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馬盟書》光耀學界

1965年發掘出土的侯馬盟書是新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已成為國寶級的文物。

這批文物對研究中國先秦時期春秋戰國之交的歷史，特別是晉國末期及"三家分晉"的歷史增添了新鮮材料，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意義。

發現

張頷先生是侯馬盟書遺址考古發掘的考察者、整理者，也是有關盟書報告文字的第一位撰稿者，更是盟書文字的考釋、訓詁與歷史考證的研究者。

197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侯馬盟書》著作，2007年《侯馬盟書》修訂版由山西省古籍出版社出版。

《侯馬盟書》一書內容豐富、考證精審、邏輯周密、體例嚴謹，是春秋乃至先秦史研究的必讀書之一。

1965年冬，山西侯馬電廠搞基建挖土方時發現了5000餘片寫有古代朱色文字的石片、玉片，這些石片、玉片上的字跡非常小，需要在放大鏡下才能勉強看清。

而即便是在放大鏡下，對於這些如天書般的石片古文字還是令人一籌莫展，當時沒有一個人可以辨認。

正在原平縣搞「四清」工作的張頷先生聞訊後請了7天假立即趕往考察。

經過5天的時間，張頷先生細心整理、反覆琢磨，憑藉自己紮實、深厚的古文字功底，最終認定，「這是很重要的文物，有些字句，好像是什麼祭祀，跟祭祀有關係」，於是他根據這個判斷，寫出了《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文字》一文，國家文物局的謝辰生先生把文章帶到了北京，郭沫若先生看了這篇文章後也撰寫《侯馬盟書試探》文章，一起發表在1966年第2期《文物》雜誌。

1974年夏，張頷完成了盟書文字的考釋註解與有關歷史考證。

驚艷

「盟書」又稱「載書」。

盟誓是春秋時代盛行的一種政治活動，有天子與諸侯間的盟誓，有諸侯間的盟誓，也有卿大夫間的盟誓，其目的或為和平相處，或為共同對敵，並通過這一政治鬥爭形式相互制約、協調關係。

此盟書便是晉國卿大夫之間訂立的盟誓言辭。

這部著作極為準確地考定出，侯馬出土的盟書，是公元前495年晉國趙鞅，就是趙簡子，索要「衛貢五百家」時的產物，澄清了相差約二百年的諸種斷代說法的出入。

侯馬盟書的主要內容分類：一、宗盟類。

文字最多，其中清晰可辨者514篇，要求與盟人效忠盟主，一致討伐敵對勢力；二、委質類。

辭有75篇；三、納室類。

盟辭58篇，為朱書；四、詛咒類。

原辭不全，系墨書；五、卜筮類。

盟辭較少，僅發現3件；六、其他類。

出土的石片很少且殘碎，詞句支離，故歸於此類，其中有「邯鄲」「晉邦」等字樣，有助於盟書涉及的地址考信。

影響

《侯馬盟書》的出版，立即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各大新聞媒體均作了報導，中國歷史博物館古代史陳列依據張頷先生的研究結論進行了陳列，國內外史學界公認《侯馬盟書》的研究，是新中國考古事業發展史上的一項重大貢獻。

郭沫若先生盛讚道：「張頷和其他同志的努力是大有貢獻的。

」

於省吾先生說：「張頷考證的侯馬盟書，饒有發明，至為欽佩。

」

李學勤先生說：「張頷先生的研究是富有開創性的，這部著作對考古學、歷史學和古文字學都有很大的貢獻。

」中國社科院王宇信研究員認為：「盟書本身就是我國考古史上的一個重大收穫，但該書的編者並未僅限於把它『客觀』地報導出來，而是把這一重大收穫放到春秋末期晉國的歷史環境中進行考察……從而使這批盟書的歷史價值遠遠超過了它作為重要文物發現的意義。

」

日本東京大學松丸道雄在賀電中稱：「先生其研究範圍以商周青銅器銘文為首，涉及到泉幣文字、璽印鏡銘、盟書等許多方面。

可謂充分掌握一切古文字資料全領域，環視斯學，幾乎無人能完成如此全面之研究。

而且先生的貢獻不限於學問，在書法、篆刻等與古文字關係甚深的藝術方面，先生精妙入神，這一點是現代學者所未能企及也。

」

張頷先生不僅在古文字學領域和考古學領域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在音律、經學、訓詁學、中國古代天文學、古曆法、古地理學、易學、文學詩詞、書畫藝術等領域也均有造詣，在國內外都享有極高的聲譽。

先生的另一部著作《古幣文編》，則是展現了另一個文字天地，全書「所收字目322條，字形4578字，合文字目66條，字形203字，附錄字目509條，字形941字，總共收入字目897條，字形5722字。

其中取之於出土實物拓本者3936字，取之於譜籍著錄者1786字。

」此書不僅收錄精嚴，取材宏博而有據，收字之富，至今無出其右，為研究古文字學、古錢幣及書法、篆刻愛好者使用的工具書。

裘錫圭先生曾評價說：「大著極精深，與《先秦貨幣文編》真有上下床之別，讀後十分敬佩。

」還有學者評論說：「大著的問世，別的同類著作即可淘汰出局也」。

薛國喜整理趙亮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