拭目中國考古

【文明的焦慮】

中國不是王朝

良渚文化對玉的追求，造就了一個玉制的國家和玉文化的「良渚化世界」。

龍山文化對於「合眾國為一國」的追求，造就了一個偉大的國家——中國。

「最早的中國」不是夏朝，良渚文化跟禹有關，跟夏朝無關，即便在傳說中，禹也不是夏朝的開創者，他的兒子啟，才是傳說中夏朝的始作者，我們尋找「最早的中國」，不是尋找夏朝。

「最早的中國」原本就是個「合眾國」，是由許多文化合成的一個「文化中國」。

「文化中國」早就存在，它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代表。

彩陶時代，仰韶文化的廟底溝類型做了「文化中國」的代表；玉器時代，良渚文化做了「文化中國」的代表；青銅時代，濫觴期以龍山文化做代表，「王朝中國」時期則以商朝做代表。

隨著「王朝中國」不斷的改朝換代，「文化中國」也不斷開創自己的新時代；「王朝中國」的時代性，表現為一個個朝代，而「文化中國」的時代性，則表現為諸如《詩經》時代、諸子時代等。

總之，我們說中國文明五千年，是針對「文化中國」來說的，「王朝中國」充其量只有三千年餘年，所謂「文明古國」，要放在「文化中國」上來說，不能放到「王朝中國」上說。

考古學在中國興起，是考據學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從考據學裡產生了一個疑古時代，但考據學只有文獻依據一條腿，疑古尚嫌不足，剛好考古學補充了文物證據，疑古時代終於可以兩條腿走路了。

可剛走了幾步，便有人想要回頭，提出「走出疑古時代」，從「疑古」走向「信古」，也就是走向王朝回歸，把已經被考據學懷疑和否定了的帝系，企圖用考古學重新找回來。

政治上是早已不能復辟帝制了，何以文化上還那麼熱衷於復辟帝系呢？「信古」沒有錯，但「古」不能同王朝等同起來，我們相信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不等於認同中國王朝史有五千年，我們也「信古」，但我們「信」的不是王朝中國的「古」，而是文化中國的「古」，在這一點上，我們完全同意「疑古」思潮對史官文化及其王朝史觀的懷疑，但我們不能同意打著「中國文化西來說」的旗幟懷疑文化中國的「古」，我們不反對「西來說」，但我們更加相信有「西來」必有「東去」，除非人種都換了。

有人說，二里頭遺址就是夏墟，或者說希望是。

為什麼會這樣？說到底，那還是因為史官文化。

史官文化的傳統，就是從王朝出發。

殷墟的發現，雖然號稱用「科學的方法」證實了「有冊有典」的商朝，但其實，還是在延續清人的考據，只是在歷史的考據法里加了個「二重證據」。

將考古引入史學，本來是一次「範式革命」，然而，考古學對於史官文化和王朝史觀的挑戰，卻被「二重證據法」扭轉了，考古學的意義，從發現遠古文化中國，轉向證明王朝中國，滿足於用地下證物來確認傳說中的王朝，用碳十四之類的科技玩意兒，將一代王朝的存在往前推它個幾百年乃至於上千年，不光為民族主義打氣，還為王權主義尋根，這樣，史官文化的倉庫里又多了一件修補歷史的工具，考古學變成了修補術。

以殷墟成功為範例，考古人又走向以「二重證據法」來確認夏墟，可他們本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從不同時代的各種類型的文化中去發現它們的統一性，發現那個文化中國，可惜並未這麼做，因為在文明的源頭上，他們還沒有分清什麼是文化中國和王朝中國，還在把王朝當做中國。

以王朝作為中國的本體和主體，這在王朝史觀里，已然天經地義，王朝遮蔽中國，王權代表文明，歷三千年，迄今未已，近代雖有新文化運動興起，或以經濟史觀和文化史觀變更之，但還是附著於王朝立言，言經濟而重「資治」，談文化而貴「經世」，歷史觀的經緯度，橫豎還立在王朝里。

二里頭剛冒頭，馬上就聯想到夏墟，這已成為習慣和思維定式，王朝史觀牽著考古學的牛鼻子，走在「王朝為體，史官為用」的王朝中國的老路上，然而，所見的考古學面貌，卻是個由龍山文化發展而來的世界，還是個由廟底溝類型二期同龍山文化融合的中原龍山文化——文化中國的樣子。

所以，「最早的中國」，就應該從仰韶文化的廟底溝類型說起。

也許有人會問，不是還有比它更早的河姆渡和馬家浜文化嗎？為什麼就要從廟底溝說起呢？我們的看法是，無論河姆渡也好，馬家浜也罷，都未能形成具有「中國」規模的全國性影響，「文化中國」開始形成，便由於廟底溝類型。

距今約六千年前，有一種文化，覆蓋在陶器上，發著紅與黑的極其簡約的色調調，向我們宣示著人性的原生態的大朴之美，表達了一種萬物之靈特有的美的訴求，開顯了以審美為標識的宇宙，這就是仰韶文化中的彩陶文化，尤其是彩陶文化中的廟底溝類型，有人採集了廟底溝類型的幾乎所有彩陶紋飾，檢索了它們的分布範圍，將這些範圍結集起來，就形成了一張廟底溝彩陶文化傳播的全景圖，此圖所覆蓋的疆域可謂遼闊，北抵河套，西至甘青，南及長江，東臨大海，稱得上是一個「最早的中國」，最起碼，這樣的一個範圍，便是中國歷史演進的核心區域，如此大範圍的文化認同，確立了「文化中國」。

科學時代來臨時，英國人培根說過一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

」這話，如果讓六千年前彩陶時代的人來說，他會說「審美就是力量」。

在知識和威權尚未開化與確立的時代，沒有比美更容易使人達成共識，沒有比共同的審美活動更容易使人產生認同並形成文化共同體了。

彩陶之美，美在形制，更在圖案與紋飾，而圖飾之中，被認同程度最高，播散範圍最廣，達成共識最為普及的，便是廟底溝類型的花瓣圖飾，有雙瓣式、四瓣式和多瓣式，據說，「花」與「華」同義，「中華」的根底就在這些花瓣里。

廟底溝彩陶文化，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大眾傳媒，這些陶器在流通中傳播的不是信仰，而是美。

信仰有分別，有分別，就有對錯，就有是非，就要求真理，美無分別，但有差異，差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不會產生對立，更不至於勢不兩立。

中西文化不同的根源，也許就在這裡，西方基於信仰，中國立於美，因此「最早的中國」是一個追求美的國，將美的樣式普及於全國，應該歸功於廟底溝文化。

正是廟底溝的彩陶文化的普及成為了文化中國的緣起，中華文明之源，最初的起點，就在廟底溝遺址。

但其局限在於，因完善而僵化，當玉器時代來臨，它反應未能及時，後果，就如同良渚文化對青銅排斥。

重啟考古目標

玉器時代，「文化中國」便以「起於東南，成於西北」的良渚文化為代表了。

良渚文化不僅狂熱追求一個審美的國度，同時，還熱衷於建立一個信仰的國家。

如果說對於美的追求形成了「良渚化世界」，那麼對於信仰的追求則成了千古絕唱。

也許有人會說，那個最早的王朝，也就是殷墟里的王朝——商朝，不就是個審美與信仰高度結合的朝代？

誠然，殷商青銅文化經由良渚玉文化而來，青銅器的形制與紋飾依然展示了「良渚化世界」的樣式，而且，殷人「率民以事神」看來也能從良渚文化里找到信仰的原型和上帝的「瞻焉在前，忽焉在後」的身影。

但，我們還是要將它們區分，因為它們畢竟是兩個時代的代表，一個代表了玉器時代，另一個代表了青銅時代，同時，還是兩個中國的代表，一個代表了文化中國，另一個代表了王朝中國。

良渚文化發展了廟底溝文化的審美理想，成就了玉器時代的輝煌，但，有所不同的是，良渚文化的美附著於信仰，就如同歐洲藝術離不開宗教，這就與廟底溝以來的「文化中國」的傳統不一樣了，「文化中國」並未全盤良渚化，而是做了自己的選擇，它選擇了玉制的國家，放棄了信仰的國度，我們從龍山文化到陶寺文化再到石峁文化，所見的情形，便是在「良渚化世界」的進展中，信仰卻不斷衰退。

但是，我們還是把史前中國的重點放在了良渚文化上，既沒有放在比它早的廟底溝文化上，也沒放在比它晚的龍山文化上，這是為什麼呢？我們談「文化中國」，要從兩個方面來談，一方面是文化形態，另一方面是國家形態。

廟底溝文化，在文化形態上有了一個「中華」的樣式，然而在國家形態上卻未能形成「中國」格局，也就是說文化普及的範圍還沒能向著國土規模轉化，文明的樣式還沒有向著國家制度轉化，而這兩點，恰恰便是良渚文化的優長，正是在廟底溝類型的文化的江山基礎上，良渚人用「禮玉」化的玉器，表達了他們「惟王建國」的理想，譜寫了他們「體國經野」的主張，以及他們的信仰。

或曰，何以不選龍山文化作為史前文化中國的重點，難道「合眾國為一國」的理想不是在龍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嗎？既然文化中國的史前面貌呈顯出以龍山文化為主體的大融合的樣式，何不直截了當就以龍山文化作為文化中國的出發點呢？這就跟我們對中國史前文明的一個基本判斷有關了。

我們認為，中國史前文明的時代性與西方有一根本不同，那就是西方文明是從新石器時代直接進入青銅時代，而中國史前文明在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之間有過一個玉器時代，中國文明起源以及國家起源是在玉器時代而非青銅時代，現在喋喋不休的所謂「中國特色」，放到史前來看，就是世界文明史上那個獨一無二的玉器時代，正是通過玉文化的興起和普及，出現了代表國家觀念的禮玉，形成了作為國家制度的禮制，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說，玉是文化中國的國體，青銅是王朝中國的國體，龍山文化屬於兩頭跨，兩不靠，哪一頭都不能代表，它既不能代表那個玉制的國家，也不能代表後來的青銅王國。

龍山文化的優勢在於大融合，先是兩河流域的南北大融合，把江南良渚文化與中原廟底溝文化融合起來，它接過良渚文化「從東南往西北」的文明遷徙的接力棒，來到中國農牧分界線上，將農牧兩種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文化融合起來，不僅如此，它還在文化轉型中承上啟下，融合了兩個時代——玉器時代和青銅時代，但它對哪一個時代都不具有代表性，因為它既不是玉器時代的經典，也不是青銅時代的經典，它不像良渚文化那樣具有原創性，但它卻以文化大融合的方式實現了「合眾國為一國」。

那時，地曠人稀，風物宜人，選個安身處，聚族而居，立國而居，都不算困難，所以，遷徙成為了一個文明的常態，不是遊牧文化總在遷徙，農耕文化也需要遷徙。

不同在於，遊牧逐水草而居，太史公謂之「行國」；農耕則築城而居，謂之「城國」，亦即所謂「城邦」。

國之初起，一城一國，多為城邦，國族繁衍，須向外殖民，於原邦之外，復立新邦，新老邦之間，即為聯邦。

聯邦之初，先以血緣紐帶論親疏，再以地緣分布分宗屬，繼以文化認同「合眾國為一國」，形成新的中心和中央之國——「中國」。

由文化認同所形成的「國」，便是個「文化中國」。

文化中國的文化形態，我們稱之為「中華」；文化中國的國家形態，我們稱之為「中國」。

文化中國與王朝中國的文化形態和國家形態大體相同，但不完全一樣。

文化中國的文化形態呈現為文明的樣式，王朝中國的文化形態主要表現為政治教化；文化中國的國家形態是天下為公的「合眾國為一國」，王朝中國的國家形態則是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襲的「家天下」。

西方人對「中國」的認同，是對文化中國的認同，而非對王朝中國的認同，是對文化中國的文明樣式——絲瓷茶認同，而非對王朝中國的意識形態——儒道釋認同，認同美麗中國而非王權主義。

國家的本質，身在其中，反而蒙昧，要從外面來看，就能看到最明顯的那一點。

例如，西方人看中國，漢唐時，通過絲綢看，稱中國為絲國，宋元時，通過瓷器看，稱中國為瓷國，明清時，通過茶葉看，但還未來得及稱中國為茶國，就被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打斷了。

到了二十世紀，王朝終結，民國興起，中國轉向民族國家和主權國家，不再以朝代稱國，而是直接名之曰中國，但西方人卻依然稱中國為「china」，還是那個瓷國，箇中緣由，除了一個民族國家和主權國家自稱為「中國」有著自命為中心之國和中央之國的嫌疑而難以被接受外，也由於西方人對中國認識的傳統，還在從文明的樣式上而非從國家形態上來認識中國，所以，在中國就出現了一個國家主義的悖論，對內自稱為中國，對外被稱為china。

如果有人認真起來，非要問一下「中國」二字的英文究竟，那你就會發現，在英文字典里就沒有「中國」這兩個字，因為「地球是個圓，中國在哪一點」？在世界地理和國際關係中沒有中心，當然也就沒有「中國」。

中國歷史進程的「中國」，不是世界地理上的中國，也不是國際關係中的中國，它只適用於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的範圍。

放到世界地理上來看，那也就是東亞一隅，回到史前來看，就是《禹貢》的地理範圍。

那個以「九州」為主體的「中國」，既是對廟底溝類型以來的文化中國的一個歷史地理的總結，同時又確立了後世王朝中國的基本定格，成為以「中國」為目標引導歷史進程表達國家統一性的藍圖。

以此而有兩個迥異而相應的圖式，一個是基於文化認同的文化中國的「合眾國為一國」的共和圖式，另一個是基於權威認同的王朝中國的「家天下」的「莫非王土」的君主專制的大一統圖式。

我們確立考古的目標，在指導思想上，不是順著王朝中國脈絡往下挖，而是要把那個被王朝中國埋沒的文化中國發掘出來。

何必追尋五帝

歷史上，有兩條「司馬遷線」，一條從東南往西北，一條由東北向西南。

縱橫交叉，形成中國地理十字架，而陶寺文化，便是這兩條線的一個交叉。

放到史前文化的江山里來看，與這兩條線相應的文化，有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紅山文化從東北往西南，良渚文化從東南往西北，兩支文化一前一後，都落腳到中原，先是紅山文化，沿著農牧文明分界線，從東北進入中原，接踵而來的良渚文化，則順著那條玉石之路，從東南進入中原。

這兩支文化，都是以「玉的傳人」的身份，而非以「炎黃子孫」進入中原。

當然，也有人喜歡順著帝王世系的杆就往上爬，例如，郭大順在《追尋五帝》一書中，針對徐旭生的夏、夷、蠻「三集團」說，提出了一個「新『三集團』說」。

郭的新「三集團」是，以仰韶文化文代表的中原神農氏華族集團，以紅山文化為代表活動在燕山南北地區的黃帝集團，以大汶口和良渚文化為代表的興起於東南沿海的虞夏集團，他把江漢地區的考古文化亦即徐氏原來所謂「苗蠻集團」，都併入到虞夏集團裡面，郭這麼一變更，就將打破了「五帝本紀」的徐氏「三集團」說，變成向著「五帝本紀」的王朝譜系回歸了。

考古學為什麼要「追尋五帝」？這說明他的文化視野還滯留在王朝史觀里，郭書開門見山，就認定司馬遷在《史記》里根據傳說編撰的《五帝本紀》為「天經地義」，就認為其中「五帝」已然成為中國五千年文明史開端之「通例」。

其實「五帝本紀」出自黃老學派的主張，孔子「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就不談黃帝，莊子一談到黃帝就當作笑話來講，把黃帝說成是個失道、求道在先哲的引導下時而覺悟偶然也能得道的形象，如果孔子、莊子讀了《五帝本紀》會怎樣想？他們也會認為這是「天經地義」，並且跟著太史公去做「炎黃子孫」嗎？當然不會！一個為了「家天下」而做的「天下一家」的假設，它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為歷代王朝提供了一個權力合法性來源的想像，今天的中國，難道還需要這樣的想像？

從文化認同回到血緣認同，以血緣認同來確認「家天下」的正當性，以「君父」的名義確立王權的合法性，這在王朝史觀里確實「天經地義」，但王朝史觀離不開王朝，王朝皮之不存，史觀毛之焉附？故其有效性，僅適用於王朝中國三千餘年，它既不能適用於王朝中國之前的文化中國，也不能適用於王朝中國以後的中華民國以來的中國。

順著王朝史觀的思維慣性去「追尋五帝」，可以說是考古學的南轅北轍，把考古學的作用降解為給《五帝本紀》作註腳，還美其名曰，這是「考古與歷史的結合點」。

不知從何時開始，作為科學方法進入中國的考古學轉向了，從疑古——懷疑王朝史觀轉向信古——維護王朝史觀，考古學本身，也從批判王朝史觀的利器變成擁躉王朝史觀的工具。

這一轉變，有著兩個背景，一個是顯性的民族主義的背景，另一個則是隱性的王權主義的背景。

在民族主義的背景下，興起了中西文化之爭，中國傳統中最重要的文化，莫過於史官文化，中國本土考古學參與到這場爭論中來，一再強調「考古與歷史的結合點」，其實便是與史官文化的結合，所謂「信古」就是對史官文化的認同。

而王權主義的背景則有些尷尬，因為王朝中國不再，但隱性的王權主義的影響還在，影響到考古，就恨不得要在史前將最早的王朝中國發掘出來，甚至「天經地義」的認為：「最早的中國」就是王朝中國。

郭大順說，夏墟在太湖流域，顯然這是衝著良渚文化來說的，但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其國家形態還是個一隅之地的方國，並非像殷墟那樣的廣域王權國家，形成了統一性的世襲王朝，但那確實是夏墟的源頭。

我們從這源頭出發，沿著「良渚化世界」去尋找夏墟的去脈，就發現，它是「從東南往西北」去的，先是同龍山文化融合了，變成了大龍山文化，良渚文化的夏墟也就變成龍山文化的夏墟了。

可這夏墟，並未直接趕著往中原去，因為中原彩陶文化非鼎無玉，屬於不同文化區系，所以，它沿著黃河自下而上，逕往農牧分界線上去，在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里，終於出現了「良渚化世界」之標的——禮制化玉器。

在這裡，農耕文化的夏墟，發展為農牧混合文化的夏墟，江南之越禹，變成了塞外戎禹。

從文化中國那一面來看，禮制化的「玉的傳人」，比血緣化的「炎黃子孫」靠譜。

而「玉的傳人」形成的一個關鍵時期，便是陶寺文化時期，中國史前兩支最重要的玉文化，東北紅山文化和東南良渚文化，分別沿著太史公指出的兩條影響中國歷史運動大勢的「司馬遷線」進入陶寺文化的地盤，其中雖然難免有文明的衝突在裡面，但我們從文化遺存里所見更多的是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反映了玉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徵，那就是和平。

以玉立國，走的就是和平路線，傳說中的堯舜禹時期的禪讓制，就是玉文化的國家化，就是和平路線的制度化，這是玉器時代特有的。

到了青銅時代，情況發生了變化，以青銅立國，文明的衝突占了上風，戰爭路線在國家制度上反映出來，國家就向著暴力機器轉化。

這一轉化，帶來一系列變化，導致玉器上人文初曙的神像蛻變成「食人未咽」的青銅饕餮紋樣，使得具有共和精神的禪讓制墮落為輪流執政確保利益最大化的分贓制，通往了世襲之路。

而陶寺文化，則剛好處於這兩個時代的交口，那時，它兩條腿走路，前腳剛走入玉器時代的庭院，後腳跟著就到了青銅時代的大門口，它不但充分享受了玉器時代的文明成果，把個美輪美奐的「良渚化世界」儘可能地加以吸收，同時，又叩著青銅時代即將到來的門環，呼喚新時代帶來的新風流。

陶寺文化的底蘊是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優勢是彩陶，而玉器則是它的短板，在發現陶寺遺址之前，仰韶文化玉器出土，不僅數量少，而且形制單調，由此可見，一種發展到極致的文化，在文化轉型中是多麼難以掉頭，陶醉在彩陶文化的優勝中的仰韶人就像後來戀戀不捨玉器時代的良渚人那樣，在文化抉擇的緊要關頭由於立場過於堅定和原則性太強而導致僵化並衰落。

在進化中，適應性最為重要，迄今為止，還沒見過有一種文化能夠永遠領先下去，歷史上曾經先進的文化，今天看來，大都衰亡了。

（作者近著《回到古典世界》，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