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中國—4500年前陶寺王國居民如何生活，讓我揭開神秘面紗

我是一名考古工作者，曾親自前往陶寺遺址考察，由我來為你揭開最早中國-陶寺王國古人類是如何生活的，因為可能他們不經意的一個習慣就奠定了今天中華民族一個非常重要的生活習俗。

1978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同山西省臨汾行署文化局聯合組隊，正式開始對襄汾縣陶寺遺址進行發掘，1985年夏天，發掘工作暫告結束。

長達7年的田野發掘，共揭露面積7100平方米，其中住址面積2100平方米，墓地5000平方米，發掘了1300餘座不同時期，不同規格的墓葬，獲得了一大批十分重要的不同類型的隨葬品，包括陶器、彩繪木器、玉石禮器和唯一的一件銅鈴。

此外，在一塊陶器殘片上還發現了朱書文字。

2002年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的背景下，考古學界又引發了新一輪的中華文明研究熱潮，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開始對陶寺遺址進行第二輪正式發掘，華夏文化的源頭由此揭開了神秘面紗。

朱書文字

陶寺遺址位於汾河下游，地勢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十分適宜人類居住。

4000多年前，這裡的四季的氣溫普遍高於現在，屬暖溫帶氣候區，三面環山，阻擋冷空氣侵襲，使氣候更加溫暖濕潤。

陶寺先民主要靠種植栗和黍來獲取食物，同時從事漁獵和採集。

在農業生產過程中，他們製作了各種農業工具，比如用耒耜進行耕作，用石刀和陶刀進行收割。

從陶寺遺址中發現的許多窖穴遺址和中期城址東部倉儲區來看，當時的農場品已經有了剩餘，他們把糧食儲存起來過冬。

除了農業生產外，家畜的飼養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

陶寺人飼養的家畜和家禽有馬、狗、牛、羊、雞、豬。

而在他們的墓葬中，的肉食來源，隨葬豬也成為了一種墓葬習俗。

家畜的飼養豐富了他們的食物來源，使他們的膳食結構趨於合理，也有利於增強他們的體質。

發掘現場

在陶寺大墓中出土了酒器，有儲酒的小口折肩罐，高領陶壺，有溫酒的小型陶斝，還有飲酒用的杯，據此可以推測陶寺人已經開始飲酒，至於酒的發明，目前還沒有確切的證據。

陶寺人居住的地方靠近運城，運城的鹽儲量豐富，而且易於取用，陶寺先民是否以鹽為調味品，只能等到更充分的考古發現才能證明。

陶寺出土的陶器向我們展示了陶寺人豐富多彩的生活畫卷，陶寺出土的陶器以灰陶居多，數量多，種類豐富。

炊煮器主要有釜、灶、鬲、斝、鼎、甑等，陶質均為夾砂，夾砂可以使陶質疏鬆，炊煮時陶器內的空氣易於溢出，不致石陶器破裂，同時具有耐火和傳熱快的特點。

用釜灶煮食，食物熟得快，省時間，是當時一種較為先進的器物。

鬲。

上半部像罐，下半部有三個袋狀足，這種炊具在設計上既增加了容積，又使它與火的接觸面積到了最大化，用它煮一些流質食物是非常合適的。

斝的形制與鬲相似，最早的發明者可能是廟底溝人，有人認為斝是廟底溝人將大汶口文化中的陶鬹和廟底溝文化中的陶釜結合在一起的產物，陶寺遺址出土的斝體型較小，可能是溫酒用的。

甑，形如罐或盆而底有蜂窩狀圓孔，外有雙鋬，用時講甑放於釜或鬲上，

製作陶器時，陶寺人一般採用泥條盤築法，即先把和好的陶泥捏成長條狀，然後呈螺旋狀向上疊築，並將里外抹平，製成所需器形。

輪製法是將泥料放在轉動的輪盤上，根據需要提拉出各種器形的一種方法。

用該方法製成的陶器器形規整，器表常留有一圈圈平行的旋紋，器底有線割的偏心渦紋。

陶器成型後，常會進行裝飾，常用的是拍壓法，器表的籃紋、繩紋、方格紋都是拍印而成、裝飾完成，最後的工序就是燒制了，考古發現證明，陶寺先民使用的是一種先進的斜穴式陶窯，陶寺遺址已經發掘出早期陶窯5座，晚期陶窯3座，火塘一般位於陶窯斜下方，火焰一般經傾斜的火道進入窯室底部，再上升至窯室，不斷加熱陶坯，煙從窯頂排走，陶器燒成的溫度為850度。

這些器具折射出了陶寺人的生活方式，多種多樣的盛食器和進食器不僅為他們的飲食提供了方便，而且增加了情趣，從某種程度上說，陶寺先民使用的日用器奠定了中華飲食文化的基礎。

農業的發展使人們從有木生活轉向了定居生活，而定居生活的標誌之一就是長期穩定的住房。

人類最早的住房應該是天然洞穴，到了新石器時代，人們開始親手建造房屋，由於自然環境的不同，各地的房屋類型也不同。

南方多濕熱天氣，因此人們多建造高於地面的干欄式房屋；華北地區氣候乾燥，黃土高原上黃土廣布，黃土具有閉立而不塌陷的特性，適於挖洞造屋，因此，這一地區的人們因地制宜，多採用穴居的方式。

陶寺遺址發現的房屋有半地穴式、地面式、和窯洞式三種。

半地穴式是從地面垂直向下挖成豎穴土坑，或圓或方，可深可淺，作為房屋的一部分，坑口用樹幹，樹枝，茅草等搭成屋頂蓋。

中國最早的觀象台

陶寺文化早期發現的房子以窯洞式為主，洞室平面為圓形，穹隆頂，類似於今天的蒙古包，這些窯洞已很不完整，大多只保留地面和部分牆壁，頂部已經全部被毀，多數房屋清理出來的狀態看上去像個圓形大坑。

窯洞的居住面直徑多在3米左右，居住面經過火燒烤，因而堅硬、平整。

由於室外的地面一般高於室內地面，因此，出入的門道或為斜坡或台階。

為了取暖和做飯，室內一般有一個灶坑和一個火塘。

燒灶設在門的左側或右側，全部貼近牆壁設置；火塘多設在室內正中的位置，個別的設在居室的一側，形狀以長方形或圓角方形為多。

有些房屋的室內除了火塘和燒灶外，還沿著牆壁底部在壁內掏出一個龕，用於儲藏物品。

陶寺先民所居住的房屋牆面多經過燒烤或塗抹白灰面，一方面使得房屋更加堅固、美觀，另一方面極大底地起到了防潮的作用。

因為窯洞或半地穴式房屋四壁都是黃土，由於土壤中水分的滲透作用，陰雨天的時候，屋裡非常潮濕，長期居住顯然對人體不利，經過處理之後就舒適多了。

陶寺遺址發現的房屋無論是半地穴式還是窯洞，都是我國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常見的類型，但是將窯洞掏挖在低於地表的天井式院落卻是最早的實例。

這種天井院也稱地坑院，今天在晉南和豫西一帶的部分農村還能見到。

豫西和晉南同處黃河中游，在新石器時代就同屬一個文化區域，直至今天，兩地在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等方面還有很多相似之處，兩地仍然存在的地坑無疑是4000年前這一傳統的延續。

地坑冬暖夏涼，造價低廉，經久耐用，可以說是生活在黃土高原地區人們的理想住所。

這種取於自然，融於自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古老建築暗合了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念，成為一種國際上公認的生態節能型建築。

作為陶寺先民智慧的結晶，生態節能也許是它保存至今的主要原因。

陶寺遺址沙盤模型

水井的發明使人類從遊牧生活轉向定居生活成為可能，中國水井的發明閉亞洲許多國家早了10個世紀左右，陶寺水井的發現充分證明，在龍山文化時期，我國人民已經掌握了鑿井技術。

陶寺遺址共發現水井4座，早期水井為圓形，口徑在3米以上，深13-15米，底部呈鍋底狀。

保存有殘高1.6米的木構架遺蹟。

木構架用圓木搭疊，平面接近方形，用以防止井壁坍塌，說明陶寺人的鑿井技術已經成熟。

晚期水井的形制、口徑、深度與早期水井相差不大，主要是增加的立樁。

陶寺水井的發現充分證明了人類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能力的提高。

此後的幾千年間，水井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亮麗風景。

水井的開鑿為人類提供了清潔的生活用水，擴大了人類生活的地域範圍，為人類開發利用，沒有地表水源居住的區域提供了條件，特別是水井大都靠近窯而鑿，為製作陶器用水提供了方便，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促進了制陶業的發展。

總的來說，陶寺水井的開鑿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原地區文明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