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十大之外，去年中國這些考古發現，也很精彩！

一年一度的「中國考古奧斯卡」

「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昨天揭曉了！

其實十大之外，去年中國這些考古發現

也很精彩，不容錯過！

關於它們，「挖啥呢」一篇看懂！

考古領隊說

吳秀傑：「華龍洞遺址是繼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之後，近90年來發現的同時包含有古人類頭骨、石器、人工痕跡等最重要的直立人化石地點，標誌著中國古人類學研究取得的一項重大進展！」

遺址發現的直立人頭蓋骨化石

中國直立人頭蓋骨化石的發現在經歷了20多年的沉寂後，2015年終於在華龍洞遺址又有收穫：一具完整的直立人頭蓋骨化石，以及伴出的20餘件其他人類骨骼化石，至少代表了6個個體，年代距今30多萬年，填補了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間的空白；且該遺址還保存有較多的含化石地層堆積有待繼續發掘。

遺址發掘現場

每一次直立人頭蓋骨化石的發現，都是一次舊石器考古學和古人類學的盛事；遙想民國年間發現周口店直立人頭蓋骨的歷史意義，我們便可略知一二。

直立人是一種古老的人屬成員，生活在距今200萬年至20萬年左右。

直立人頭蓋骨在全世界都很少發現，中國迄今也只有包括華龍洞遺址在內的6處發現地。

而且頭蓋骨上保存了最豐富、最重要的人類體質進化特徵，這些都是分析人類體質進化階段和判定人種起源的重要研究項目。

遺址發現的東方劍齒象牙齒

從華龍洞遺址發現的動物骨骼化石的種類推測，數十萬年前華龍洞周圍，應該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棲息著數量眾多的野豬、東方劍齒象、棕熊、大熊貓、鹿、貘、水牛等動物。

此外，華龍洞遺址出土了大量石製品，並一反中國南方地區的大型礫石石器工業傳統，以小型的石片石器工業為主，而這種石器工業正是北方舊石器時代早期的主流石器工業傳統。

這種現象是環境影響還是人群遷徙所致？值得我們繼續探索。

（李昱龍）

考古領隊說

陳杰：「廣富林遺址是研究長江下游文明化進程的關鍵性遺址，是探索良渚文明衰亡的奧秘的重要證據。

」

遺址發現的崧澤—良渚文化墓地

1959年發現的廣富林遺址是上海考古的驕傲，它不僅是目前上海地區發現最重要的春秋-漢代聚落遺址，長江下游地區發掘面積最大、發現墓葬最多、研究聚落共時和歷時變化的重要遺址，同時也十分重要的，對以廣富林遺址為代表的廣富林文化的確認，填補了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譜系的空白。

遺址發現的土台的草裹泥

2013-2014年對廣富林遺址的發掘最重要的發現是位於遺址中南部的良渚文化土台。

土台建於一處窪地之上，由西南部開始堆築，先用堆土築成一個小型的高台，再用草裹泥的方式漸次向東、向北擴展，形成一圈圈的曲尺狀堆積。

土台外圍採用草鋪泥的結構進行加護。

該土台是良渚文化時期同類土木工程的代表。

在土台的東北部還發現了一組由石塊堆砌成的雙石圈遺蹟，可能為祭祀遺蹟。

遺址發現的石圈

此次發掘還發現了兩處新石器時代墓地。

一處位於遺址西北部，為崧澤—良渚文化墓地，發現103座墓葬。

另一處位於遺址中部，為崧澤文化晚期墓地，發現85座墓葬。

此次廣富林遺址的發掘部分緊鄰遺址的核心區域，所發現的良渚文化土台在廣富林遺址的發掘中尚屬首次，而單純的崧澤文化墓地及以往在周邊區域所發現的崧澤文化至良渚文化墓地的布局也為深入探討廣富林遺址的聚落結構、不同時期的聚落布局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奚牧涼）

考古領隊說

孫周勇：「湮沒在黃土高原之上、距今4300年的小型設防村落，是大河套地區政體中心石峁『一統天下』過程中，金字塔社會結構底端普羅大眾生活形態的寫照。

」

遺址航拍

2012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石峁遺址，是近年中國考古的大驚喜，在陝北的高原上竟然有如此一座逾400萬平方米的石城，面積之大稱霸目前國內所見所有龍山時期（新石器時代末期）至夏階段城址。

寨峁梁遺址與神木石峁遺址相距僅約20公里，通過對與寨峁梁相似的考古學遺存的研究，判斷寨峁梁遺址的主體內涵應為距今4300年的河套地區龍山時期遺存。

遺址南城牆

目前看來寨峁梁遺址雖在該流域石峁聚落中屬一般等級，或為村落級別，但寨峁梁遺址作為迄今北方地區保存較好、揭露最為完整的早期石城聚落，為探討龍山早期的聚落布局、家庭規模、社會結構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資料。

若以石峁城址作為黃土高原北部早期國家出現的重要標誌，則寨峁梁遺址和石峁遺址的對比研究將在很大程度上加深對該區域社會複雜化進程的理解。

10號房址

城牆由砂岩石塊壘砌而成，南側最高處還保存一座類似「墩台」的方形石砌建築，防禦性質突出；數量豐富、保存較好、排列有序的房址是寨峁梁遺址近年發掘的最主要收穫，共計清理房址109座（組），分布極有規律，基本沿等高線繞寨峁梁山體東、北、西三側呈圓弧狀排列，高低錯落，大致可分為上下四至五排，門道均開向山坡低處，呈現出「凝聚而不向心」的平面布局。

（奚牧涼）

遺址發現的南牆

十里舖北遺址最早可上溯到6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晚期或大汶口早期階段，後歷經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東周、漢、魏晉、唐代等多個時期，尤以龍山文化（新石器時代末期）、岳石文化（中原夏商之時，山東地區的土著文化）、商代晚期遺存為最豐富。

古人在此活動數千年基本綿延不息，十里舖北遺址堪稱魯西南乃至周邊區域社會演變及環境變遷史的縮影。

遺址發現的晚商卜甲

該遺址是一座岳石文化、晚商時期的城址，始建於岳石文化時期，晚商增擴、修補，可能東周時期仍沿用。

城牆土築夯打，平面形制呈圓形，面積約3萬多平方米。

遺址發現的北牆

由出土陶器文化面貌反映，該遺址是龍山時代至夏商時期東西文化勢力交匯的典型代表，是在東西文化交匯地帶發現的第一座夷商城址，是東夷西進、先商南下、晚商東漸路線上的重要城邑。

據調查，以該遺址為中心半徑1.2公里範圍內，還圍繞有6處堌堆遺址，形成了以十里舖北遺址為中心，從北辛文化晚期至夏商周時期的政治實體。

（奚牧涼）

考古領隊說

王永強：「新疆紅山，一個既有近代馬蘭文化又有史前察吾呼文明的地方。

」

烏蘭托里蓋墓地航拍

紅山墓群由紅山溝墓地、紅山墓地、烏蘭托里蓋墓地共3處墓地組成。

3處墓地在文化屬性上同根共源，屬察吾呼文化。

該文化集中分布於塔里木盆地北緣，範圍從東部焉耆盆地一直到庫車及拜城地區，是一支極為重要的新疆史前考古學文化。

此次發掘的墓葬、房址及祭祀石圍，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聚落，極大拓展了察吾呼文化的內涵，對進一步研究焉耆盆地史前時代社會形態、生業結構及人群規模等問題，提供了最新的考古學材料。

另一方面，此次發掘還對我們進一步探討察吾呼文化與吐魯番地區、伊犁河地區及塔里木盆地南緣早期鐵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關係提供了新的視角。

紅山墓地發現的6號墓石圍和石室蓋板

經發掘的38座墓葬根據墓室結構，可分為豎穴石室墓和豎穴土坑墓兩類。

豎穴石室墓共發掘37座，地面設置石圍，使用卵石砌築墓室，流行多人多次合葬，隨葬帶流罐、單耳罐等陶器，皆為察吾呼文化典型特徵。

豎穴土坑墓僅發掘1座。

墓群發現的陶器

房址1處，地面式建築，層位堆積簡單，結構清晰可辨。

14處祭祀石圍均發現於紅山溝墓地，於原地表之上使用大石塊栽立砌築而成，平面呈圓形或方形，基本不見遺物。

（劉翔）

考古領隊說

張昌平：「從地理景觀、聚落布局到社會生產，新的考古工作呈現出盤龍城一個新的社會景象。

」

遺址的初始（左）、興盛（中）、衰退（右）階段

盤龍城遺址早在1954年就已被發現，是名副其實的「老牌遺址」。

1963年以來，遺址歷經數次考古發掘和調查，發現有大型宮殿基址、多座高等級墓葬及大批精美青銅器，向我們展現了3500多年前夏商時期中原王朝向南擴張，並在長江流域建立中心城市的歷史圖景。

然而，考古「發現」不僅是撥開浮土那一瞬間的驚喜，更意味著向未知持續探索的努力。

2015年度盤龍城的考古工作亮點多多：

17號墓發現的綠松石鑲金片飾件

首先，藉助地理信息系統，關注到遺址地理景觀的重大變遷。

遺址各地點間的湖汊在夏商時期可能是連成一片的陸地，只是由於水位上升才逐漸形成現今彼此隔離的狀態。

其次，認識到三百年間，盤龍城的核心區域並非如以往認識的一成不變，而是經歷了最初於南部王家嘴一帶形成聚落，後於宮殿區及李家嘴墓地興盛，晚期轉移至楊家灣南坡的動態過程。

在楊家灣，發現了可能為晚期中心建築的四號房址，17號墓出土了中原文化系統所見最早的成形金器——綠松石鑲金片飾件等重要遺物。

小嘴疑似鑄銅作坊作坊航拍

最後，發現遺址外圍墓地及核心區青銅作坊遺存，為我們理解盤龍城性質提供了新的線索。

小王家嘴墓地高度一致的葬俗確證了早商時期已存在有意識規劃的墓地，刷新了我們對商代先民喪葬風俗及觀念意識的認知。

在小嘴發現的疑似鑄銅作坊的遺存，則是早商時期都城地區之外的首例，可能會挑戰早期青銅器為國家壟斷生產的主流觀點。

（李楠）

考古領隊說

雷雨：「一切源自塵土，一切歸於塵土，三星堆的塵土經考古工作者之手向世人述說3000年前的古蜀輝煌！」

遺址發現的青關山城牆剖面

考古工作者是信使，是紐帶，連接歷史與現代、地下與地上、未知與已知。

三星堆遺址是在古書上鮮有記載的古蜀國的都城，充滿了太多未知與神秘，其中最讓大眾期待的就是都城的巍峨大氣和富麗堂皇。

經過2015年150餘天的持續考古發掘，古蜀都城的城圈結構、高等級建築區終於開始漸漸顯現在世人面前。

遺址各段城牆平面位置圖

隨著位於青關山和馬尾的城牆的發現，都城的北城牆得以最終確認，了卻了三十年來幾代考古工作者的夙願，也讓都城的外輪廓清晰起來。

而位於李家院子的城牆的發現，使得都城的內部分區逐漸明朗，如今基本可以肯定，都城內西北部有位於今月亮灣的、等級較高類似宮城的小城，東部毗鄰另有位於今倉包包的一個小城。

雖然目前還難以了解都城內的方方面面，單單是這3.5平方公里的城圈，也足以讓人對古蜀都城的巍峨大氣浮想聯翩了。

青關山一號房址

青關山土台是位於月亮灣小城內全城地勢最高的一個面積達16000平方米的人工土台，在這個土台上陸續發現有3座大型建築，其中一號房址的建築面積超過1000平方米，在建築內和建築旁邊凹地里還出土有象牙、石璧、金箔、綠松石、玉璋等精美文物，基本可以確認是都城的高等級建築所在地，其富麗堂皇也是可以想見的。

（雷雨）

考古領隊說

黃昊德：「五年覓蹤，王陵重現，考古突破，任重道遠。

」

特大型越國貴族墓之一

越國地處東南，領有浙江，是浙江地區有文獻記載歷史的開端。

據文獻，越國始於無餘，允常拓土始大，稱王。

句踐時國力達到強盛，滅吳稱霸，與諸侯爭雄，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紹興是春秋戰國時期越國國都之一，其周邊分布有不少具有一定規模的越國王侯貴族墓葬，其中最為有名的當屬上世紀90年代發掘的越王允常之陵——印山大墓。

紹興越國王陵及貴族墓葬分布圖

2011年以來，考古工作者對紹興地區的王侯貴族墓葬開展了系統的考古調查、測繪和勘探工作，取得重大收穫，基本釐清了紹興高等級墓葬的主要分布區，初步確認平水盆地為戰國時期越國王陵區，初步了解了平水盆地越國王陵區的布局，基本明確了越國貴族墓地周邊古水系及溝狀遺蹟的分布狀況，獲取了建立地理信息系統的基礎數據資料，初步建立地理信息系統，涵蓋紹興地區越國都城、王陵區及貴族墓群、周邊聚落為一體的大遺址格局基本形成，為綜合研究及保護利用規劃的制訂及下一步考古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平水盆地墓葬分布與都城、水系關係圖（據60年代地圖）

從調查勘探結果來看，位於平水盆地的每座特大型「中」字型高等級墓葬均與1至5座相對較小的甲字形墓葬分布在一起，其周邊還有古水系、溝狀遺蹟或自然溝壑環繞，把每個墓地圍合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構成一種大的「公墓」區內分隔成若干個小的陵墓區的分布格局，這對越國陵園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奚牧涼）

考古領隊說

吳業恆：「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古代民族遷徙與融合的實證。

」

墓地發現的車馬坑

「戎」，是中國古人對西部少數民族的稱呼。

「陸渾戎」便是其中一支「西戎」，不過它從西周初年便逐漸內遷，並於春秋年間迫遷於洛陽南部的伊川一帶立國，先附晉，後親楚，終被晉滅，凡114年，史稱「陸渾國」。

至今洛陽一帶仍有「陸渾」這一地名。

於洛陽市徐陽村發現的200餘座墓葬和15座車馬坑，與當年陸渾戎活動的中心地域相符，令考古學者推測其即為《左傳》等史書記載過的陸渾戎的貴族墓地。

2號墓

徐陽墓地出土的陶器、銅器等遺物，與洛陽當地東周時期墓葬出土的遺物特徵相似，可推知徐陽墓地的時代應為東周。

而徐陽墓地的車馬坑東北角或北部放置有大量牛馬羊頭蹄，這種習俗在中原地區此前尚未發現，而與同一時期西北地區的戎人習俗類似，如上可能便是陸渾戎既受到當地中原民族影響，又保留了其西北故鄉民俗的表現。

此外，車馬隨葬意味著墓主人身份非同一般，當為貴族；但徐陽墓地及其車馬坑規模並不太大，這又與陸渾戎首領只有「子」級的較低爵位相符。

2號墓發現的編鐘

公元前606年，楚莊王為攻打陸渾戎，來到周天子所在的洛陽，舉行閱兵向周定王耀武揚威，並發生了史上著名的「問鼎中原」事件。

如今徐陽墓地的發現，或許能將我們的浮想帶回到那個年代。

（奚牧涼）

考古領隊說

田勇：「楚國核心區域內小型墓地所反映的文化因素差異與出土文物，為楚文化研究提出了很多新的課題。

」

墓地發現的醃製鯉魚

2014-2015年歷時一年的對荊州區郢城鎮劉家台與夏家台墓地的搶救性考古發掘，取得重大收穫，發掘戰國墓葬350座，出土隨葬器物3058件（套）。

其中發現的有機質文物戰國楚簡《詩經·邶風》和《尚書·呂刑》、戰國牛皮鎧甲、醃製鯉魚等，均是我國田野考古中的首次發現。

難以存世的有機質文物本身就「物以稀為貴」，此次的發現更令人眼前一亮。

墓地發現的衣衾包裹

夏家台106號墓出土的400餘枚戰國楚簡殘簡，約2487字，內容包括《詩經·邶風》、《尚書·呂刑》和《日書》。

258號墓出土的墓主人下葬時包裹的衣衾，是近30餘年來出土保存最好、數量最多的戰國絲織品。

258號墓還出土了楚國士兵的一整套裝備，其中保存完好的戰國牛皮鎧甲，色彩鮮艷、製作精美，編連絲線清晰可辨；15尾保存完好的醃製鯉魚，形態完整，歷經千年不腐。

墓地發現的牛皮鎧甲

根據墓坑、棺槨形制以及隨葬器物，考古學者將這批墓葬分為楚文化墓葬和以趙為主、兼有齊與中原文化因素的外來文化墓葬兩大類，墓葬因此揭示了楚國腹地楚文化墓葬與趙文化墓葬共存的現象。

而這批墓葬發現的在棺蓋放置魚、獸腿和稻米的現象，又為戰國時期楚地葬俗研究提供了最新的實物資料。

（奚牧涼）

考古領隊說

趙永軍：「通過金上京遺址考古，將再現金源文化的燦爛與輝煌！」

建築址台基及院落航拍

金代曾先後有三座正式都城：1115年，開國皇帝完顏阿骨打於會寧府建金上京，是為金代的開國都城；後金代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顏亮遷都大興府（今北京），稱之為金中都；最後，金代第八位皇帝宣宗完顏珣又迫於蒙古壓力，遷都開封府（今開封），稱之為金南京。

2015年發掘的金上京皇城第四殿址西側的建築址，屬於宮殿區西側的附屬建築，推測建築年代為金代中期，是上京城首次揭示的一處重要的大型帶院落的建築址。

遺址發現的龍紋瓦當

建築址由五部分組成，中央主體部分呈圓形，南部為前廳，東西兩側為挾屋，北部為後閣。

其北部、東部、西部有院牆，院內有配殿、亭台、裝飾牆等附屬建築，前院地面鋪磚，西部有門道和磚路與其他院落相通。

出土的遺物，為大量的陶制、石質建築構件，以帶龍紋圖案的瓦當、滴水和脊獸等最具典型，凸顯皇家氣派。

遺址發現的陶套獸頭

該建築址形制獨特，從其建築規模、格局及出土龍紋瓦當等構件來看，建築級別是較高的，體現了帝都規制。

其建築形制、布局特徵及保存的完整性，在歷代都城中也是罕見的。

該建築址或為上京城內一處重要的禮制性質的遺存。

（奚牧涼）

考古領隊說

趙賓福：「地處長白山腳下的寶馬城金代皇家神廟遺址，是一張『燙金』的中國歷史名片，是邊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具有深遠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

寶馬城址全景

自2014年起的考古勘察和發掘工作，基本明確寶馬城的整體格局為一南北長約130米、東西寬約106米的長方形城址，其始建年代和主體使用年代均為金代。

寶馬城遺址是近年來發掘的揭露面積最大，保存狀況最好，也最為重要的金代建築址之一。

「工」字形建築航拍

城址中部偏北有一迴廊院落，迴廊院內核心建築為中軸線上的一組前後相連的「工」字形建築，自「工」字形建築還有通向東西兩側廊廡的露道，為典型的金代高等級建築布局樣式。

考古揭露的「工」字殿基址營造規整、保存狀況良好，出土了大量做工精緻的建築構件。

遺址發現的鳳鳥脊飾

遺址位於長白山北側，軸線向南正對長白山主峰，選址經過精心考量，考古發掘者結合遺蹟和文獻記載，推定其為金王朝長白山神廟故址。

這些考古發掘收穫，將為研究金代國家禮儀祭祀制度、官式建築的發展與演變以及當時的手工業水平提供重要材料，對研究金王朝關於東北邊疆的經略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王子奇）

考古領隊說

王征宇：「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能使臨安城的考古和保護工作越做越好！」

南宋引水設施遺存

退居南方的南宋，將原本是州城的臨安（今杭州）升為都城，自此臨安逐步形成了內城外城、南宮北市的格局，成為了一座如馬可波羅所描繪的享譽中外的華貴天城。

又因其有「淡妝濃抹總相宜」之西湖，有「壯觀天下無」之錢塘江潮，有「龍飛鳳舞」之山勢，臨安城還成為了南方山水城市的典範。

南宋東城牆遺蹟航拍

2015年是臨安城址考古收穫頗豐的一年。

首先值得引以為豪的是首次發現了臨安城內地下引水、供水設施。

在紫城巷發現的木管水溝及與其溝通的水井等遺蹟，應與《咸淳臨安志》所記的引西湖水入城以供居民取汲的諸井有關。

元代東城牆遺蹟

其次是首次大規模地揭露了臨安城東城牆遺蹟，並引入物探技術，取得重要成果。

揭露的該段城牆遺蹟，是目前已發掘的南宋臨安城城牆遺蹟中揭露最全、保存最好的。

最後，發現了歷年來臨安城元代城牆調查、發掘中保存最好、結構最清晰的元代東城牆遺蹟，以實物形式例證了杭州的城市變遷。

（奚牧涼）

考古領隊說

韋革：「考古新發現全面展示了中國明代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系列最全的藩王陵墓，為研究明代藩王陵寢制度提供了新的資料。

」

靖江王陵陵園分布圖（集中區域）

靖江王是明代受封並建藩立國於靖江（今桂林）的藩王，從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年）至清順治七年（1650年），存世280年，共傳十四王，在明代諸藩中國祚延續時間最長，幾乎與整個明代相始終。

除首封靖江王的朱守謙及明末的朱亨嘉、朱亨堙二王外，其餘歷代靖江王及其宗親都在桂林城東「堯山之原」營建陵墓，號稱「靖江王十一陵」。

靖江王陵現已為明代保存最為完整、規模最大、世代最全的藩王陵墓區。

靖江悼僖王陵發現的望獸

考古工作者歷經2年半的時間，完成了7座靖江王陵以及一處奉祠遺址的考古發掘清理工作，不僅弄清了各王陵的陵園布局及構築方式，還首次發現了一批重要遺蹟：

靖江安肅王陵航拍

首次發現了悼僖王陵的奉祠遺址及陵園內的道路網和亭樓、懷順王陵獨特的後期構築的五邊形外圍牆、榮穆王陵特殊的布局和構築方式及建築材料、昭和王陵西南外圍牆轉角處疊壓的早期官式建築遺址、彎子山採石場遺蹟及石刻等……

對靖江王陵的考古工作，為我們完善桂林乃至廣西的歷史，加深對明朝分藩制度的認識，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奚牧涼）

考古領隊說

張合榮：「楊輝墓不僅為全面了解播州楊氏土司的墓地規劃和喪葬習俗提供了全新視角，更給考古人對過去田野工作的不足和認知偏差提供了更正的機會。

」

11號墓（前）與10號墓（後）

2015年貴州遵義海龍囤等3處中國土司遺址申遺成功，讓更多國人對中央委任、世襲管理當地族群的「土司」制度有了了解。

唐末，楊氏族人在其首領楊端帶領下入播州平亂，後定居播州，司治位於今遵義白錦堡，楊端也成為了統治播州的楊氏土司始祖。

明中晚期，第30世即末代楊氏土司楊應龍，重修海龍囤為軍事城堡以抗擊中央朝廷，最終戰敗，海龍囤因此遭受巨大破壞，淹沒在歷史中直至20世紀末。

10號墓發現的陶俑

楊輝是第25世楊氏土司。

1988年考古工作者清理髮掘一座被盜墓葬（後編號為「10號墓」），據墓前墓碑將之推測為楊輝墓。

後2006年，10號墓南約10米處又有一座大型三室墓（後編號為「11號墓」）被盜，從其所出墓志銘及買地券得知，此墓才是楊輝及其夫人田氏、俞氏的合葬墓。

11號墓俞氏夫人墓室腰坑發現的金「青龍」

10、11號墓同時存在於一個墓園內，距離相近且同處一條中軸線上。

從地層及墓葬形制、出土遺物並結合史料，考古學者推測，10號墓可能是楊輝墓（11號墓）為防盜墓而建的「疑冢」。

這種在以往播州楊氏土司墓葬群中所未見的葬式葬俗為考古學者提供了新的思路。

包括垣牆、四級建築平台等遺蹟的楊輝墓墓園，墓上建築保存完備、內部格局清晰，在播州土司墓葬中屬首次發現。

此外，楊輝墓墓祠格局的釐清、墓葬內銅錢的出現、墓葬下完整腰坑的清理等亦皆屬播州土司考古的首次。

（奚牧涼）

（文中圖片來自《中國文物報》社和相關考古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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