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評《中國考古學》

【文化視角】

作者：李新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

《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中文版終於由三聯書店出版了。

展開這部匯集較全面資料、綜述以往研究、凝聚中西合璧的兩位作者最新思考的中國史前通史，讀者可以沉浸於考古學家最引以為豪的「長時段」敘事中，穿越對塑造「我們的中國」最重要的萬年時光。

作者以對中國史前和三代考古學發展歷程的痛快梳理開篇，點明古史重建和民族認同構築一直是中國考古學情之所鍾，劍指民族主義和歷史學附庸兩個痼疾，奠定了全書的敘事基調。

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表明，新舊石器時代轉折之際發生的巨變是動植物的馴化和定居生活的形成相互交織的複雜而漫長的過程，並非柴爾德提出的「農業革命」那樣迅猛而果決。

書中對轉折期基本考古材料有教科書式的權威而清晰的描述，對演變的動因則有前沿的理論思考。

採集者和集食者概念的運用，定居的考古學證據的深究，對學者提出的「積累者」追求財富和威望的「野心」的討論，都會引發對這一重要轉折更細膩而深入的思考。

紅山文化玉龍 資料圖片

作者分早、中、晚三期討論了中國新石器時代五千年的發展歷程。

以雕龍之技，在海量資料中擷取精粹，融匯西方理論和方法，從經濟基礎、聚落形態、墓葬和禮儀等方面分區縱覽各主要考古學文化的演變，追蹤社會複雜化的不同軌跡。

以「低水平食物生產的廣譜生業策略」概括新石器早期的生業形態，反映了近來將農業和最初的動植物馴化與食物生產區分開來的研究趨勢。

對定居方式的多樣性和食物類型的廣譜性的充分揭示，刷新了對該時期經濟形態特殊性的認識，賈湖和興隆窪等文化表現出的社會分化和豐富儀式活動有了更切實的物質依託。

以與早期同樣的篇幅展開對異彩紛呈的中期的敘述，不得不刪繁就簡。

紅山文化的玉器沒有露臉，轟動一時的崧澤文化東山村墓地未被提及。

迫不得已的簡略或許不會嚴重影響對這個蘇秉琦描繪為「滿天星斗」的燦爛時代的感知，但以千年為敘事時段模糊了公元前3300年前後這個重要的轉折點。

實際上，在這本書中以「社會不平等的出現」命名的2000年中，史前社會並非勻速前進。

公元前4000年至3300年之間，各主要文化區發生了跨越式的發展，而在最後的約300年中，發生了紅山、廟底溝和凌家灘的衰落以及由之引發的人群移動和社會動盪整合。

此外，因為對「客觀」的考古學立場的堅守，作者雖然提及「中國相互作用圈」、跨區域的交流和「大範圍內某些共同信仰的形成」，但似乎並不想觸及「最初的中國」這樣的敏感話題，也沒有深究這個中國史前社會燦爛的發展期是否如張光直所說「啟動了持續千年的有力程序」，對後來的早期國家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考古學》 劉 莉 陳星燦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敘述地理空間廣大，涉及新疆、西藏和雲南等周邊地區。

因篇幅所限，不得不做同樣的刪減。

山東龍山文化是這個時代的主角，但相關內容簡略至極。

此外，這1000年中的跌宕起伏同樣沒有得到展現。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沿用了良渚文化結束於公元前2000年的傳統觀點。

因此，良渚之衰落先於陶寺和龍山文化，以王油坊類型為代表的龍山文化南下至良渚腹地這些重要事件都湮沒不彰，直接影響到對二里頭文化興起的解讀。

為了避免依據文獻記載重構古史之嫌，作者對陶寺與堯的聯繫持否定態度，但也談及公元前2000年前後氣候變化引發的自然災害可能是大禹治水的傳說真實的背景。

關於良渚和陶寺是否為國家，作者採取的同樣是保守的態度。

被多數中國考古學者認定為夏和早商的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獲得了以「中原地區早期國家的形成」為名單獨成章的待遇。

兩位作者是成果豐碩的伊洛聚落考古項目的主持者，對二里頭-二里崗獲取銅、鹽資源也有出色的研究，寫來自是酣暢淋漓。

作者試圖以「社會考古學方法」替代「古典進化論方法」，並消解「滿天星斗」的詩意，但被列為該方法核心內容的華維翰的聚落四等級說也好，葉菲等關於國家和文明的討論也好，用之論證於良渚和陶寺已修成「國家」正果也未嘗不可。

其實，二里頭-二里崗超越前輩的最耀眼的「國家」范兒不是多了一兩個聚落層級，而是居中獨大的優勢地位和放眼天下的資源控制和禮制傳播，或作者所言「地域國家霸權統治下貢賦系統」的形成。

這更主要的是指張光直所說的「政治革命」的成果，是《禹貢》表達的規劃九州的宏大政治構想的形成和實踐。

如此獨特的國家形成道路，如此清晰的與早期文獻政治理念的聯繫，應該足以吸引我們嘗試一下以夏商的視角觀照二里頭-二里崗，嚴肅思考是否應該在文獻中獲得靈感，構建「中國學派」的國家起源概念體系。

對公元前兩千紀早期周邊地區青銅文化的全景式綜述，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國際視野，為中原地區的社會演進提供了橫跨歐亞的遼闊背景。

這樣的視角近來似乎正成為解讀中國早期國家起源的主流，「青銅時代世界體系」和「東亞青銅潮」日漸風行。

偉大文明的誕生都是不同文化相互激盪的結果，中國文明自不例外。

但如果把中國早期國家的出現理解為西來青銅浪潮引發的「裂變」，甚至是西風肅殺，落木蕭蕭中的掙扎，則失之千里。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中原地區早期國家是這個所謂「世界體系」中最燦爛的成果，而且大至政治理想藍圖和權力表達方式，小至綠松石鑲嵌技法，都可以在雖衰猶榮的陶寺和龍山等文化中找到「榜樣」。

正如本書結語中指出的，這些外來因素如何被納入本土的社會政治和精神觀念系統是更需要關注的問題。

二里頭遺址 資料圖片

在最近一次關於「最初的中國」的網絡直播討論中，有學者質疑考古學到底為認識中國古史貢獻了什麼新知識。

我相信，這部令人肅然起敬的著作提供了最好的答案：唯有從考古資料中才能獲得我們的文明孕育生成時期的「質感」，唯有深入的考古學研究，才能開闢古史記載的鴻矇混沌。

向這部著作致敬的最好方式，是「叩之以大者」，期待黃鐘大呂之回鳴。

《光明日報》（ 2018年01月1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