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由問題始，「學科」不過是方法

編者按:

本文作者郭靜雲，原載於《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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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研究者敘述出問題所表達的現象後，最關鍵的是去了解其原因和背後意義，但這顯然是單一學科無法解決的。

學界經常討論的「考古與歷史如何相配」問題，實際含義應該是在人類歷史整體性研究框架中，考古學與文獻學如何相配。

在此命題中，一切所謂的「學科」，實際上僅是不可或缺的各種研究方法、工具罷了，並非兩相獨立、互不關聯的學術領域。

一切學術研究，皆由設置問題開始。

但是，由於現今過度區分專業和學科細分，使得每一門獨立的學科，都只能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內對所研究問題加以描述。

當研究者敘述出問題所表達的現象後，最關鍵的是去了解其原因和背後意義，但這顯然是單一學科無法解決的。

學界經常討論的「考古與歷史如何相配」問題，實際含義應該是在人類歷史整體性研究框架中，考古學與文獻學如何相配。

在此命題中，一切所謂的「學科」，實際上僅是不可或缺的各種研究方法、工具罷了，並非兩相獨立、互不關聯的學術領域。

文獻學的方法，首先要確定的是研究者閱讀文獻時所採取的角度，比如一切先秦敘述歷史的文獻，應該歸類於「神話」。

如此定位，並非質疑其不可靠，或是暗指其僅為先人的想像。

歷史神話只是一種特殊的語言，在世界文明的發展過程中，經過口耳傳承後才被記錄下來的古史，早已變成「神話化的歷史」，且在經由漫長時間的演變後，最後又成為「歷史化的神話」。

這代表了文化中對古史神秘化、神聖化的理解，即一種超越性的「神史」理想。

倘若完全沒有文獻之外的資料，研究者便只能經過文獻之間的對照，來發現隱藏在其間的某些問題，並嘗試解讀這些密碼。

但是，近百年來考古學的發展，開始為研究者提供另一把鑰匙，讓我們得以重新思考早期歷史的原貌。

從史學角度來說，考古出土殘片也比後人編載出的完整故事價值高，因為這是真正第一手的古代人類社會存在之依據，但是我們該如何從零散及腐爛的殘片復原昔日古代社會生活、古代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社會的階層結構和社會活動、經濟與權力的發展核心、精神文化及古人的慾望、信仰和禮儀、社會理想和價值觀等問題呢？首先，必須釐清幾個概念：將史學研究人類社會的目標與考古所能提供的資料作對照，從而釐清其間的異同；經過對考古遺物的各種分析，可以探索出古代的生產技術；經過對各地遺址進行長期發掘、研究，可以推論該技術的來源及被採用的範圍。

例如，新石器晚期以來，在面積很大的範圍里，有些經常被使用的工具（如石斧、石錛等）和陶器（如鼎、豆等）是隨處可見的，其統一化程度相當高。

由此，我們是否可推測採用這些技術的地區，都屬於擁有同一物質和精神的文化呢？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採用某技術的範圍，顯然可以比文化的範圍要廣。

讓我們進一步來看，距今6000年前，長江中下游地區存在著大溪—屈家嶺文化、馬家浜—崧澤文化和薛家崗文化三大體系。

依此，我們是否可以推測當時的長江流域，就僅僅只是三個大族群的生活範圍？或更甚者，將之推論為三個大國存在的證明？顯然並非如此，因為生產技術、考古文化和族群、語言、政權，乃是不同層面的現象，因此，我們若僅從考古文化和遺物來加以思考，則難以直接連接到古代社會生活的復原，必須採用更細緻的研究方法，將考古和不同史料兩相對照，方能得出更加精確的研究成果。

除了文獻及考古兩套「工具」之外，研究者還需要更加了解地域環境所產生的生活方式、地區之間的關係等。

因為文化、國家的肇始，就是在這些「關聯」中產生的：人與大自然的關聯、人與人的關聯、族群關聯、地區與空間的關聯、生活方式的關聯、時代的關聯，等等。

這些關聯即是人類歷史的脈絡。

我們還應該認清，無論多大範圍的研究，皆奠基於對許多細節的認識，且離不開個別小地區對象的實據來佐證，這不是那種看似宏觀實際上卻遠離現實狀況的空泛理論，而是實際聚焦於生活、人群、社會之間的互動；同時，無論多麼小範圍的研究，亦皆離不開大脈絡的背景、人生、人類、社會生存的一些核心規律。

用顯微鏡觀察每一細胞，用望遠鏡觀察星系的關係，就這樣在宏觀和微觀之間，我們方才能夠近於了解人、社會、地區、時代之間的關聯性，才能觀察歷史演化中的社會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