琮的故事:5000年前良渚貴族多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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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哥說:「琮,一種外方(或弧方)內圓的筒狀玉器,早在《周禮》中便被記載『以黃琮禮地』,在中國古代的權力譜系中占據著顯赫的象徵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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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奚牧涼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北京大學公眾考古與藝術中心
供圖:北京大學「權力與信仰」展覽項目組
乾隆皇帝對古玉琮情有獨鍾,他曾將玉琮制為筆筒,「幾陪清供,興懷靜賞余」。
然而乾隆皇帝並不知道,他手上這件他自以為來自漢代的上古瑰寶,其實誕生之日比橫跨前後公元之交的漢代,還要早上大約三十個世紀。
如今,這一華夏大地之上、五千春秋之前權力世界的縮影,已由考古學家揭開了其神秘的面紗,並因其發現地浙江良渚,而得名「良渚玉琮」;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新晉開幕的《權力與信仰——良渚遺址群考古特展》,便帶我們走入了以玉琮為代表的良渚權力時空。
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權力與信仰——良渚遺址群考古特展」。
展廳實景
既已秉持「事死如事生」觀念的良渚先民,對於玉之重器琮,自然要將其當作「王」墓中的禁臠。
在此次「傾墓參展」的迄今出土玉石隨葬最多、最齊全,代表良渚最高等級墓葬的反山20號墓中,就有三件玉琮出土於墓主右手邊,一件出土於墓主左手邊。
貴賤來源於比較,中間等級的文家山墓地墓主與最低等級的卞家山墓地墓主,就根本無權在隨葬品名單中加入玉琮這一品類。
從良渚早期至晚期普遍出現於如反山20號墓這般最高等級墓葬中的玉琮,已然成為良渚「權貴圈」通行的權力名片。
不僅如此,與後世的「鎮國大鼎」類似,良渚先民還會在一整片權貴家族墓地中刻意選擇、製作、埋葬僅一件最為巨大沉重的「琮中之琮」——「琮王」,作為展現全家族至高無上威嚴的「家族重器」。
現今浙江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良渚玉器中最聞名遐邇者,即是反山墓地的琮王;而良渚另一最高等級墓地瑤山墓地的墓主人,同樣為了選取一件重碩無朋的玉料以製作琮王,甚至連玉料部分邊角的凹缺都不再在意依舊雕造,最終讓這件現在在本次展覽中展出的瑤山琮王,成為迄今於良渚遺址群發現的玉琮體量亞軍。
反山20號墓(下為頭向)
反山20號墓出土玉琮之一
反山20號墓出土玉琮之二
反山20號墓出土玉琮
反山20號墓出土玉琮展廳實景
瑤山琮王
良渚玉琮大多精湛絕倫,那麼它們到底是如何製做而成的呢?本次《權力與信仰》展覽為我們展示了一件極為難得的玉琮半成品,定格了玉琮製作工序中的一個瞬間。
已被切割成四方形狀的玉琮半成品,中間的圓孔也已管鑽(用竹管等工具在水和砂的幫助下磨出鑽孔)、打磨完成,但尚未用「減地」(剔去外部凸出中間的紋飾)與「細線刻」(用細線陰刻出紋飾)法雕刻與精修紋飾。
仔細觀察,在其兩端面還留有陰線刻出的「打樣線」,明確指示著完成接下來工序的匠人需按這些細線進行加工。
考古學家推斷,之所以這件半成品會存留到今天,很可能就是因為其既已完成的工序和將要完成的工序非同一(批)匠人完成,這件「可憐」的玉琮就被永遠遺落在了工序轉手的時刻。
此外,在本次展出的反山23號墓中也有一件玉琮半成品出土,不過有別於其他放置於墓主手臂邊的玉琮,它被放在墓主的腳邊,與其他玉璧混於一起。
這似乎在說明,雖然作為半成品的它無以和其他成品玉琮為伍,但出於玉料的珍貴,良渚先民還是不捨得將其棄置,便姑且將它放入了玉璧當中。
到了良渚晚期,因為玉料資源的逐漸緊張,另外一種同樣出於精打細算考慮的現象也開始廣泛出現:本次展出的多件文物就證明,為了湊夠葬制規定的玉琮數目,良渚先民會幹脆把已經製成的多節玉琮攔腰切成數段,再一齊放入墓中;現在考古學家將這些玉琮前後相接,接口仍能嚴絲合縫。
由此可見在良渚先民的權力語境下,玉料的占有最為重要,葬制的遵守也不容怠慢,至於隨葬品的形態與位置,則可以容許變通。
本次展出的半成品玉琮及其拓片
反山23號墓出土半成品玉琮
本次展出的切割琮
縈繞在良渚玉器之上的另外一大神秘魅力,即是其上每每出現的、為良渚先民所獨有的紋飾形象。
這些微雕紋飾巧奪天工、呼之欲出,似乎在邀請著我們走入其代表的良渚先民的信仰世界。
以此次《權力與信仰》展覽展出的編號為「瑤山2號墓1號器物」的冠狀器之紋飾為例,我們可以了解到母題最齊全的良渚紋飾,包括人、獸、鳥三部分,被稱為「神人獸面紋」。
其中神人在上,獸面在下,人與獸皆雙目猙獰,嘴鼻凸出,眼鼻間有冠;而鳥身與獸眼刻法相仿,但不會單獨出現,只罕見地對稱出現於高等級玉器之上,作為人獸圖案的「助力」。
我們現今在良渚玉器之上看到的各式各樣「神人獸面」圖案,其實都是人、獸、鳥三大母題的變體。
考古學家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對各時各地神人獸面圖案的相同與不同加以了整理研究。
他們發現,神人獸面紋飾雖在良渚遺址群內可與多種器類搭配,但在良渚遺址群外它便只能發現於玉琮之上;如果將各地良渚玉琮按照時序排隊,我們就會看到良渚玉器的興衰在良渚玉琮之上得到了鮮明的展現:紋飾從唯有獸面開始,發展至人獸皆有帽子的精細刻畫,最終衰落至僅有簡化的神人形象;玉料也由高質的黃白料降為了低質的青藍料,良渚先民只得通過增加玉琮的節數體現玉琮的權威,例如現今藏於國家博物館的那件19節青玉琮,就是既已發現的玉琮節數之最。
雖然對於詭秘的「神人獸面紋」到底是神像、圖騰還是族徽,學者尚且眾說紛紜,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出現作為信仰的標識,為玉琮等帶有明顯權力意味的良渚玉器提供了有力的加持,讓良渚玉琮本已顯赫昭彰的地位更加登峰造極。
瑤山2號墓1號器物紋飾
試想,如果乾隆皇帝能夠泉下有知,了解到良渚玉琮悠久的年代與深厚的意蘊,他會不會捶胸頓足,為何自己如此輕易就將其製成了筆筒?的確,如果我們潛心挖掘,其實每一件文物的背後,都塵封著一段段曾經鮮活動人的歷史剪影;正如玉琮雖小,但良渚先民卻將社會與信仰的重大議題灌注其中,以之昭示著中華文明那源遠流長、亘古不變的文化基因——權力。
正因為此,雖然與良渚玉琮的相逢跨越了五千年的歲月,我們依然能夠在凝視它的瞬間,體味到「古即為今」的親切與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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