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成就非凡，獨鍾侯馬盟書

1、張頷先生晚年還在修訂《侯馬盟書》

2、侯馬盟書

3、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侯馬盟書》（修訂本）

在將近百年的人生歷程里，張頷先生以他的天才和勤奮，在考古、金石、音韻、訓詁、詩詞、書畫等許多個領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即使是在84歲那年，還能受邀成為西泠印社社員，成為這個立社百年、國內歷史最久、影響最大的金石書法篆刻學術性團體的第一位山西會員。

但是，無論如何去細數張頷先生的成就，都繞不開《侯馬盟書》。

《張頷傳》的作者韓石山說，「命里註定，張先生此生要與侯馬盟書碰頭……如果沒有破釋侯馬盟書，（他）只能說是個懂行的領導幹部，而這樣的幹部，在當今的幹部隊伍中又何其多也。

就算不多，像鳳毛麟角，又能怎麼樣？」「侯馬盟書，正是張先生坎坷大半生落腳的地方」。

A 侯馬盟書入選1949年以來我國十大考古發現

公元前585年，晉景公將都城從今翼城縣遷到侯馬新田，在此之後共歷13公，209年。

新中國成立後，山西文管會在1956年設立了侯馬工作站，配合侯馬市區建設，保護文物，並進行考古發掘。

1961年，侯馬晉國遺址成為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1965年，侯馬市擬建設一個新的電廠，城建和文物部門商量後，決定將廠址選在同蒲路以東、澮河以東、秦村西側。

原因是，這兒地勢平坦，利於建設，同時古文化層單一，對晉國遺址影響不應該太大。

然而萬萬沒想到，侯馬盟書就出土於此。

當年12月，在電廠工地上，有曲沃農業中學的學生參加勤工儉學勞動，掘土中，就發現了一塊塊石片、玉片，上面隱約還有紅色的文字。

同學們感到很新奇，你拿一片，我拿一片，都在那兒玩。

如果沒有專業的考古人員，也許這些文物會就此離散。

幸好，侯馬文物工作站的陶正剛在工地值守，立即察看了現場，隨即就在大喇叭里向同學們宣傳文物保護的意義，請同學們交回這些玉石片，及時收回了這批文物。

侯馬發現朱書文字的消息迅速傳到太原和北京，所有人都感覺到，這會是一項重大的考古發現。

張頷那時正在原平搞「四清」，聽說了後，立刻請了7天假趕到侯馬。

張頷察看了發掘現場，又用了5天時間，趕寫了一篇簡報《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文字》，由文化部文物局的領導謝辰生帶回北京。

這篇簡報，發表在1966年第二期《文物》月刊上，一起刊登的，還有郭沫若先生的《侯馬盟書試探》。

郭沫若對玉片上一句話「敢不盡從嘉之明」的「明」釋讀為「盟」。

侯馬盟書就此得名。

1995年，侯馬盟書入選1949年以來我國十大考古發現。

B 「盟書」文字內容豐富字數多，張頷無比興奮

1949年以來十大考古發現，還有秦陵兵馬俑、馬王堆漢墓帛書、殷墟婦好墓銅器、睡虎地秦簡、銀雀山漢簡、曾侯乙墓禮器等，任何一項，都可算是驚天動地的發現，侯馬盟書因何能與之並列？因為文字。

侯馬是晉國古都，在之前十年的考古發掘中，有大量實物發現，但銅器銘文或其他文物上的文字資料奇少。

參與發掘的張守中曾回憶，「篇幅很多、文字內容豐富、字數數量多」的侯馬盟書，讓考古人員激動地流淚，連話也說不清了。

張頷說：

考古中，文字占得分量很重。

器物的形制，當然也有講究，形狀紋飾有差別，但不會很大。

工藝上的改進，總是微乎其微的。

文字可就不同了，一個字一個樣，每個字傳遞的都是獨特的信息。

中國古代青銅禮器中，銘文字數最多的，是西周宣王時期的毛公鼎。

高五十多厘米，口徑四十多厘米，鼎內鑄有銘文四百九十九字，內容記載了周宣王對毛公的誥命和賞賜，為研究西周晚期社會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我考證過的庚兒鼎，文字算多的，三行二十九個字。

這些年我們也挖掘出一些青銅禮器，形制都不算大，有字的也多五六個、七八個，且漫漶不清。

這次侯馬站傳出來的喜訊，是一片片玉石疊壓在一起，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朱書文字。

你想，我聽了這個消息，該是多麼興奮。

——韓石山著《張頷傳》

另外，「（侯馬盟書是）在出土的石片、玉片上用毛筆寫的古文字，也是我國目前所發現的古代文字中，最早的古人毛筆手書真跡」，張頷先生在接受本報記者謝燕採訪時，還曾說過。

侯馬盟書共出土石簡、玉片、石片5000餘件，能辯識文字的就有653件，其總字數約3000餘字。

除去重複，單字也有近500個。

這批珍貴的文物，為春秋戰國歷史研究，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而在文字演變和書法藝術的發展研究上，也是不可替代的依據。

C 半路出家，與侯馬盟書結下不解之緣

1960年，侯馬為晉國遺址成立了考古發掘委員會，主任委員是當時的侯馬市委書記劉煜，時年40歲的張頷是副主任委員之一，並同時兼任侯馬考古工作隊隊長。

侯馬盟書，註定就與張頷有著割扯不開的聯繫，而以張頷在古文字學上的造詣，釋讀侯馬盟書更是不二人選。

2005年，中央電視台《大家》欄目來山西，第一個採訪的，就是張頷。

播出時，名字為《生命的盟書》，可見侯馬盟書與張頷有不解之緣，成為公論共識。

張頷說，「如果（侯馬盟書）這個事情搞全國會戰，我給那些考古名家打下手都不一定要。

山西嘛，且讓老夫出一頭地」，「除了我，（山西學術界）誰還可以擔負侯馬盟書整理考釋這個任務」。

讓素來平和的張頷，在四五十年後還能說出這樣霸氣的話不容易，也很少見。

更難得的是，張頷在古文字學和考古上，實際上是半路出家。

淵源當然有。

少年時期，張頷在介休加入了行余學社，學習山水畫、篆刻。

無論是書畫還是篆刻，都是最傳統的中國古代文化，辨識字體，考證金石，都是基本功。

解放後，進了城，當時省政府有個文物室，在統戰部工作的張頷喜歡古物，就常去轉轉看看，和負責的老同志聊聊，也買些古書仔細鑽研，慢慢對古物的知識超過了那位老同志。

1957年，張頷看到一個尖底雙耳的瓶子，研究了一番，寫了一篇考證文章《尖底中耳瓶和敧器的關係》，發表在《山西大學學報》上，那是他的第一篇考古文章。

張頷曾說：「在統戰部幾年，除了做好本職工作之外，我的興趣，可以說全在古人古事古物上。

」

1958年，山西成立考古所，文教部的部長王大任知道張頷有金石基礎，說考古所的所長只有張頷當得了，就這樣把他從統戰部調出來。

那一年，張頷38歲。

在雜誌社當過主編，在學校當過秘書，在統戰部當過幹事，張頷又走進了考古界，取得了最輝煌的成就。

54年之後，張頷被山西文物局授予「文博大家」稱號。

D 掌握古文字學全領域，現代學者難企及

原來研究鑑賞古物，對張頷來說是興趣愛好，到了考古所，卻是本職。

張頷不想讓人說外行領導內行，就更要鑽研了。

張頷曾說：「我的好處是，不懂不裝懂，暗地裡下功夫學習，缺什麼補什麼。

不懂不丟人，不懂裝懂才丟人。

世上沒有這門學問，我沒辦法，只要有這門學問，就是讓人學的，讓人問的，下功夫連學帶問，總能進了門，學會一些。

」

張頷說他下的是笨功夫，死功夫，背，死背，「學問上的功夫，就是『背的功夫』」，雖然記得慢一些，但記得牢靠。

張頷搞學問，會的就是會，不會的就是不會，從來沒有模模糊糊、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東西，而且，只要背下來，就忘不掉。

開會發言，碰到古文，大段大段地原文背誦，一字不差。

下了幾年苦功，在侯馬盟書發掘前，張頷就寫過些研究文章，《山西萬榮出土錯金鳥文戈銘文考釋》《庚兒鼎辯》《陳喜壺辯》《晉陽古城勘察記》等等。

時任省統戰部部長鄭林有次見了他說，張頷呀，這才幾年，你就真正成了專家，當初我們選人是選對了。

對侯馬盟書，張頷下的也是笨功夫。

1965年到1966年，一年多時間，張頷「一工作起來就是十幾個小時。

有的文字殘缺，有的模糊不清，每天看片子看得眼花繚亂，四倍的放大鏡看不清楚，就換成六倍的、八倍的，一個個辨析認識。

每天都要對觀察結果與研究心得做記錄」。

可惜的是，很快，「文革」來了，張頷受到批鬥，被關到牛棚里。

一直到1973年，在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的親自關照下，張頷才從牛棚出來，繼續進行侯馬盟書的研究。

1976年，由張頷考釋文字、陶正剛描述出土器物、張守中臨寫和繪製插圖的《侯馬盟書》在文物出版社出版，其後不斷再版，2007年，修訂後的《侯馬盟書》，又由山西古籍社出版。

論者評價，《侯馬盟書》的內容和體例前所未有，是融匯考古學、古文字學和歷史學研究集大成的一部學術著作，為晉國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證，揭開了我國春秋史研究新的一頁，被國內外史學界公認為新中國考古史上的一項重大貢獻。

《侯馬盟書》既代表了張頷先生的學術成就，也代表了他的治學特色。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松丸道雄在張頷80歲壽辰之際寫來賀信：「（張頷）研究範圍以商周青銅器銘文為主，涉及到錢幣文字、璽印、鏡銘、朱文盟書等許多方面，可謂充分掌握了古文字資料全領域，環視斯學，幾乎無人能完成如此全面的研究。

而且先生的貢獻不限於學問，在書法篆刻等與古文字關係甚深的藝術方面，先生精妙入神，這一點亦是現代學者所未能企及也。

」

這個評價，一直被人引用，張頷先生已魂歸道山，這是真正的蓋棺定論了。

侯馬盟書作為「鎮館之寶」，如今靜靜地陳列在山西博物院裡，向遊客講著晉國的歷史，也述說著一代文博大家張頷的故事。

本報記者 李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