川考古界對三星堆進行了系列發掘，馮漢驥先生曾於1963年主持發掘工作。

不過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進行大面積發掘，發現了龍山文化至西周早期的文化堆積和城牆。

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的發現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祭祀坑的發掘簡報先後發表，1999年，《三星堆祭祀坑》由文物出版社發行，為學界的深入探討提供了第一手重要史料。

此後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續進行，田野考古，文物修復、研究，環境考古，科技考古等持續推進，學界從不同角度對三星堆展開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

2012—2013年度的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發現了「宮殿區」和北城牆等重要遺蹟，被視為1986年發現祭祀坑以來最重要的考古發現。

2013年1月，三星堆遺址被列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四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在廣漢簽署合作協議，雙方將緊密合作，推進相關科研任務。

從學術史回顧來說，三星堆的發掘還具有學科成長點的重要意義。

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趙殿增、陳德安回憶，蘇秉琦先生對於三星堆的發掘和研究給予了許多學術指導。

蘇秉琦1984年在成都參加第一次全國考古發掘工作匯報會期間提出，把三星堆考古「作為一個考古文化課題」，作為學科發展的「生長點」。

三星堆的發現是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研究的里程碑，也是一個研究的標尺，改變了學界的認識。

學界從三星堆出發，尋其「來龍去脈」，上溯下推，初步建立起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的完整序列：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東周巴蜀文化。

不過學者對於序列的具體內容和成都平原是否為單一序列還存在不同看法。

近30年來，圍繞四川的重大考古發現已經舉辦了多次高水平的學術研討會，推動了相關問題的深入探討。

較早期的1987年「三星堆十二橋遺址考古發掘座談會」影響很大。

此後舉辦了一系列國際學術研討會，如1992年「紀念三星堆考古發現六十周年暨巴蜀文化與歷史國際學術討論會」、2000年「殷商文明暨紀念三星堆遺址發現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年「夏商周方國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等等，拓展了研究視野。

學界將三星堆遺址作為解決四川盆地先秦文化和歷史的關鍵，幾十年的學術回顧可以證明，三星堆文化的發掘和研究沒有辜負這種期待，它不但改變了學界對四川先秦歷史文化的認識，還拓展了學界對於長江流域文明起源乃至中華文明起源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