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帛學：古代文史研究的新增長點

【中國話語 傳薪絕學】

簡帛是簡牘和帛書的合稱，簡與牘都是用竹或木製作而成，窄長的稱為簡，大塊的稱為牘，帛則是白色的絲織品。

簡帛是造紙術發明之前中國最主要的書寫材料，戰國時期的《墨子》一書中曾兩次出現「書於竹帛」一詞，形象地說明了當時書寫材料的特徵。

即便是到了東漢蔡倫改進造紙術之後，簡帛仍然與紙張並行使用了很長時間，一直到南北朝時以後才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清華簡上的字跡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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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帛類文獻的發現，在古代就有不少記載，其中最為人們所艷稱的，當屬西漢景帝時在孔子故宅發現的孔壁中經，以及西晉時在河南汲縣出土的汲冢竹書。

孔壁所出，有《尚書》《論語》《禮記》《孝經》等文獻；汲冢則發現了《紀年》《穆天子傳》《易經》等典籍，在當時就引起了熱烈討論，對於後來學術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國學大師王國維對它們給予高度評價，並進而提出了「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的著名論斷。

19世紀末，西方探險家紛紛湧入中國，在中國西北的新疆、甘肅、內蒙古等地區大肆進行探險考察活動，發現了不少簡帛實物，從而揭開了現代簡帛資料發現的序幕；而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先後出土的居延漢簡和長沙楚帛書，更是蜚聲中外。

新中國成立後，考古工作蓬勃開展，新發現的簡帛資料更為豐富，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國各地出土的簡帛資料數量之多、地域之廣、內容之豐富，已遠非以前所能比擬。

迄今中國所發現的簡牘資料已有三十多萬枚，帛書也有數十件之多，蔚為大觀。

一些學者甚至把當今稱作是一個簡帛時代，也洵非過譽。

從時代上來說，目前已經出土的簡帛資料已覆蓋了從戰國直至魏晉時期的各個歷史階段。

就其性質來說，大致可以劃分為簡帛書籍和簡帛文書兩大類。

西北烽燧屯戍遺址所出，主要為文書檔案；內地出土的簡帛中，里耶秦簡、走馬樓吳簡、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益陽簡等也屬於這一類；至於一些墓葬出土的簡帛書籍，為墓主人生前所閱讀的書籍實物，與墓主人的學識和生涯有關。

例如銀雀山漢簡、馬王堆帛書、定縣簡、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北大簡、安大簡等，多系珍貴典籍，可見墓主人在學術方面很有造詣，墓中所出土的簡帛也反映了他們的學術傾向；睡虎地秦簡、龍崗秦簡、張家山漢簡、嶽麓簡則以法律書籍為主，墓主人都曾任執法官吏，也體現出《挾書律》廢除之前「以吏為師」的事實。

簡帛資料的大量發現，已經深刻地影響了當今文史研究的面貌，簡帛資料給我們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嶄新的視角，來重新研究中國輝煌的古代文明。

學者們不僅可以利用簡帛資料證經補史，探研新領域，解決新問題，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了很大的飛躍。

近年來學者們紛紛提倡的重寫學術史、文學史、思想史、科技史等主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拜簡帛資料大量發現之賜。

需要說明的是，這麼多豐富而且重要的簡帛資料，其學術價值絕非我們這個時代所能充分認識，其中的許多深刻內涵，有待於子孫後代進行長期研究和揭示。

當前，簡帛研究已成為古代文史研究的新增長點，成為當代的顯學，日益受到重視，但是許多工作有待於進一步深入。

比如說，一些簡帛材料已經出土了三四十年，尚未得到有效的整理和出版；而且，隨著時代的變遷、科技的進步和認識的深入，許多過去出版的簡帛資料尚有重新整理的必要。

例如，以往公布的簡帛照片，囿於當時的設備和技術，往往不夠理想，造成文字識別十分困難，現在的攝影設備和技術已經大為改觀，完全可以獲得更理想的圖像資料；再比如說，以往的竹簡拍攝只注意有字的一面，對於無字的背面則往往忽視，現在學者們都充分認識到，作為一種文物資料，竹簡背面蘊藏著大量的珍貴信息，可以對竹簡的編聯、綴合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另外，像簡帛學的理論建設、簡帛學與當代高科技成果應用等方面都有大量的工作有待開展。

（李學勤 劉國忠 作者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