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頷是誰？

張頷是誰？假設你在王府井大街發問卷調查，不會有幾人回答得出。

普通老百姓不用說了，就連筆者，也是在聽了馮其庸的推薦，才知其大名，跟著去看韓石山的《張頷傳》，才知其業績。

張頷是大師嗎？這要看和誰比，以及比什麼。

和饒宗頤比，僅就古文字學而言，張頷要勝一籌，他1976年出版的《侯馬盟書》，深獲中、日考古界、學術界的推崇；就詩詞、書法、繪畫、篆刻而言，張頷也是高手，即使不能說勝過饒宗頤，也是各有面目，自成千秋。

茲舉一例，本書寫饒宗頤的第一節，就是「遐齡出任西泠印社社長」，正是這家西泠印社，2004年秋特邀張頷加盟，這是該社成立百年來吸收的山西省第一位社員；說到學問的廣度、跨度，張頷不及饒宗頤；至於知名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張頷的知名度為什麼這麼低？大致可作如下分析：一、專業面窄。

古文字學、古地理學、古史學，屬於冷門，出了那個小圈子，極少有人關注；二、地域偏，職務低。

張頷若不是生活在山西，就難以享受它特有的資源，也就沒有後來的《侯馬盟書》，這是得天獨厚。

但山西畢竟只是一省，在學術上處於邊緣地位，他在省內的位置，也只做到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長，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姚奠中曾官至省政協副主席），擱在當地，大小算個人物，擱在全國，就淹沒無聞了；三、出身孤兒，自卑兼自斂，淡泊成性，大隱於市，刻意和媒體拉開距離。

除了在央視《大家》欄目做過一回客，張頷平常很少出鏡。

且看他的《汾午宿舍銘》：「斗室三間，混沌一片，鍋碗瓢盆，油鹽米麵，斷簡殘篇，紙墨筆硯。

閉門掃軌，樂居無倦，主人誰何，淳于曼倩。

金紫文章，蒙不筱辯。

」且看他的夫子自道：「平生多幼稚，老大更胡塗。

常愛潑冷水，慣提不開壺。

」「但有詩書娛小我，殊無興趣見大人。

」「深知自己沒油水，不給他人添麻煩。

」四、大器晚成，而又生不逢辰。

張頷出版代表作《侯馬盟書》，已經五十六歲，比起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問世時的三十五歲，遲了21年，可謂老有所成。

但彼時尚處於「文革」尾聲，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個體勞動，不僅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連署名權也被剝奪，遑論宣傳報導了；五、張頷是半路出家的苦學派，缺少饒宗頤、周汝昌那樣的童子功和天才，《侯馬盟書》之後，未能有持續的突破，或引人注目的舉動。

還有一層，亦可作推敲：綜觀本書前面提到的人物，饒宗頤、吳冠中、金庸、王鼎鈞、余光中、周汝昌，都有西方學問背景，即學貫中西，南懷瑾不諳洋文，但他長期生活在海外，並曾去美國考察，有足夠的異邦閱歷，唯有朱季海、張頷，一固守蘇州，一紮根太原，土生而土長，侍弄本土的學問，單從專業本身看，似乎沒有多大妨礙，綜合考慮，還是大受局限，無論是學術視野、學術格局，還是人格魅力、行為爆發力，都與這個「地球村」的時代拉開了距離；六、缺乏貴人相助。

試看饒宗頤，前有方繼仁等潮州籍商人支持，後有錢鍾書、季羨林等大師捧場，國家政要青睞。

張頷身邊有誰？山西雖然多的是才大氣粗的煤老闆，奈何品味欠醇，見識有限，難以成為高雅而深奧的學術知音。

放眼全國，在學術界，近年來始終惦記他、宣揚他，「到處逢人說項斯」的，據我所知，也就只有一個馮其庸。

七、張頷雖然長壽，但晚年體衰多病，足不出戶（似周汝昌），也很少發表作品（又不似周汝昌），哪像人家饒宗頤、姚奠中，九十而後，猶能山南海北到處作書畫展，作逍遙遊。

2010年秋聽從馮其庸的意見，鎖定張頷，然後，就是籌划去太原採訪。

此事一拖再拖，轉眼一年過去，始終未能成行。

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據太原方面傳來的消息：張頷年邁體衰，不是住院，就是臥床不起，加之記憶衰退，語言含糊，不宜會客云云。

這狀態，使我想起了周汝昌。

此生多半與之無緣。

說話到了2011年10月中旬，我去晉南參加一項考古活動，15日清晨，在陶寺古觀象台遺址，偶遇山西考古所的一位研究員。

我說：「您是考古所的，那麼您認識張頷嗎？」他說：「是我爸爸。

」啊哈，天下事就有這麼巧，原來他就是張頷的公子張崇寧。

我不禁喜出望外。

如此一來，總算和張頷家人取得了直接聯繫。

崇寧先生告訴我：「家父身體尚可，能夠處理一般事情。

」並問我對寫作有什麼具體要求。

我說：「首先需要的是資料。

」

於是，回京後不久，我就收到張頷的弟子薛國喜帶來的《侯馬盟書》，以及《張頷學術文集》等相關著作。

這期間，張頷先生還寄給我一件書法作品，正文為古篆，總共六個字：「摩兜鞬，慎莫言」。

下款以小楷注之：「荊州有古穀伯城，其門有石人，腹部刻銘為『摩兜鞬，慎莫言』。

」翻查辭書，此六字，可作謹言慎行解，不知張頷先生書以贈我，於高誼之外，是否還有別層深意。

「誰說山西無人，我難道不是人嗎？」

張頷（1920年11月16日——）是山西人，山西是考古大省，山西考古界若要公推出一個人選，肯定非他莫屬。

王國維談大學問家的人生三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此乃公理，張頷皆一一實踐了。

本文換一個角度，談他獨具個性的人生三部曲。

其一：

半路出家，苦學成材

張頷僅有小學學歷。

在五十年代的革命隊伍，小學學歷也是秀才的標誌；加上他喜歡學習，能寫擅畫，因此，在全民「大躍進」的1958年，被重用為山西考古所所長。

當所長要起草文件，一次，他擬好一篇稿子，讓屬下一位大學生看看。

人家客客氣氣地告訴他，「雖然」和「但是」是一對轉折詞語，前面用了「雖然」，後面就必須用「但是」，而您不懂這規則，「雖然」後面沒有接「但是」。

言下之意，您連語法常識也沒有，遑論文章。

張頷愕然，心想反駁，嘴上卻說不清楚。

於是，從那天起，一連幾個星期，他晚上不做別的，就一味猛翻古書，查看「雖然」和「但是」的來龍去脈。

他把這當做一門學問，不僅事涉所長的面子，也關係到修辭造句的基本功。

後來，他從《左傳》、《戰國策》，甚至《元代白話碑集錄》這樣的僻書上找出若干例句，證明「雖然」和「但是」可以連用，也可以單獨使用。

要當好考古所的領導，光懂語法、修辭還不行，得在古典文獻上下功夫。

這功夫怎麼下？張頷的辦法是死記硬背。

死記，就是反覆看，反覆念；硬背，就是滾瓜爛熟，倒背如流。

為了強化訓練，他把一些經典章節、核心段落，用毛筆寫在水牌上，掛在屋裡，抬頭就看，得空就默念，等到熟爛於心了，擦去，再換上新的。

張頷嘗到笨功夫的好處：一、閉門寫文章，感覺思如泉湧，無須翻書，旁徵博引，信手拈來。

二、出門參加學術會議，登台發言，不用草稿，引經據典，滔滔不絕；遇到外地外省的學者，聽不懂他的介休方言，就拿粉筆將引用的古文寫在黑板上，有好事者拿古書來對，發現一字不差。

三、也是最主要的，他終於跨進了考古的門檻。

譬如，1961年，萬榮縣發現錯金鳥蟲書戈一對，其戈來歷及銘文鳥書，省內無人能識。

張頷首先就文字進行考證，指出乃「王子於之用戈」，王子於即吳王僚，名州於，「於」乃「州於」之單稱；並進而考證，鳥蟲書為春秋後期吳越等國的一種藝術字體，鑒於此戈與以前發現的南方其他器物字形相同，說明它確為南方之器；最後，又詳細論證了吳器流入晉國的途徑。

張頷據此寫出考釋文章，發表後，受到老一輩古文字學家、金文專家容庚先生的讚賞。

其二：

天假因緣，奈何猝遇「文革」

1965年冬天，張頷在原平縣搞「四清」，聽說侯馬電廠基建現場挖出大量帶有古代朱書的石簡、玉塊、玉片，出於考古工作者的敏感，立即趕往考察。

這些石簡、玉塊、玉片上的朱書，字體細小，筆跡漫漶，需要擱在放大鏡下，才能勉強看清。

看清是看清了，但這些字是什麼意思，現場無人能解。

這就要看真功夫了！張頷花了三天時間，考釋出大半的文字，認定：這是很重要的東西，究竟是幹什麼用的，暫時還說不真切，似乎與祭祀有關。

於是寫了一篇《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文字》，託人帶去北京。

文章給郭沫若看到，郭老果然別具法眼，他斷定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書。

郭老隨即寫了一篇《侯馬盟書試探》，與張頷的文章一起，發表在1966年的第二期《文物》雜誌。

郭老指路，張頷頓覺豁然開朗，他雄心勃勃，正打算沿著盟誓的思路繼續考釋，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從天而降。

考古中斷，張頷本人被關進牛棚，懲罰是每天打掃廁所，一干就是多年。

考古所長，司職廁所衛生，若干年後他重履考古所舊職，人們笑稱他是「老所長」。

張頷在牛棚里待了七年，受盡非人的折磨。

曾經想到自殺，「有動機而無決心」，那時他沒有想到「盟書」，那事太遙遠，不切實際，他想到的是家庭，老少五口，自己不能一死了之。

張頷在牛棚中唯一的讀物，是一本《毛選》。

因為他對自己的過去拒不認罪，態度惡劣，造反派就指定他反覆讀兩篇文章：《南京政府向何處去》與《敦促杜聿明投降書》。

張頷卻利用《毛選》的封皮，製作了一個測天儀，晚上用於觀察星象。

2005年，張頷在接受央視《大家》欄目主持人採訪時，有如下的對話：

張頷：看上星星就等於讀書了。

星相反映古代的占星術，我不相信占星術，但是看了以後，有這方面的反應。

主持人：您會聯想到您原來讀過的書，聯想到這些知識，這個書在這個肚子裡頭能夠全都調出來，反映出來？

張頷：對，能反映一些東西。

主持人：當時對於您來講，這些事情意味著什麼呢？能給你帶來什麼呢？

張頷：帶來知識。

主持人：在那樣一種很屈辱，甚至很多人覺得很沒有希望的環境裡頭，您覺得知識還是要追求？

張頷：有用。

總認為這些罪，這些強加給我的罪，總有大白天下的時候。

其三：

峰迴路轉，一鳴驚人

轉機來了！1973年8月下旬，在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的干預下，張頷走出牛棚，重新投入對侯馬盟書的考釋。

工作著是美麗的。

請看他8月25日的日記：

標本上有土花，摹本字不多，基於這個條件，似用硬水（在無蒸餾水的情況下）燙滌，其效應：

1、土花入水，四出奔散，如奔星散索；如再將標本在水中搖涮，其結果土花盡無，只留酸鈣質朱書，由暗轉亮，較前清晰；

2、在水中用吹管吸水噴射，字跡宛然無損；

3、出水後二十分鐘標本已干（無水花只有濕氣），用放大鏡觀察。

摹本中摹十六字，現在能看到二十三字，還有半個字者八個，不計在內。

現在放到盆內，明天看全乾後的效果。

就這樣，張頷把自己鎖在考古所的一間陋屋，每天埋頭苦幹十多個小時．並將當日的詳情予以記錄。

正是：「凋謝韶華歲月除，皇天生我欲何如？慘經十年浩劫後，待罪侯馬繹盟書。

」經過一年奮鬥，朱書全部辨認完畢。

文物出版社的動作也相當迅速，1976年，就把它隆重推出。

「文化大革命」中，絕大多數學科都受到毀滅性的衝擊，考古卻得以持續發展，簡直是奇蹟。

筆者七十年代初分配到長沙，目睹馬王堆漢墓的發掘，就是顯例。

本文所述侯馬盟書的出土、整理、出版，亦是顯例。

鑒於當時的特殊形勢，張頷在書上署的是單位的名字。

這樣也就夠了！

有此一本巨著問世（重達3．5公斤），他死可瞑目！

張頷的貢獻，是辨認了幾千件盟書殘片上的所有文字，確定主盟人為趙簡子，又名趙鞅，乃春秋末期晉國的正卿；盟辭主要為舉行集會、制定公約、對天信誓；反映的歷史事件，則是在一場激烈政爭中，趙鞅脅迫族人共同盟誓，對其永遠效忠。

張頷指出，正是這場政爭，揭開了「三家分晉」的序幕。

張頷走進中國考古史，乃理有固然，勢有必至。

八十年代，他的「哥德巴赫猜想」式的力作《侯馬盟書》，榮列當代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雖然他的名字被單位掩蓋，但這是你知我知，心照不宣。

東瀛的同行率先作出反應，他們給張頷單獨發來賀信，並邀請他赴日講學交流。

遺憾的是，張頷沒能成為社科領域的陳景潤，他的生活，始終維持在「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簡陋階段。

看來，陳景潤重要，寫出《哥德巴赫猜想》的徐遲同樣重要！迄至今天，張頷的名聲，仍然只和「古」字有關，如古文字學界、考古學界、古錢幣學界等等；擴展一點，也可包括書法界，字體首推古篆，格調趨於高古。

他曾與人逗樂：「我要是回到幾千年前，回到晉國，也照樣有活干有飯吃，因為我懂得他們的話，認識他們的字，熟悉他們的風俗與歷史。

」

還有一則逸聞，更見出他作為「這一個」的尊嚴。

1986年11月，央視新聞報導，山西省陽曲縣發現一塊古代匾額，上書古文四字，山西無人能識，特邀天下碩學宏儒前往辨認。

當時，張頷正在上海出差，他回到太原，馬不停蹄地趕去陽曲，當場把四字認出，斷為「氣生道成」。

張頷解釋，「氣、道」二字，見於汗簡，「生、成」二字，見於金文，其詞義發自《鶡冠子·度萬篇》，氣由神生，道由神成；捎帶將匾額的背景交代得一清二楚。

張頷揭榜認字的故事，在三晉大地成了特大新聞，後來呢，有沒有賞賜，或者說獎勵，不知道，漸漸也就沒了下文。

倒是張頷有一句感慨，時不時地仍被提起，傳說他事後向朋友抱怨：「誰說山西無人，我難道不是人嗎？」

（本文作者為社會活動家，教授，作家卞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