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牟永抗先生

筆者按：

這篇文章初稿，本來是為2015年出版《良渚玉工》而執筆，為此也反覆學習了《牟永抗考古學文集》中的論文，受教益良多。

本文的初稿，部分也曾面呈先生指正。

然而，因為自己對文稿的結尾並不滿意，其中原想從西伯利亞更新世晚期玉器出現的情況，討論玉器定義問題，但資料相當煩雜，要加入文中有點不勝負荷之感，而其它工作又接踵而來，最後也就擱置，塵封狀態。

今年2月10日早上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先生微信驚悉，牟永抗先生仙逝，噩耗傳來，深感震驚，悲痛欲絕。

自1990年代相識以來，與先生在香港、杭州兩地互動頻繁。

2000年前後，我在澳門黑沙和珠海寶鏡灣發掘及整理新石器時代環玦玉石作坊，先生親臨考察指導。

從2003-2004年間浙港雙方合作「良渚玉器及其影響」，香港中文大學考古工作隊得以在浙江省內杭州、桐鄉、遂昌、溫州等地博物館順利開展工作，牟先生大力的支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2003年12月10-15日間，筆者有幸與牟先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國祥一同出席環日本海玉文化始源會議，會後共同考察了新潟縣西頸城郡青海町翡翠峽谷和糸魚川市翡翠博物館等地。

這幾天得與牟先生日夜相處，執卷問學，也趁機抓拍了先生演講和觀察玉器的風采玉照。

現今睹像思人，尤覺得先生親切和可敬。

這篇拙文本來為先生生前所寫，遺憾未及完善就擱筆，竟成為紀念先生的文字。

這次把文章最後一段加添幾筆，文字上略作調整，刪除注釋，勉強成文，甚感內疚！最後我對先生玉學方面的貢獻認識不深，今不自揣淺薄，拋磚引玉。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

（圖一）

圖一、80年代牟氏主張長江下游是中國古老玉器起源地。

當時國內外學術界普遍認為河姆渡遺址出土玉玦擴散到東亞各地。

2003年12月在日本《環日本海の玉文化始源》會議上，牟氏主張長江中、下游並不是玦的原生地。

本照片是牟永抗先生當日在日本演講的情況。

一、良渚玉器與牟氏良渚玉學豐碑

我國自身考古學的開始，就是為了「要挖掘出中國的歷史」。

國外考古學史研究者特里格（Trigger B.G.）將近代中國考古的性質，定性為民族主義的考古學。

這個意見顯然是有點以偏蓋全，但卻頗切中要害。

無可否認，任何一時代考古學的闡釋，往往僅能反映當代社會學術的主流傾向。

陳星燦先生從中國考古學史的角度指出，「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因考古學而來，又隨考古學發現而不斷深入」。

他概括了近百年中國考古思想的趨勢，指出自上世紀20年代出現中國文化來源西來說，到30—40年代有東西二元對立說，50—70年代又有一元說，到80年代以來出現多元說的變化。

據此自80年代以來，中原以外考古學的興起是從一元說脫胎到多元說變化的重要階段，其中南中國和東北等地考古學的發現如雨後春筍，對傳統中原一元說思想挑戰起著破舊立新的作用。

此中浙江省考古學代表人物牟永抗先生，就扮演著推動一元說到多元說轉變的主角。

牟先生是近代浙江省考古學的開創者，也是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的奠基者。

良渚文化有著精美絕倫的玉器和被譽為空前絕後的玉工技藝。

良渚文化玉器的發現與研究，牟先生有開創性的貢獻。

他對良渚玉器豐富的論著，以及在全國特別是江浙一帶所樹立的考古玉學研究學風和團隊，已成為中國考古學研究中一道亮麗的風景。

眾所公認，考古學是研究人類物質與遺蹟的科學。

考古學本身的終極目的也是研究人類行為和思想。

然而，真正意義的考古學幷不終止在田野的發現，更重要是對考古工作思想上的變化。

牟先生所創立史前玉器的體系，代表著現今中國玉器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思想理論。

牟先生自我回顧生平的學術，嘗感嘆「外喜內憂的准悲劇式的多少往事」，其中種種經歷的見證，令人非常感動。

他生平中的喜與憂，遺留著時代歷史鮮明的烙印。

二、牟氏與浙派玉學形成背景

早在牟氏1991年的訪談中，話題主要是「長江流域考古與中國古代文明」，反映了他考古終極的目標，並為此奮鬥前進，衣帶漸寬終不悔。

上世紀50—70年代，在文明起源一元說橫行的時期，中原以外的地區同樣遭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

借用牟先生當時的語言表述：「當時只有中原才是正史的一部分……」，「良渚發現以後，把良渚的年代及其文化來源都歸結到龍山文化，形成了既承認東亞文明為獨立的起源，強烈地反對傳播論，但在東亞內部，卻表現了強烈的傳播論理念」。

這是先生批判文明起源一元說的時代哀音。

這種「被誇大中原地區史前文化對四周傳播和影響」觀點，到今日已為考古學界所放棄。

牟先生無疑是打破一元論的時代先鋒。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仁綜合先生考古研究成果，總結為三方面最重要的貢獻：

1.從田野考古建立浙江省史前時期考古文化區系類型。

2.中國史前玉器及其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

3.浙江瓷窯址考古學的探索。

然而，對考古學整體來說，牟先生在中國考古學的貢獻，尤以探索長江流域史前考古與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問題為重，並獲得開創性的成果。

眾所公認，他以獨特的角度對良渚玉器的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顯示長江流域對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意義。

從這樣角度說來，牟先生選擇從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序列和特徵作為重要的切入點，正是剖釋中國古文明淵源的關鍵。

牟先生玉學方面的研究，獨樹一幟。

國內外同行和後輩和他親近熏炙過的，都強烈感受到先生學問上敏古好求，晦人不倦之風。

在江浙一帶，尤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內，公認「一直以來，牟先生十分關注本所年輕學者的學術進步，指導年輕學者的野外發掘和考古學研究」。

受到牟先生良渚玉器研究思想所感染的後學，比比皆是。

一些由牟先生所提倡玉器工藝上獨特的思想和術語，在目前中國史前玉器的研究中逐漸滲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種帶有浙江學派的玉學特色，或可稱為浙派玉學，正在逐步發展壯大，蔚然成為長江流域考古學的特色。

從學術上系統理解牟先生考古學方面的成就，近年來出現一些比較有利的條件。

200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集《牟永抗考古學文集》的付梓出版，囊括了他一些重要的著作，難能可貴是《牟永抗考古學簡歷》的披露。

此外牟先生自道早年考古訓練班及良渚、馬家濱考古的回憶，幾次生平自述等，都為了解先生的學術心路歷程提供了重要根據。

我認為對牟先生史前玉器研究業績的理解，有幾方面的背景是比較重要的。

第一：對近代中國文明起源諸說的理解。

作為長江下游史前文化的奇葩，良渚出土豐盛的玉器，對中原文明起源一元說挑戰起著衝擊性的作用。

從長江流域史前獨特玉文化的角度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節點，必須貫徹近代考古學思潮的演變，從而理解牟先生玉學思想的背景。

第二：熟悉田野考古的技術。

牟先生長期從事田野考古學，玉器的分期與工藝變遷和功能等解釋均建立在田野考古基礎上。

第三：熟識良渚玉器研究。

牟先生對中國史前玉器做過廣泛的論述。

他對良渚文化玉器的研究，絕大多數是由直接細緻發掘和觀察玉器的成果。

若果未有機會充份接觸良渚的玉器，對牟先生玉學成果的理解，很容易流於隔靴搔癢。

第四：玉學工藝窄而深的知識基礎。

牟先生在良渚玉器的象徵意義和工藝技術方面有豐富的著述。

玉器象徵意義方面必須探索重要的方向。

然而，這方面的研究難免有見仁見智之處。

玉器工藝科技史的技術方面具有較強的客觀性，也是理解先生對玉學貢獻最切實可行的途徑。

第五：熟悉同代玉學研究狀況。

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後，良渚、紅山玉器重大新發現此起彼伏，中國新石器時代出土精美的玉器，一時成為文博、地質、歷史、美術和考古等探索的熱門課題，大量的豐碩成果不斷湧現。

各學科對出土玉器有不同的解釋，互相砌磋。

故此，牟先生同時代的不同背景的學者，對先生思想的挑戰與回應，是分析我國近代玉學研究史很重要的根據。

第六：掌握浙系玉學團隊動向。

受牟先生影響新興起一代學人所形成團隊，已成為近年長江史前玉器研究的中堅力量。

目前，這批中青年新興的一代已經成為是長江史前玉器發現和研究的主力軍。

他們的研究成果既是牟先生學術的傳承，又展示著未來浙派玉學發展的方向。

以上六點是探索牟先生玉器文化方面成就的重要基礎。

誠如《荀子·勸學》謂「學莫便乎近其人」。

如果能得長期間親炙先生的謦咳，這當然是最難得的機會。

筆者二十多年來一直得到先生的厚愛和教育。

另一方面，我對東亞玉器學習的視野，更多時間是專注於長江流域以外史前玉器的研究。

這樣對我來說，看長江的獨特文明，就有一種旁觀者的感覺，從不同角度管窺廬山的真面目。

三、從頭角嶄露到考古全才

牟家是浙江黃岩書香世代的家族。

牟先生從20歲開始從事考古，堅持無間斷，是純粹的學者，考古一生，如玉人生，令人敬仰和羨慕。

先生與考古的緣分，甚至可以從出生的當日計算。

這個故事該從他的老師裴文中教授說起。

在1929年12月6日，裴文中抱著第一次發現的完整北京猿人頭骨化石，進入北京協和醫院解剖學科主任加拿大人步達生（Davidson Black）的辦公室。

1933年先生出生的醫院，剛巧就是北京協和醫院。

這裡當時正是中國舊石器周口店遺址出土人類化石研究的大本營。

牟先生曾受教於裴文中教授，學習舊石器方面的基礎知識。

裴老對牟先生學術起著重大的影響。

先生所最得意玉學的研究基礎必定與裴老所傳授的石器知識有著密切關係。

他日後多次強調玉器起源於舊石器時代，闡述打擊技術與玉器製作關係等論點，可見其中的淵源。

先生出身於首都北京，當他七歲時日本全面侵華，被迫返回到故鄉黃岩。

少年一段的日子中，他在鄉間上山下鄉勞動，為日後適應艱苦田野考古生活的良好鍛鍊。

他曾多次表示對自己年少在北京生活的思念。

先生的回憶中，自謂「儘管我號稱出生地為北京，仍然和其他年輕人一樣，對首都充滿嚮往和憧憬。

」1954年先生在北京大學參加了短期考古訓練班。

1982年獲邀重返闊別的北京大學母校，就長江流域考古作了六次專題演講，為此先生興奮之情，從「我有生以來，思維最活躍的兩個月」，對北京出生地依戀的感情，躍現紙上。

晚年先生談及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組織，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代表「中央軍」，省一級的考古是「地方軍」。

現實中先生雖生在北京，但未能有緣份作「中央軍」。

生平先生的考古，就是以「地方軍」身份配合「中央軍」的角色。

上世紀50—70年代「中央軍」文明起源一元論思想占據主流，先生恰好據長江下游的考古資料，以文明起源多元論回應「中央軍」。

牟先生在中學時代特別喜歡數學和物理，甚至被同學戲稱「幾何大王」。

理工學科良好的基礎對他後來重視玉器工藝痕跡形成物理過程有一定的幫助。

晚年他曾呼籲「加強考古學生源的理科知識」，顯示先生對玉學研究的特色。

在考古學習的開始，先生沒有學院式的經歷。

1953年先生第一步邁進考古生涯，參加老和山遺址的發掘工作，得到曾在安陽發掘老手王文林技師手把手的教導，學習如何分辨生土、熟土、陶片拼合修復等技術。

從1953—56年牟先生曾多次田野考古工作受教益於王文林技師。

這是他從田野考古發掘到遺物觀察技術的紮根時期，無疑也是後來對考古遺物工藝技術尤其重視的背景。

這些早年工作的經驗對他日後傾力在玉器、陶瓷工藝追求探索，草灰蛇線有跡可尋。

1957年先生24歲，正是如旭日初升，參加龍泉窯址的發掘工作。

後來，獨自主持大窯乙區及金村窯址的發掘工作，為宋代龍泉窯早中晚三期區分提供了斷代依據的基礎。

驟眼看來，龍泉窯址的研究與史前玉器的分析似乎是南轅北轍。

事實上在考古方法論上，兩者有很密切共通之處。

他指出：「瓷窯址考古是繼瓷窯址調查之後，將傳統古陶瓷研究逐步納入考古學規範的又一個舉措。

」「如何從制瓷工藝入手，從製品的自身演變中建立分期與斷代譜系，應是瓷窯址考古研究的基礎性課題」。

就考古學方法而言，從動態遺物技術、形態變化精闢研究的方法，一直在先生考古學的研究中有所體現。

1963年先生30歲，英姿颯爽。

當時先生具備十年的田野考古經驗。

他當年的成就已頭角嶄露。

這包括考古學文化序列的劃分。

1965年在吳興丘城遺址，他發現上、中、下三層及中層墓葬組成的四個考古學地層單位，日後成為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和馬橋劃分的開創性基礎。

再者，在1953年他在老和山遺址首次邂逅石英質玦飾；1963年在餘杭安溪蘇家村發掘良渚文化遺址，親手挖掘一件半殘的玉琮。

這十年考古生涯中，從史前遺址到歷史時期墓葬序列的建立，對陶瓷、玉器等的發掘和關注，隱約可見到牟氏後來學術研究的主要方向。

40—50歲階段，他主要精力集中於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體系的建立。

1973年餘姚河姆渡遺址和1979年羅家角遺址的發掘，一方面是對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較早階段系列原始文化的建立，包含早到距今6000—7000年前各種玉石的飾物，為當時中國新石器時代包含玉文化年代最古的一群。

1977年夏鼐先生針對河姆渡文化新發現指出：「這也使我們重新考慮我國新石器文化的起源，是否一元的這個考古學上的重要問題」。

無疑宣告考古思想上，從中原一元論開始向多元論巨大的變化。

七十年代末期，牟先生有關河姆渡、馬家浜和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文化系列細緻分期的探索，為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玉器文化序列奠基工作。

1979年先生所執筆《三十年來浙江文物考古工作》一文中，構建了浙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譜系，幷對青銅時代長江下游考古學文化作了全面探索。

先生在考古起步最初二十多年間，在江浙各地遺址留下腳蹤處處。

45歲壯年階段的先生有挫萬物於筆端的氣勢，儼然已成為浙江考古界領軍的人物。

四、玉器研究初試啼聲

80年代中期以後，因為良渚文化反山、瑤山等遺址玉器的驚人發現，牟先生適逢此千載難逢機會，成就了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考古學開創的貢獻。

他以剖析玉器文化的手段，凸顯中國文化的主要特色及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1980年代，我國古代玉文化發現和研究正是充滿機遇與挑戰的大時代，吸引了很多不同學科背景學者的參與，揭開中國古代玉學研究黃金時代絢爛的一幕。

1980年代地質學家對古玉的研究，既是必要也是及時的介入。

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聞廣先生從考古地質學立場，特別是以軟玉礦物學角度對古玉研究的切入開創了考古古玉地質學重要的基礎。

聞氏得著先鞭，對東北地區遼寧查海、新樂、紅山文化和江浙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時代玉器大量的鑑定，古玉系譜規模初現。

考古學上夏鼐先生以其崇高學術的地位，從1981-1982年間對夏商周以至漢代玉器的研究方法、分類、定名和用途等研究。

1983年夏鼐先生又對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以來的牙璧，作了系統和功能的解釋，都為中國古代玉研究開創之作。

80年代初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的研究發展異常迅速。

在東北方面，遼寧省孫守道、郭大順先生對紅山文化中玉器的發現，提出玉兵時代概念。

內蒙三星他拉紅山玉龍的確認，一時風靡。

在東南沿海方面，上海的崧澤遺址，江蘇的花廳、草鞋山、大墩子、寺墩、張陵山等，浙江的馬家浜、河姆渡、羅家角遺址等，新石器時代從早至晚期階段玉器的出土，如雨後春筍。

在此期間牟先生對玉器研究初試啼聲，並很快在考古玉學研究領域中脫穎而出。

1982年是牟先生轉向玉器考古學重要的轉折點。

是年的冬天，先生被邀請到上海福泉山工地考察，對崧澤與良渚間文化變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一方面由王明達先生主持吳家埠遺址的發掘，成功分辨剝剔出26座良渚文化墓葬和玉器。

吳家埠遺址曾出土大型良渚玉琮中孔的玉芯。

日後牟先生對良渚玉琮管鑽穿孔技術破解，這是很關鍵的資料（圖二）。

在1982年5、6月間，他應北京大學考古系之邀請，重返北大講學，就長江流域下游新石器相關專題的六講，是對江、浙地區新石器文化深入思考的良機。

也因為在京的機會，同年冬天牟先生應邀為北京大學舉辦的全國古玉研究班授課，為此撰寫《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

先生日後對此文的記憶，自歉表述：「是我在反山、瑤山發掘之前一次涉及古玉研究的文字記錄，比較真實地反映出一個考古工作者初次涉足該領域專題研究前，對有關專業知識的幼稚、無知和缺失錯誤。

」從學術史角度來考察，這篇文章毫無疑問是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體系奠基之作，也是先生邁開古玉研究的第一步，意義深遠。

'圖二、牟先生在觀察日本朝日貝冢出土翡翠大玉珠，長16.5公分、重470克，為日本繩紋時期中期國寶級文物。

牟先生以手電筒背光透視大玉珠孔內壁的加工痕跡，探索硬度如此之大翡翠，繩紋人如何穿孔的技術。

三十多年後再捧讀先生《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文章，猶覺得珠玉紛陳，勝義迭出。

這是我國新石器時代玉器第一篇系統的論述。

我們甚至認為，這篇文章與夏鼐先生在1982年所發表的《商代玉器的分類、定名和用途》，可以互相媲美。

前者牟先生所專注是新石器時代玉器淵源的問題。

後者夏先生是三代玉器研究示範之作。

兩者文章從時代上自史前至歷史時期，相互銜接，都是以考古學方法研究出土玉器的力作，異曲同工。

綜觀《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玉器》一文重要性是多方面的。

正如作者所指出，「長江下游從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年）到良渚文化（距今約4200年）都使用玉器。

其上下限為距今7000-4000年前。

當時玉器的品種與製作技藝似已形成規律，在全國範圍內似乎處於某種領先地位」。

長江流域以河姆渡以至良渚文化新發現早期的玉器，在當時中國以東亞玉器起源問題上，頭角嶄露。

牟先生此文有兩重點。

其一，是建立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玉器時、空序列及內涵變化的分析；其二，從長江早期玉器出現，擴大至中國玉器文化源流的探索，視野廣寬。

文中主要的論旨，仍然是貫徹史前玉器文化，思索長江流域考古對中國古文化形成的貢獻。

第一點：有關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玉器出現，從地域上分寧鎮、太湖、寧紹三個地區分別討論。

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晚階段玉器系列，從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以至良渚文化的發展軌跡，清晰可辨。

先生綜合其中的特色，如人體佩飾用玉的玦、璜和禮儀用玉的琮、璧的出現年代、密集程度，均居全國首位。

因此，他認為，玦、璜、琮、璧四種玉器起源於長江下游，大致不會有很大錯誤。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上牟先生的論斷成為中國以至東亞考古學界長期公認最權威的看法之一。

現今看來，我們當然知道東北地區興隆窪文化包含更古老的玦飾玉文化。

然而長江流域的玦、璜、琮、璧，仍然是代表我國用玉最早的地區之一。

牟先生在我國史前玉器研究發軔的階段，對於長江下游史前玉器的定位獨具慧眼。

他甚至指出，長江下游史前玉器的環、鐲等很可能是來自黃河下游的影響。

按我們今日對東北亞早期玉器認識來說，牟先生的環、鐲北來說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觀點。

第二點：長江史前玉器與中國文明起源關係。

牟先生認識到黃河流域仰韶文化並不具備玉器起源的傳統。

「玦、璜、琮、璧在中原出現的時間都比較晚，我們認為，我國中原地區商、周文化的玉器，不少品種來自東部、東南部族原始文化。

」「二里頭文化中包含有若干良渚文化的因素。

」「中原地區的印紋陶應屬於來自東南地區的影響，那麼，玦、璜這兩種配飾用玉，是否也可能和印紋陶一起融入中原的商文化之中呢？」

三代中原存在東南地區史前玉器文化的一些影響，這是現今大家公認的事實。

不過，牟先生的深意在指出，其中商文明因素內所包涵長江史前玉文化的傳承，也就是長江流域反過來對中原華夏文明的回饋。

牟先生一再指出長江流域的古代文化中的精華，以玉、絲、漆、瓷四者代表，尤以玉居首，構成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以來最重要的文化特徵，確為擲地有聲之卓見。

五、應對文博與地質學的挑戰

在1982年以後，牟先生精力集中於浙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研究。

從1984至1988年間，牟先生擔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室（史前考古）的主任。

舉世矚目良渚文化王墓等級的反山和瑤山遺址，就分別在1986、1987年發掘的。

這兩個遺址之驕人發掘成果，用牟先生語言來表達：「單就玉器而言，在數量、品種或花紋均超過全國以往歷次發掘所得良渚玉器之總和。

而且還發現了許多新器種、新紋飾，成為良渚玉器一次轟動性的空前大發現。

」同時，牟先生高瞻遠矚，深刻認識到反山、瑤山良渚玉器的發現，一方面使「玉和玉文化研究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領域中一門嶄新的課題，以成組的玉禮器出現為標誌的玉器時代，就是中華文明曙光的最強光束。

」

1986年5月31日上午，反山良渚十二號大墓97號玉琮射口剛露頭，是否確實為玉琮，關係到是否可作為良渚大墓性質的判斷，迫在眉睫。

當日下午一時，97號玉器環狀射口剛被剝出四角時，「蹲在墓邊的王明達不顧一切地一躍跳進墓坑，一邊大喊：『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

』」王明達先生是反山遺址發掘的領隊。

「快叫牟永抗」幷不單是反山遺址對牟先生的呼喚，更是其後瑤山等一連串良渚文化遺址空前發現大時代對牟先生的招喚與期待。

從1986年以後，牟先生的所有精力都集中於良渚及中國古玉方面的研究。

這是中國考古學黃金時代給予先生的使命（圖三）。

圖三、據牟先生曾對筆者謂：「他在80年代初期已從河姆渡玦飾玦口中，觀察到以砂繩切割的痕跡。

」本照片拍攝牟先生在日本以手提放大鏡觀察玦口內部情況，是牟先生精細觀察玉器的見證。

從1988～2007年約20年間，先生先後發表26篇玉器相關文章，約30多萬字，其中主要的三個問題包括：1、良渚玉器象徵意義和工藝的技術；2、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的體系；3、玉器時代與中國考古學的特色。

如果說傳統上對古玉學術研究始於宋代，下延至清末吳大澄的《古玉圖考》作為傳統古玉研究的總結。

科學的玉器研究要等待到20世紀在我國考古學的誕生後才出現。

二十世紀上半段除了一些歷史時期如殷墟考古玉器的出土外，史前時期玉器發現乏善可陳。

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從東北內蒙古、遼寧、沿海山東、安徽、江浙、上海，以至南海嶺南、台灣等地，數千年前以至近萬年前的古玉，紛來沓至，時而更蜂擁而出。

二十世紀後半段迄今，為中國古玉科學研究的黃金時代，嶄新的中國玉器歷史有待重建。

牟先生玉學思想的形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新出土古玉風潮中，不同學術角度之間互相激盪中產生。

對於牟先生學術思想的挑戰，除了當代考古學思潮本身以外，藝術史及地質學等方面的刺激尤其明顯。

首先是來自於文博界，被具體標籤為「以傳世玉器為研究主體的新一代傳統古玉研究者」。

他們關心古玉考古發現的資料，但是與考古學的方法、視野和研究目的等方面都存在差距。

兩者間有一定的合作空間。

然而，牟先生認為：「總體認識上存在某些共同的局限性。

」這種共同的局限性究竟是什麼呢？牟先生幷未有進一步的說明。

然而，我們從上世紀九十年代由文博與考古學共同合作編著《中國玉器全集》（1-6卷、1992年出版）內容中，可以略見端倪。

傳世玉器是文博界學者研究的強項。

故宮博物院的著名學者楊伯達為代表。

2006年學界為楊先生慶祝八十大壽出版《如玉人生》，文集中對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古代玉器研究過程綜合反映。

1989年《故宮博物院院刊》登載楊氏《中國古代玉器面面觀》論文，其中有關和闐玉料和砣具加工技術，對當代玉學的研究引起爭論。

其一，有關玉料方面，楊先生對新疆和闐玉料尤其重視，「我國玉器歷來指和闐玉而言」，「和闐玉是我國玉材的精英」，「是我國古玉的主流」。

另一觀點是有關玉人和砣具關係。

他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紅山、良渚玉工都以原始旋轉性工具砣機械加工。

甚至認為是「這種認識在考古界和文博界古玉研究中是得到公認的」。

上述楊氏對玉料和史前玉砣工藝的觀點，長期以來在學術界有很大的影響。

對於以上兩個觀點，牟先生有自己的看法。

在玉原料礦物學上，雖非他所長。

在1992年由楊伯達編《中國玉器全集》（第一集）《中國史前藝術的瑰寶》文章中，他談到，「國內有的對玉器研究造詣很深的學者，以和闐玉作為我國用玉的標準，這是對玉料和玉器的更高要求」。

這無疑是對當時「和闐玉是我國古代玉器主流說」隱約的懷疑。

在2001年牟先生《玉器時代續議》中，就開宗明義指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古玉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

其中很重要的一項成果是從概念上衝破了唯新疆和田所產才能稱作玉器和凡是玉器一定要用砣機加工製作兩大禁區。

使古玉研究在認識上逐步擺脫古玩鑑賞，納入考古學研究創造了廣闊的前景。

」

作為古玉研究進展概念上兩項重要的突破，玉原料問題是礦物學的工作，而後者則是考古學物質技術層次上的認識。

在礦物學角度，1986年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聞廣在科學分析蘇南草鞋山、張陵山東山、武進寺墩等良渚玉器報告中，已明確指出：

「一百多年來，西方學者對中國古玉原料來源問題，……自漢武帝時張騫通西域（公元前139-126年）後，以和田為代表的崑崙軟玉才傳到中國內地，而內地不產軟玉。

事實上並非如此，……中國內也並非沒有軟玉。

」

同樣是1992年，聞廣在《文物》所發表《辯玉》文章。

聞氏晚年告訴筆者，他有鑒於當時文博和考古學界對玉的科學概念認識的不足，才有《辨玉》之作。

根據他科學測定紅山、良渚等大量玉器，都明顯與新疆和闐玉間並不相關。

此前，有些意見認為：「至於和闐玉與紅山文化的關係，地望條件值得注意，出潼關向東北，經古燕地便可到達紅山文化所波及的區域」，這當然是不攻自破。

另一個有關砣具旋轉機械的問題，砣機的產生被認為是「我國古代治玉史上的一次技術革命」。

從80年代以來，不少文博和考古學者曾論述紅山、凌家灘、良渚出土精美玉器，是由砣機琢制而成，砣具幾乎一時成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玉器加工技術的「定論」。

對於這一方面，牟先生很早就據良渚玉器表面的痕跡，對砣機說提出質疑。

他深入觀察反山、瑤山出土二千多件玉器後，指出良渚玉工最常見制玉工藝有切割和鑽孔。

「而切割痕跡中可以區分出硬性片狀物切割和柔性線狀物切割兩種。

」他指出：「我們檢視了反山和瑤山出土玉器痕跡，除反山M20:5瑗面上留下同心圓的輪旋紋及反山M20:157璧面外緣附近留下一處凹弧形台面外，均為線切割的痕跡。

上二例也未必能定為砣割加工」。

雖然牟先生上文最後有「未必」兩字，按這兩件玉器表面痕跡看來，尚似有不作最後肯定的意思。

他根據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反山、瑤山二千多件玉器表面的加工痕跡，認為是與砣具加工完全無關。

長期以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玉器是否由砣具加工，成為二十世紀玉器工藝技術上最具爭議性的話題。

2001年由台灣大學錢憲和先生所組織一場「玉作坊研討會」中，就仿佛是新石器時代玉作中「砣具」存否之對決大戰。

從會議後發表《史前琢玉工藝技術》論文集，誠如錢氏所指出，「很明顯的意見的分歧，仍然主要是砣具的有無……」筆者當時幸得廁身於是次會議當中，並擔當了「玉器工藝」小組討論的主席。

從會議後出版論文可見，主張新石器時代存有砣具的學者仍占大多數，以楊伯達、張廣文、黃宣佩、張敬國、楊竹英、陳啟賢、錢憲和、方建能等學者為代表，反對的僅有牟永抗先生一文。

首先，楊伯達先生《關於琢玉工具的再探討》文章，重點談砣機玉石工藝分化，主要是砣機發明和應用，最早砣機是一種原始砣具，主張紅山、凌家灘、良渚文化階段創造了原始砣具。

故宮博物院張廣文、上海博物館黃宣佩從他們論文題目前者《凌家灘出土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V」、「U」形截面加工痕與片狀厚砣具的使用》、後者《良渚玉器上砣研痕之研究》，明顯主張新石器時代砣機使用。

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張敬國一組，更以顯微拍攝照片，去「展示砣刻的痕跡」。

地質學界代表錢憲和一組的《史前玉器的製造工藝技術》一文，否定凌家灘、崧澤、良渚玉器上弧狀痕跡是線切割痕，而認為是與現代砣具深槽痕十分相似。

以上支持新石器時代晚期已採用砣機說的，包括兩岸故宮文博及田野考古各兩名學者，地質學者一人；相形之下，持否定論的僅有牟永抗先生一人。

當然我們知道學術上的爭議，並不能以民主的大多數方式去決議。

牟先生論文第一段就辭鋒犀利指出：「唯砣具方能琢玉，成為阻礙玉器研究者學術視野的一條不成文的成規。

」其中所謂阻礙視野的看法，例如如果相信只有砣具製作的器物才能成為玉器，長久以來人們相信我國玉器上限年代只能到西周。

牟先生通過良渚玉器表面痕跡分析，從線切割、片切割否定砣具存在，此文章末段，全都集中討論砣具切割玉器的特徵，如砣具切割玉料方向恰恰與線切割相反，砣具切割圓弧等徑圓，而線切割近似平行拋物線形同心圓等。

根據出土玉器表面痕跡與砣具切割特徵對比差異，他否定砣具在新石器時代存在的說法。

筆者一直主張按玉器工藝技術特徵判斷砣具有無，並非可以人言人殊，如此玉器科技工藝科技研究，就變成一種偽科學。

這是不能容忍的傾向。

這只是反映目前古代玉器科技歷史研究，仍然是處於起步階段，在各種術語概念未有共通的定義，才造成「相同的玉器上一些現象卻有極端不同的解釋」。

一直到現在，學術界對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是否存在過砣機加工玉器的爭論，雖熟未能達到最後的定論。

目前按我印象所見，江浙一帶中青年考古學者中，基本都支持新石器時代無砣機論，反之砣機說目前後繼無人。

1992年出版第一集《中國玉器全集1?原始社會》是二十世紀中國玉器研究的里程碑，代表東北紅山與江浙一帶良渚玉文化兩大玉文化體系的初步綜合研究，也同時反映了文博與考古於玉器研究方法和目標存在的差異，也是「兩支隊伍相互合作的良好開端」，而合作上「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

其中尤以新石器時代晚期「砣具」有無，爭論迄今二十多年仍各持己見，成為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的一樁暫時無法了結的公案，尚有待下一代學者的判斷。

總結以上和闐玉和砣具兩者問題提出，都是以歷史時期玉原料和工藝去逆推新石器時期玉工的技術。

玉料方面隨著各地軟玉原礦床的發現，新疆和闐玉作為新石器時代玉器主流說法，破綻畢露。

至於砣具問題的爭論解決也是指日可待。

六、《三論》與《辨玉》商榷

玉器本身是一種礦物，又是由人工加工而成的器物。

這樣玉器在研究本質上就必須是多學科的結合。

上世紀八十年代，地質學界對玉器研究積極的參與展開了中國古代玉器研究新一頁。

如眾所周知，中國地質學開山鼻祖章鴻釗的《石雅》中第三卷《玉類》有關真玉、解玉砂以及歷代玉器的大觀，學術權威論述一方面既具備專門地質礦物專門知識，又兼具對傳統文獻歷史玉器高深的造詣，對此後考古學出土玉器的研究起著重要的開導作用。

1980年代初，聞廣先生繼承先學成果，一方面在地質學礦物學上已經有三十多年研究經歷，另外他有家學淵源，父親是著名文史學家聞宥教授。

1980年代初起二十多年間，聞氏全部精力均集中在出土古玉礦物學方面研究，影響巨大。

牟先生和聞先生二人是相知。

1991年初夏，聞、牟一同實地考察了浙江小梅嶺玉礦的露頭，雖然沒有發現古代開採玉礦的痕跡，但對良渚人玉器原料產地問題的探討提供了難得的線索。

另一方面，1998年牟先生65歲正當在學術上的盛年，當年完成《試論中國古玉的考古學研究》，由1993年初稿先後改訂至定稿，長達五年之久，充分反映先生從考古學角度研究出土古玉重要的思想體系。

這篇文章引用最多是聞廣先生有關玉器的論點，論文中五處直接引用或討論了聞氏對古玉的研究。

牟先生對聞廣先生玉器研究評價很高。

他謂：「聞廣所進行的古玉地質學研究，都是富有成就的基礎性研究成果。

」這裡所看到地質學與考古學對古玉研究的合作，也隱藏著雙方對古玉思想上的歧異，互相交流激盪以至爭論。

牟先生如何從礦物學古玉範疇中展示出考古學研究方法的特色，這是值得深入分析的課題。

聞和牟兩位大致都是從1982年後，就一直與古玉研究結下終生不解之緣，可以說是與玉有緣。

這裡我們先總結聞廣先生以地質學角度對古玉研究的成果，作為理解牟先生考古學為核心的玉學觀點特色。

1983年聞先生完成《中國古玉的考古地質學研究—玉：中國古代文化的標誌》第一篇古玉研究論文，其中就古文獻、掃描電鏡下礦物的特徵，對軟玉結構分析，揭示古玉科學研究基礎。

聞氏繼承和更正了章鴻釗首倡中國玉器時代說法，「建議將我國新石器時代稱作玉器時代」，幷且指中國國內軟玉來源，並不一定「全部來自崑崙」，又提出國內如何尋找軟玉的問題。

二十多年來聞先生目驗古玉數千，顯微鏡觀察玉器也有約千件以上，如東北查海、牛河梁、西北、大地灣、山西陶寺、曲村、江浙一帶草鞋山、崧澤、南河浜、反山、瑤山、好川；歷史時期的商代婦好、西周澧西、漢代南越王、高郵神居山二號漢墓，國外越南長睛等重要古玉資料，蔚然大觀，上下八千年古玉精華，均被網羅。

事實上，早在1989年聞先生完成的《中國古玉研究》論文，充分反映了他對中國玉文化地質學研究的主要成果。

其中重要幾個論點包括：

1、玉礦物學概念界定，指出礦物學上「玉僅包括鹼性單斜輝石的硬玉及鈣角閃石的軟玉」。

並解釋了軟玉結構交織纖維顯微透閃石--陽起石系列礦物集合體的特徵，如加工難易、韌性差異、受沁程度與軟玉晶體成束、組成纖維粗細相關。

2、古玉中可以區分為真玉、假玉及半玉三類。

此外，考古發掘出土石器中亦包含有真玉，如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墓地中真玉制石器有十多件，良渚文化所用假玉應當是有意應用的，雜用假玉與否似乎反映了等級的差別。

3、世界最早真玉，以公元前六千多年的遼寧阜新查海，出土8件玉器全是真玉，當時人鑑別玉料水平甚高，已脫離用玉初期真假玉混雜不清的階段。

4、我國史前的玉器文化，總而觀之，是自北向南與自東向西逐步發展，即愈西愈南，用玉起始越晚。

以上四點來自地質考古學的挑戰，第一點，純科學礦物學辨識；第二點，真假玉配合與社會階段反映，已涉社會結構文化層次；第三點，是以查海遺址所構成軟玉文化的成熟，預見更古老時期玉器存在的可能；第四點，是以真玉即軟玉為中心玉文化起源傳播的模式重建。

總觀聞氏以上在1989年所形成玉學思想，所涉及已從科學的玉器辨識延伸到玉文化起源及玉器社會考古學分析，這對於考古學古玉研究當然是很大的刺激和影響。

考古學界如何面對如此地質學考古古玉的新形勢而做出回應。

上述聞廣《中國古玉的研究》論文在《建材地質》第三期發表，由於專業不同，流通量少，所以較難受到考古學界的注意。

而1989年3月，牟先生在《文物》所發表《良渚玉器三題》文章中，劈頭的第一句「什麼是玉？古人是怎樣認識玉的？」作為破題，隱若透視出一種從考古學出發對玉器定義的探索味道。

牟文章中引用聞廣在1986年所發表《考古地質學》及蘇南玉器研究成果，從現代礦物學軟玉定義介紹，指出「我們的祖先顯然不可能按現代標準去選擇玉材」。

那麼牟先生認為玉器定義又是怎麼樣的呢？「玉除了本身具有的自然屬性之外，又加上社會屬性的成分。

」「玉器的定義中，除了客觀的物質自然屬性之外，還可以加上特定的製作工藝。

」總之在1989年牟先生對玉器定義就建議從礦物、社會和工藝三者去斟酌。

另一方面，牟先生等在1989－1990年完稿的《中國史前藝術的瑰寶――新石器時代玉器巡禮》（《中國玉器全集I 原始社會》1992年）一篇重要論文中，已經注意聞先生在查海玉器為透閃石軟玉的消息。

但對中國玉器起源問題，牟先生等持有相反的意見。

他指出：「在我國史玉器已知的時、空關係中，看不出由某一起源地區中心，向四周傳播、擴散的跡象。

」也就是說，1990年的前後，有關中國玉器起源問題，聞先生東北一源論與牟先生多源論兩者對峙的狀態，前者地質礦物學、後者是考古學的背景。

然而，我們最遲在2003年前後，見到牟先生承認河姆渡玉器很可能是受到東北興隆窪文化的影響。

這方面在牟先生2003年在日本發表的《長江中下游史前玉玦》（《環日本海の玉文化の始源と展開》，敬和大學2004年，頁57－65）中充分反映。

1992年7月聞氏同樣在《文物》上發表《辨玉》一文，這篇文章注釋中並沒引用任何考古學者的文章，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這是對《良渚玉器三論》中有關玉器定義的商榷。

七、玉器定義的困難

1980年代是中國古玉研究發展飛躍的時代。

新石器時代出土的玉器層出不窮，夏鼐在1983年曾論述玉器「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今天，它經過了四千多年的發展。

」到1989年的9月，地質學者聞廣科學鑑定查海八件玉器，均為軟玉。

這一下子把中國真玉文化推前到約八千年前。

此外，此期間紅山和良渚文化大量出土的玉器均被科學認定為軟玉，提供了中國史前玉器研究最重要的資料。

其中，考古學的發現和地質學的參與占據重要的角色。

聞、牟兩位先生不約而同地提出中國新石器時代中存在過「玉器時代」的意見。

「玉器時代」的呼喚，對於以玉器為中華文明特徵性的標誌是十分重要的升華。

對此，牟先生專文《試論玉器時代》，副題就是玉器為中國文明時代產生的一個重要標誌，就良渚文化中成組玉禮器出現、玉器出現與社會分化等進行了深入精闢的論述。

他提出「玉質石器」與「玉器」的概念，把玉器從精神生活中特化出來，與物質生產工具區分開來，是玉器時代立論的重要方向。

無可否認，近三十多年中國玉器研究開展了過去數千年來所未有的新局面。

考古、文博、地質等各方面合作是其中推進最重要的動力。

雖然目前對於一些問題，如玉器定義、玉器時代等的認識尚有歧異，相信通過更多田野工作和科際間合作，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可能有比較一致的看法。

目前學界新動向一方面把新石器時代玉器的出現與舊石器時代晚期的象徵主義起源掛鈎；另一方面將中國玉器起源問題放置於歐亞大陸的範圍去考慮。

對於早期玉器社會進一步了解，興隆窪文化時期農業發達，軟玉礦物已被古人精確辨別，配合高超砂繩切割和旋轉開孔技術，中國東北距今8000年前已出現玉器革命的變化。

談玉器革命變化，首先有必要釐清玉器的定義。

夏鼐先生1982年《有關安陽殷墟玉器的幾個問題》的文章，內容卻未有涉及殷墟的玉器，力主討論「中國古玉料的質料問題」。

夏先生有關玉概念的說明，很值得作為我們討論此問題的基礎。

「『玉』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是指一切溫潤而有光澤的美石。

漢代許慎在《說文解字》（卷一）中給玉下定義，便說是石之美者……這未免過於抽象，不能作為科學的標準。

今日礦物上，玉是專指軟玉（Nephrite）和硬玉（Jadeite），是二者的總稱。

玉字在今日中國有廣、狹二義，廣義的仍是泛指許多美石，包括漢白玉（細粒大理石）、玉髓（石髓）、密縣玉（石英岩）、岫巖玉（蛇紋石，包括鮑文石）等；狹義的是比較嚴格的用法，也是專指軟玉和硬玉。

考古學中使用名詞，應該要求科學性，所以我以為應採取礦物學的定名。

」

這是迄今考古學界對玉定義奉為圭臬的解說。

然而，把這個廣、狹玉定義實際應用於中國以至東亞萬年玉器文化歷史分析上會遭遇自圓其說上的困難。

夏氏主張在考古學上追求科學性，所以應採用礦物學的定名。

這方面聞廣先生在古玉研究上，完全奉行以礦物學準則去分析古玉的性質。

1992年聞氏《辨玉》文章，就未有直接提及夏鼐廣狹玉義的意見。

據聞氏在礦物學原則，玉只有真假，真玉又有軟玉與硬玉之分。

不是真玉的就是假玉，古代稱之珉、碈。

這樣的只有玉狹義觀，固然在處理上比較明快利落。

牟先生也認為：「考古學發展到現在，對玉的一些屬性的確立，應該以現代礦物學的鑑定為基礎，離開這個基礎，每個評價者的印象感覺很難作為大家討論的共同基礎。

」這番話顯然也是同意考古學玉器辨析應採用礦物學的定名。

然而，據此作為玉器社會屬性即精神方面的問題，是否不論製作的是什麼，只要是由真玉製成，就可以稱之為玉器呢？這就是牟先生所提出，玉器社會屬性與現代礦物學分類無法接軌的問題。

聞廣先生一直在礦物學立場論玉器，似乎對上述問題沒有太多的討論。

他在1990年發表阜新查海八件玉器，全是真玉。

其中七件（4件玦、1件管、兩件匕）是透閃石軟玉，另一件玉鑿是陽起石軟玉。

玉鑿作為工具是否也可稱為玉器呢？

2007年，筆者和劉國祥先生在《玉器起源探索》（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2007年）分析興隆窪、興隆溝遺址出土眾多軟玉錛、鑿器的刃部，就明顯有長期使用破裂痕和線狀使用痕。

如果是這樣，查海的軟玉鑿，本身很可能是一件實際使用的木工工具。

聞廣上述論文中曾提及：「考古發掘分出的石器中有時亦含有真玉，如內蒙赤峰敖漢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墓地考古發掘出土石器中，就曾檢出真玉十多件，其它遺址也有類似情況。

」在1994年，聞廣的《用玉的等級制度》一文餘論中，談到「……下遼河的遼寧瀋陽新禾（SX）遺址，及遼東的東溝後窪遺址（DH）下層，莊河北吳屯（ZB）下層及長海小珠山（CX）下層，均出有真玉，且多以工具為主，……」這樣看來，這些石器形狀和功能錛、鑿為真玉的遺物，又不作為玉器去考慮。

牟永抗先生對此，也曾發表過類似的意見。

他說：「所以我們將器身布有麻點狀錘擊痕跡的大連郭家村遺址的玉質斧、錛和瀋陽新樂遺址採用壓片法成型的玉質鑿等標本，稱為玉質石器。

」這方面意見與聞先生的有點不謀而合。

然而，據此，我們與上面玉器以礦物學基礎原則是否有違背。

究竟由真玉所製作的遺物是否該稱為玉器的問題，我們參考一下國外的例子來考慮，似乎這個問題相當複雜。

首先，如俄羅斯西伯利亞方面來說，新石器時代較早階段出土大量軟玉質石錛、刀類的工具，這些器物是否都可以作為玉器？日本方面，繩紋時代中期開始，在新潟縣糸魚川市的周圍，就發現了多處翡翠硬玉飾物製作的房子作坊。

筆者有幸，於2004年後多次作實地考察，所見如長者ケ原、寺地遺址玉作坊中，其中房址內出土大量翡翠原石，不少翡翠河礫石被作為敲打工具，用於製作玉珠。

這樣，大量硬玉錘當然沒有分類在玉器的名下。

另外一個與中國距離較遠的例子，北美洲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的弗雷澤河（Fraser River）流域，距今3000多年前這裡曾廣泛使用了軟玉作為製作工具的原料，主要是用作加工木材的工具。

John Darwent通過深入調查，發現大型如超過20公分玉錛一般均在墓葬中才有所發現，更可能是一種身份與象徵性財富，富裕家庭才有足夠餘力以製作這些非實用性大型玉器。

弗雷澤史前聚落所顯示大部分由軟玉製作的工具，並不能作為玉器的分類。

從以上俄羅斯西伯利亞、日本糸魚川市流域、加拿大弗雷澤河一帶史前時分別存在有軟玉和硬玉的生活上工具，這些工具大部份欠缺當時人群社會賦予特殊精神方面的屬性，學者們一般都沒有把之分類為玉器之列。

以上的討論，目的並非是否定夏鼐所主張考古學上玉器應以礦物學作為基準，更沒有忽視聞廣對史前軟玉及多種古玉礦物的區分。

然而，從邏輯上講，玉料並不成為鑑定玉器的充分條件。

「玉是人們社會意念的物化，因此它的社會屬性將遠超過其礦物學的自然屬性加以測定或分類。

」牟先生詞鋒勢利，顯得入木三分。

那麼如何確定玉器礦物學、社會學和工藝學三方因素成為玉器必要條件，具體上又如何進行鑑定，也是知易行難。

玉器鑑定的三方面因素，包括：

第一個礦物學因素，以上已討論。

第二個社會學因素，其實就是物質所代表的象徵意義。

首先如興隆窪文化中出不少軟玉制錛之類器物，當然也有大量石錛。

這些玉錛上大多有明顯長期用作木工的使用痕跡。

這樣，我們是否有足夠條件，否定這些就只是一些普遍的生產工具，並不具備特殊的象徵性意義呢？這肯定是難以邃下結論的。

原因之一是興隆窪文化時連大型聚落中的玉料也是極其稀少，興隆窪遺址發掘面積達3萬多平方米，出土玉器一共重量僅有三百多克。

另一方面，這種玉錛在使用過程中，常被半份分割作為贈予的重器。

這就說明至少興隆窪文化中的玉錛，也可能同樣具玉器的角色，也是屬於玉器的範疇。

另一方面，三代玉質的圭、璋、戈等，很明顯就是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東西。

這些玉器是否就不具備實際上使用的功能呢？同樣，如山東日照兩城鎮採集「獸面紋玉圭」是大家熟悉精美極致的玉禮器。

筆者據實物所見此圭刃部有十分發達的使用痕，肯定具有鏟的功能無疑。

我們沒有可能因為這件「獸面紋玉圭」刃部有明顯使用痕工具，就不把它放在玉器的範疇？

第三個因素是工藝學，牟先生把「琢」作為玉器的特定技術，就是使用解玉砂的見解研磨技術。

按「玉不琢，不成器」，玉料不經過加工就不能稱玉器，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但經過什麼樣的加工技術，才作玉器鑑定的條件，就十分複雜。

簡單來說，至少我們目前未見到有打制完成的玉器。

一般早期的玉器都是磨製且常具有系孔。

然而我們不能否定磨製玉器製作過程中，可能使用過打制技術。

無論如何，玉器必定需要人工的加工，這個必要條件是可以成立的。

總之玉器三個必要條件中，礦物學軟玉、硬玉是首先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唯一的。

第二、三個條件其他物質上如木、石、骨角或各種有機物如貝類等，都具互通的技術基礎。

所以也不能說史前玉器社會屬性特徵遠遠超過其他礦物學屬性。

因為沒有礦物學的基礎，玉器無以成立。

這又可見玉料本身對玉文化成立來說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以上有關玉器確定三方面因素的討論，顯示出問題的複雜性。

如何確定玉器的定義問題，今後可能有必要具體從玉器出現的時間和空間歷史發展過程中去探索。

有關玉器確定，首先我希望借用聞氏「古玉」概念，用以涵蓋一些古人曾使用的礦物，其中連同軟玉和硬玉，還有如煤精、石英、綠松石、葉蠟石等二十多種礦物。

目前，我們對三萬多年東亞地區出現象徵性意義人體礦物製作裝飾物認識不足，對兩萬多年軟玉飾物出現的資料掌握得太少，對一萬年前後軟玉飾物普遍在東北亞東北存在發現尚未綜合整理。

目前我國僅按照距今八千年前興隆窪文化，及紅山、良渚等文化的發現，但這些階段玉器已進入非常成熟的形態，難以作為有數以萬年以上玉器歷史的根據，也就無從為玉器定義作出一個周全的考慮。

總之，夏鼐、聞廣和牟永抗三位先生曾對玉器定義，已作出初步整理與界定，今後有待努力繼承和發展。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學者們黃金時代玉器研究的軌跡很值得我珍惜學習。

近年聞廣和牟永抗先生先後去世，這是我國玉學研究巨大的損失。

我雖然有野心要全面探索牟永抗先生於中國玉學的貢獻，但施行起來有心無力。

玉器已成為中國核心文化重要部份，玉器所蘊含精神象徵對中國文化長期起著導向作用，因而玉器成為探索我國傳統文化核心的基礎，很值得深入分析研究。

謹以拙文紀念牟永抗先生，感謝先生二十多年來如一日，眷顧和教育之恩，長銘五中。

（初稿2015年3月21日、改訂2017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