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馬盟書的發現與整理

中國網山西 綜合編輯 1965年侯馬盟書的發現，是新中國考古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侯馬盟書》考古報告的及時出版，也曾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侯馬盟書是幸運的發現，也是偶然中的必然，1956年成立的侯馬文物工作站對當時每一項基建工地都配合的很緊密，考古發掘工作做得很認真。

今年是侯馬盟書發現50周年，盟書的發掘者及盟書報告的編寫者之一張守中回顧了盟書發現與整理研究往事。

――題記

侯馬晉國遺址是1961年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保單位之一。

侯馬地處曲沃盆地的汾澮兩河之交，這裡土地肥沃，盛產麥棉，是晉國晚期都城新田故地。

山西省文管會1956年在此設立侯馬文物工作站，配合侯馬市區建設，保護文物進行考古發掘。

通過調查勘探，在同蒲路以西發現古遺蹟十分豐富，有平望、台神、牛村古城址，配合平陽機械廠發掘有鑄銅遺址，在澮河南岸的上馬村，發掘一批東周墓葬。

1965年，侯馬市擬建設一新電廠，經過城建和文物部門碰頭會商，廠址選在同蒲路以東澮河北岸秦村西側，這一帶地勢平坦，古文化層單一，然而事情發展卻出乎人們意料，在電廠施工中出土了全國罕見的大量盟書。

侯馬電廠工地的考古發掘工作由陶正剛負責，侯馬工作站多數業務人員都曾參與工作，不過在盟書出土之前，大家並未認知這裡是一處盟誓遺址。

一、盟書的發現

侯馬盟誓遺址的發掘，起於1965年11月，訖於1966年5月，是跨年度發掘。

首批盟書標本發現於1965年12月中旬，這一天上午隊長陶正剛在工地值守，曲沃縣農業中學的同學們在電廠參加勤工儉學勞動，在掘土中碰到一件件帶土的玉石片，上面隱約有朱書字跡，同學們感到很新奇，這個拿一片那個拿一片，出土的石片當即被分散了，陶正剛得知消息，立即察看了現場，隨即向老師、同學們宣傳保護文物的重要意義，使分散的石片及時收回，這就是編號為第16坑的60件盟書標本。

筆者首次見到盟書標本是在這一天的中午，準備到電廠工地換班接替陶正剛，我們在侯馬火車站南道口相遇，陶正剛把工地發現有字玉石片的經過告訴我，並從背包中取出用手帕包著的幾件標本讓我看，當時我倆都意識到這是一項重大考古發現。

後來想想後怕，倘若盟書回收不及時，珍貴的60件盟書標本就有流失的可能。

侯馬發現朱書文字的消息迅速傳至太原和北京，文化部文物局謝辰生同志專程由北京趕來侯馬。

山西省文工會副主任張頷正在平原四清工作隊，聽到消息後，請了7天假趕到侯馬。

張頷察看了發掘工地和出土的玉片文字，用5天時間趕寫了一篇簡報，並囑筆者對標本文字作了臨摹。

12月下旬，謝辰生帶著部分玉片朱書標本和簡報稿返回北京，這就是後來發表在《文物》月刊1966年第2期上的簡報《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文字》。

二、郭沫若為盟書定名

在侯馬盟書發現前夕，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到山西永濟縣慰問中科院下鄉幹部，回程擬在侯馬考察。

當時侯馬站已做好接待準備，但郭老因患感冒臨時改變行程，1965年11月30日上午在侯馬火車站稍停，直接去了太原，只有隨同郭老出行的夏鼐、徐旭生、張政?等先生考察了侯馬文物工作站。

就在郭老離開山西不久，第一批侯馬盟書出土問世。

讓我們感到驚喜的是，1966年《文物》第2期刊載張頷簡報的同期，也刊載了郭老的《侯馬盟書試探》。

郭老文章開首寫道：「讀了張頷同志的《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文字》，同時也看到了好幾片玉片上的筆寫朱書，我認為這些玉片上的朱書文，是戰國初期周安王十六年趙敬侯章時的盟書……」郭老文章中對玉片上朱書文字作了進一步的解讀：「敢不盡從嘉之明」的「明」字應讀為盟。

侯馬盟書由此得名。

三、王冶秋同志關注盟書

由於歷史原因，侯馬盟書整理研究工作停頓多年。

情況直到1973年8月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同志來山西視察方有了轉機。

8月8日，王冶秋同志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觀摩了盟書標本。

次日，在領導安排下，我帶了幾冊盟書摹本趕到太原迎澤賓館向冶秋同志作了匯報。

這天上午，山西省領導邀冶秋同志在省圖書館會議室為文物圖書館幹部作報告，冶秋同志在談到出土文物的整理與研究時，明確地提出要及時公布考古發掘資料，不要積壓，更不要壟斷。

關於侯馬盟書，他提出儘快整理出版，把資料公布於眾，便於學術界共同研究。

冶秋同志的一席話，對盟書整理工作是極大的推動，事後山西省有關領導及時召開會議，抽調人員成立侯馬盟書整理小組，經費方面給予大力支持，並限期完成編寫任務，此後侯馬盟書的整理編寫工作，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良好環境。

四、整理小組鼎足而三

侯馬盟書整理小組成立，宣布名單時本有4人，因負責照像工作的一人始終未到位，所以整理小組就只有張頷、陶正剛、張守中三人。

整理小組沒有任命組長，但三人工作非常協調，分工合作配合默契。

三人都有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不圖名利地埋頭苦幹。

王冶秋局長8月上旬離開太原回北京前，對出版侯馬盟書期望很高，曾要求期限一年完成任務。

盟書整理小組開展工作起步的時間是在1973年8月下旬，三人雖然盡心盡力，但由於盟書出土數量大，內容豐富，研究工作本身需要有一個熟悉材料的認識過程，並且中間還不時有其他的事，最終盟書整理小組苦戰兩年零四個月才完成書稿編寫任務。

《侯馬盟書》於1976年12月出版問世，當時《侯馬盟書》出版的消息刊發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山西日報》。

五、盟書臨摹的苦甘

侯馬盟書摹本送到北京，出版社責任編輯經過審核發現了問題，提出摹本與照片文字不相吻合，要求返工。

當時的情況是，盟書的照像工作遲於臨摹工作，且在北京進行，作為盟書的臨摹者我手頭本沒有原大的盟書照片，現在提出摹本返工讓我無奈，但平心而論，責任編輯提出的意見是很對的，為了書的質量摹本只得返工。

這一次，再重摹有了高清晰度的原大照片，摹寫起來順暢許多，不但速度快，質量也有提升，可謂事半功倍，返工活做的值得。

事後回顧摹本返工，最終受益的還是我自己，前輩學者唐蘭、商承祚先生看到盟書摹本嘖嘖稱是。

兩年時間我先後摹寫盟書8萬餘字，從書法學習的角度看，是可遇不可求的機緣，臨摹侯馬盟書使我受益良多。

盟書的研究工作需要集思廣益，今天我對盟書的認識水平來自多位前輩學者的引導。

雖然郭沫若、王冶秋、唐蘭、商承祚、陳夢家、張政?、孫常敘、朱德熙等多位先生已經仙逝，但他們曾對侯馬盟書的出土高度關注，或親自撰文並參加討論。

當初倘若沒有王冶秋局長親自過問，《侯馬盟書》也難以問世。

今天我們要懷念感謝前輩們的支持和幫助。

而《侯馬盟書》的出版，只是對盟書開展研究的第一步，兩千多年前晉國古人的盟誓文字內容，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今人所能搞清楚的。

2005年秋在侯馬召開晉文化暨侯馬盟書出土40周年研討會，全國各地學者發表論文近30篇，再一次對盟書的時代、主盟人、盟書分類以及對盟書中一些關鍵字的識讀，展開熱烈的討論。

學術界的爭鳴是推動盟書研究工作的動力。

對盟書的正確認識，需要逐漸消化，同時也需要有相關的新材料來參照對比。

溫縣盟書發現於1979年，它與侯馬盟書時代、國別相近，且出土數量豐富。

我們期待溫縣盟書材料的早日公布。

侯馬盟書本身的研究工作，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