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山大歷史系諸先生(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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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
英國科學家保羅•戴維斯說,這個世界儘管表面上科學化,但骨子裡仍是宗教的。
大四時開設《宗教史》,孫明良老師主講佛教史。
研究中國歷史與文化如何繞得開佛教這座巍峩的高山?許壽裳說,魯迅曾向他感嘆:「釋迦牟尼真是大哲。
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啟示了,真是大哲!」
孫老師是我的佛學啟蒙者。
他講佛學比講《世界古代史》妙絕得多。
他講佛教的誕生、傳播及其在中夏的流布、興衰,講緣起性空、無常無我,講中國士大夫的宗教——禪宗……「諸法因緣生,緣謝法還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他一字一頓地板書偈語,然後氣定神閒、慢條斯理地闡釋,果然天華亂墜。
惜乎沒有比較佛學與現代科學,那才更為「不可思議」呢!
記得孔令茀老師主講基督教史,內容已模糊。
她隨口講的一些禮儀知識,反倒記得清楚。
老先生精神矍鑠,灰白的頭髮梳得紋絲不亂,舉手投足盡顯大家閨秀、名門淑女風範。
其女兄孔令仁先生也是我們系教授。
她們是孔裔近支76代孫,「孔八府」嫡系傳人,祖母是末代「衍聖公」孔德成出生時的見證人。
儒學是中華主流傳統文化;孔孟之鄉山東,是儒學發源地。
沒能聽孔老師系統地講儒學,在「國學」熱的今天來看,真是一件「清泉濯足」般煞風景的憾事。
2012年1月,山大組建新的儒學高等研究院。
箕裘終不墜,文竟在茲乎?!
《文史通義》開篇即說:「六經皆史也」。
梁啓超先生說:「中國古代,史外無學,舉凡人類知識之記錄,無不從納之於史」。
這個星球上最熱愛歷史的民族,非我們莫屬。
三皇五帝史悠悠,《尚書》、《春秋》、《左傳》、《史記》以降,各種形式、各種體裁的史書汗牛充棟、車載斗量。
歷史學的歷史,就是史學史。
憨山大師說:「不讀《華嚴》,不知佛家之富貴」,套用一下,完全可以說:不讀史學史,不知中國史學之堂皇。
周曉瑜老師主講《中國史學史》,既重史實又重理論,有述有評,有論有考;從先秦到民國,櫛比鱗臻,脈絡清晰,提綱挈領,足可指點治學迷津。
我把這門課當成書山「地圖」,記了厚厚的筆記。
賈島有句詩:「無師禪自解」,學生總要離開先生。
周老師還講過《歷史文獻檢索》。
這門課「授人以漁」, 是工具性質的課,它指示自主學習的方法、路徑,從中也可以領略老一輩學人研究學問的踏實與勤苦。
陳尚勝老師是鄭鶴聲先生的學生,鄭先生乃我們系大名鼎鼎的「八大教授」之一。
陳老師主講《中國古代對外關係史》。
他治學嚴謹,學識淹博,「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講鄭和下西洋時,他說,中國文化多輸出,少輸入,傳統「華夷觀」看不到外國文化的長處。
講中日關係時,他說,《天工開物》一度成為日本國民技術的教科書,在中國卻一度失傳……這既像「振聾發聵的木鐸」,又像「發人深思的靜夜鐘聲」。
歷史睡了,時間卻醒著。
這門課讓我遷思回慮,我記了厚厚的筆記。
儘管有的高校考古學屬於人類學系,但是,歷史與考古沒法分開,科學的考古資料實為古史研究的基礎。
《考古學通論》課由崔大庸老師和劉鳳君老師先後主講。
劉鳳君老師字龍朋,號神通居士,畢業於北京大學,是國內建立美術考古學理論框架的第一人,也是骨刻文的發現者和骨刻文字學的奠基人。
英國哲學家羅素認為,歷史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
劉老師既是歷史學者又是書畫藝術家。
古墓形制、瓷器流變、佛像法式……他寥寥幾筆就勾勒出,他的出凡入勝的藝術造詣讓考古課有滋有味。
崔老師的名字那時還叫大勇,正攻讀博士研究生,丰姿瀟洒,氣宇軒昂。
他是好學的典範,據說熬夜苦讀是常事。
一次他講田野考古,忽然說:「做學問,必須有獻身精神」。
說者或無意,聽者卻有心。
這句話像催化劑,一度讓我熱血沸騰、激情燃燒,安心聽了很長時間歷史系的課。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獻身學問,與痛苦無關,與寂寞無關;或可說,它就是為了消弭痛苦、填充寂寞,求得長途跋涉之後莫可言狀的永恆歡愉,突破今生今世的有限性。
所以,黑格爾說:「獻身吧,經受艱苦的思想勞動,品嘗到理性的美。
」
高鑒國老師主講《美國社會史》。
那時考研正緊,況且我報考的是北大,他上課從不點名,我逃課較多。
因為每次聽他的課都有思想收穫,所以,每次不得已的逃課都讓我悵然若失。
儘管我對民國史、共和國史興致勃勃,胡亂讀過一些稗官野史,也因為學習法律,這兩門課都沒有系統去聽。
「不平等」也是文明社會的一大發明,人類對「平等」的追求,恰恰表明了「不平等」的存在。
現在我仍然記得高老師講「社會分層」理論時的情形。
他扶一下厚厚的眼鏡,微微仰著頭,含著笑背誦魯迅先生寫的《范愛農》里的段落:「不料這一群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坐位來了,甲要乙坐在這位子,乙要丙去坐,做揖未終,火車已開,車身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
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裡想:那群讀書人就連火車上的坐位,也要揖來讓去,分出尊卑……」乏味的理論,在會意的微笑中烙上心頭。
高老師的課使我對美國和美國史產生了興趣,也對社會學有了粗淺的了解。
後來,他調到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工作系,擔任系主任、教授、博導。
大四下學期,考研、工作落下帷幕。
「煙消雲散,一杯誰共歌歡?」終於可以放下包袱,輕鬆上陣,像大一時那樣全身心地聽聽歷史系的課了。
中國人移居國外的歷史源遠流長,現在,遍及全球的華僑約有三千萬。
黃花崗72位烈士,華僑占29人。
華僑是中國重要的社會現象,了解華僑史有助於理解中國社會。
晁中辰老師是明清史、中外關係史專家。
他主講《華僑史》,語言風趣,深刻精警,餘韻悠悠。
「讀史使人明智」,他講到華僑勇於開拓冒險,以開放之心擁抱未知世界,這種堅忍不拔、頑強進取的人生態度好比風中獵獵飄揚的旗子,是我永遠的鏡鑒和指針。
生活固然不易,可是,條條大路通羅馬,這條不通那條通。
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晁老師希望我們精神振奮、朝氣蓬勃地生活,告誡我們:務必培養強烈的「必勝精神」,三思而後行,百折不回頭!這些諄諄師言,宛如那四年雄渾、嘹亮的「片尾曲」一樣。
李德征老師主講《中國近代企業家與企業管理》。
她是我入學時的系主任,幹練,慈祥,藹然可親。
她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師從史學大家陳旭麓先生。
陳先生的名著《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勾畫中國近代百年的急遽變革,至今盛銷不衰。
她講課條理清晰,有激情,有力度,有深度,我很愛聽。
她講民國時期江南的幾位企業家,勇開風氣、篳路藍縷地創辦近代企業,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
最後一節課講完後,她心情沉重地說:「我感到一種悲哀:我辛辛苦苦講了八周課,從未把你們全部吸引到教室,只是因為這門課是考試課,忽地到齊了」。
黑格爾說,人受時代的影響甚於自己的父母。
我們都在命運的激流中浮沉,儘管心比天高,哪管良言在耳,人生中關鍵的幾步有時偏偏會陷於糊塗、盲從的泥淖。
記得孟祥才老師曾說,歷史學不是鑼鼓喧天、熱熱鬧鬧的「顯學」是正常的,人文知識無法下移,也不必如此。
人文學術研究註定只是少數人的事業。
一次,他忽然說:「你們中間,最終搞學術的不過幾個人罷」。
孰料一語成讖,歷史學專業23人,後來從事本專業研究的,僅二人而已。
我雖有志於學久矣,奈何「採桑歧路」,註定成不了「正規軍」。
我生長於困苦的鄉野,家學淵源既無,後天教育更為粗疏;而竟得以沐浴學問光輝、一窺學術堂奧,且在社會這個大熔爐里能夠堅持讀點書,飲水思源,實拜山大歷史系諸先生所賜。
「文以化成」,大眾也需要學術。
自民國新文化運動以來,知識分子就踏上學術普及之旅。
曹聚仁先生是民國著名記者,卻每每自稱歷史學家。
他說:「中國的學問,一切都從史學中來」,他的《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在我讀大學時洛陽紙貴。
我喜歡曹先生的治學路數,畢業論文題目,選了孟祥才老師擬的《劉邦與漢初儒學》。
寫作期間,我多次去孟老師的書房接受指導,他總是很高興的樣子,推開案頭工作,一直與我談到興盡為止。
如沐春風的一幕幕,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記憶中。
他談秦政及法家思想對中國兩千年的影響,談漢初君臣怎樣奠定「天朝大國」的格局,談史學界「五朵金花」之一的農民戰爭,談「知其不可而為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儒家文化價值……他是一個慈愛的園丁,傾心澆灌自己園地中的每一株禾苗。
對於我的近萬字的幼稚的論文,他不憚其煩地審讀,幾次提出修改、補充意見。
歷時三個月,論文完成。
這是我的難忘的學術體驗,在我的心中埋下一顆有夢想的種子。
論文答辯在孟老師的書房進行,胡新生老師主持。
胡老師26歲博士畢業,師從田昌五先生研究先秦秦漢史。
他戴著厚厚的眼鏡,進止雍容,沉靜安穩,仿佛總是浸沉於深深的思索中。
雖有多篇論文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哲》等業界頂尖雜誌發表,成績斐然可觀,可是,他給我們這一級所講的課,卻是大四時的一門應景、應急的技術課:《公文寫作》。
我們在消費師資方面,是有些奢侈。
呵呵。
孟老師坐在南窗下書桌旁的椅子上,胡老師坐在西邊矮凳上,我坐在東邊矮凳上。
空間逼仄,氣氛肅穆。
二位先生一邊點評論文一邊提問問題,對我勖勉有加。
有如一項莊嚴、神聖的學業「成人禮」——我畢業了。
畢業前,去孟老師家辭行,他知道我回家鄉工作,專門談了傅斯年先生的學術與事功。
他勉勵我「勿忘初心」,其聲溫和,其語殷殷。
他的書房清風徐來,我的心湖蓄滿淚水。
我拿出畢業留言冊,他不假思索,一揮而就——
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
李白詩贈王仙明同學 孟祥才 九六年六月
孟老師的學術之路,曾有一段交織於那個風雲激盪的時代,這或是「夫子自況」。
當然,對門生的期冀是顯然的。
慚愧的很,現在,我依然行走在洗濯磨淬的征途上。
北宋晏殊有詞曰:「急景流年都一瞬,往事前歡,未免縈方寸」。
我的最青春,我的說不盡的山大歷史系四年,像一場醒來「了無痕」的春夢,終被雨打風吹去,成為只能緬懷、回望卻再也回不去的歷史。
(全文完)
作者:王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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