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馬盟書出土回憶點滴

202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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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馬盟書出土至今已過去50 年，筆者曾參與侯馬盟誓遺址的發掘和《侯馬盟書》整理工作，回顧往日曆程，浮想翩翩。

其中的點點滴滴，對我們今天文物考古工作將有一定的借鑑和啟示意義。

整理工作一波三折

侯馬盟書的發現，從一開始即受到學界高層的重視。

50 年前的12 月中旬首批侯馬盟書出土。

文化部文物局謝辰生先生專程趕來侯馬視察，並帶部分盟書標本回京，呈請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鑑定。

當時，山西省文工會副主任兼侯馬考古隊隊長張頷先生正在省四清工作團工作，也請假專程趕來侯馬，並在短短一星期的時間內對16 號坑出土的60 件盟書作考釋，撰寫發掘簡報，張頷先生囑我對盟書文字作摹本配製插圖。

時隔一個月《文物》1966 年2 期刊發張頷先生《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文字》，同時刊發郭沫若《侯馬盟書試探》一文。

侯馬盟書由此名揚海內外。

《文物》月刊發出消息之後，第一位參加侯馬盟書討論的是古文字學家陳夢家先生，1966 年《考古》5 期發表了陳先生的《東周盟誓與出土載書》，該文指出盟書古稱載書，早在抗戰時期的1942 年，河南沁陽出土過載書，可惜標本早已散失存世稀少。

侯馬盟誓遺址的發掘自1965 年11 月至1966 年5 月，所獲盟書標本數量頗多，異常珍貴。

1966 年春夏間「文革」風暴驟起，發掘出土的盟書標本尚未來得及整理，侯馬文物工作站職工即捲入運動中，盟書資料只能封存入庫，這一停頓時間競達7 年之久。

到1972 年《文物》雜誌復刊，向山西約稿擬出版山西專號，筆者才被從太谷學習班中抽出，去侯馬再次選摹盟書標本。

盟書委質類220 字的長銘就是此次整理中發現的。

資料傳至北京，《文物》1972 年第3期刊登郭沫若院長《出土文物二三事》一文，對侯馬盟書作第二次考證，《文物》第3 期刊載陶正剛、王克林的文章《侯馬東周盟誓遺址》，對侯馬盟書作了相應的介紹。

《文物》山西專號出刊後，文革運動繼續而業務工作依舊不能正常展開，侯馬盟書研究再次停歇。

1973年初秋，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由京到山西大同、五台山視察，筆者聞訊上書王冶秋，呼籲重視侯馬盟書，得到了他的支持。

山西省文工會於8月中旬宣布成立盟書整理小組，指派張頷、陶正剛、張守中參與其事。

侯馬盟書才獲得一個全面系統整理的大好機會。

按照冶秋關於「重要考古資料不要積壓，要出版專書公布資料，以供學術界共同研究」的指示，侯馬盟書整理小組齊心協力，費時兩年又四個月，《侯馬盟書》報告完稿，於1975年底送交文物出版社。

責任編輯黃文琨、莊嘉怡又費時一年，《侯馬盟書》在上海印刷成書，於1976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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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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