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史前聚落考古的新收穫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供稿

從上個世紀90 年代以來，在成都平原先後發現了新津寶墩、大邑高山、鹽店、溫江魚鳧城和郫縣古城等8 處距今4500 年～3700 年左右的寶墩文化階段帶有夯土圍牆的大型聚落址，同時還發現了一般性的小型聚落址幾十處。

為了進一步探索該文化階段的環境、生業、聚落結構及其變遷，進而結合各方面信息綜合分析成都平原社會複雜化進程及其動因，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來結合成都平原古代文化與地貌環境的實際情況，開展了一系列聚落考古的調查、研究與探索。

田野考古的重點選擇在新津寶墩、大邑高山和溫江紅橋村等遺址所在區域，採取了區域大範圍的地面調查，遺址區的系統鑽探，選擇遺址的重要區域進行重點發掘，並輔以環境考古、植物考古、動物考古、體質人類學等多學科綜合研究，意在獲取聚落的選址、空間分布及其變遷，聚落的內部區劃結構、居住形態，環境、生計模式與聚落形態及其變遷的關係等多方面信息。

同時也想探索總結出一套在成都平原開展聚落考古的方法。

通過幾年的工作取得了一些突破與新的收穫，主要體現在距今5000 年至4000 年左右，成都平原環境、生計模式的轉變、人口的增加與聚落空間分布變化之間的關係，聚落內部的區劃特徵、房屋建築形式、居住區與墓葬的空間分布規律及其與環境的關係等諸多方面獲得了一些重要信息。

還利用多種科技手段進行資料信息的提取與記錄，比如應用機載雷射雷達遙感獲取遺址片區的數字正射影像圖及地形數字高程模型，並嘗試用小航模對發掘區做了全景記錄；高山古城發掘還以DEM 數據為基礎，利用ArcGIS10.1 的水文分析功能，對高山古城區域進行了河網提取，並與考古資料結合，探討河網和古河道與文化層分布的關係。

（江章華）

成都平原年代最早和最為完整的史前墓地——成都大邑高山古城遺址的新發現

高山古城遺址位於四川省成都市西南部大邑縣三岔鎮高山社區趙庵村， 城牆東南角地理坐標為北緯30° 27′ 09.5″ ， 東經103° 34′46.3″，海拔高度494.5 米，於2003 年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調查發現。

為了編製成都大遺址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保護規劃和配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自2012 年11 月至2014 年12 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以高山古城遺址為中心進行區域系統調查，鑽探面積達兩百萬平方米。

調查方法以區域系統鑽探為主，傳統地面踏查為輔，在調查基礎上選點試掘以了解各點文化面貌和獲取相關測年數據。

經過三年的工作，基本弄清了城址的範圍和保存現狀，該城址平面形狀呈長方形，東西平均長632 米，南北平均長544.5 米，面積約34.4 萬平方米；初步掌握了城址內外自新石器（寶墩文化）、商周、漢代聚落的分布特點和城牆的建築形式等信息。

為了進一步釐清高山古城的文化內涵與時代特徵以及聚落結構等信息，在國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的批准下，2015 年11 月至2016 年3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高山古城進行第一次正式發掘。

為了方便今後發掘區定位與命名需要，利用現有高解析度衛星地圖，用RTK 測繪，以高山古城中心為原點，將整個高山古城分為四個象限，進行網格化分區布方。

本年度發掘區位置位於第Ⅱ象限（SE 東南） 西北部，按正南北方向共布5 米×5 米探方32 個，發掘面積800 平方米。

本次發掘收穫豐富，發現了大量的遺蹟現象，計有新石器時代（寶墩文化） 墓葬89座、人祭坑1 座、灰坑86 座、灰溝12 條，同時出土了豐富的遺物。

發掘區內堆積可分七層，第一層為耕土層，第二層為明清堆積，第三層為漢代堆積，自第三層下為新石器時期堆積，其中第四、五層為寶墩文化一期堆積；第六、七層出土陶器標本與寶墩一期相比略有差異，從層位關係和文化面貌觀察，略早於目前所認識的寶墩文化第一期遺存。

據此，可將高山遺址新石器時代堆積分為兩個時期遺存，第一期遺存以第六、七層及開口於其下的灰溝為代表；第二期遺存即以第四、五層及開口於其下的遺蹟為代表。

高山二期遺存

第二期遺存是高山遺址發掘區內新石器時代堆積的主體，遺蹟和遺物非常豐富。

墓葬是發掘區內發現最為豐富的遺蹟現象，開口於第四層和第五層下，時代推測為寶墩文化一期。

這些墓葬均為豎穴土坑墓，墓壙平面形狀大部分呈圓角窄條形，墓主多為未成年人；少量為長方形，墓主多為成年人，部分此類墓葬墓室體量較大，達10 平方米以上，同圓角窄條形墓室形成明顯的差異。

墓室普遍開挖較深，墓室窄小，清理非常困難，許多墓葬直接打破生土下的河沙層，四壁相對較為規整。

頭向以西北東南向多見，其次為西南東北向，東西和南北向非常少見。

墓室中人骨保存良好，但扭曲變形嚴重，未見葬具痕跡。

葬式以仰身直肢為多，另有少量屈肢葬和俯身葬。

根據現場體質人類學觀察，墓主以未成年人居多，成年人較少，反映出當時幼兒的成活率較低，生存壓力較大；而許多人骨上牙齒髮育不全狀況的出現，可能是營養不良導致；不同的顱骨體質特徵差異的存在，可能反映出當時居民中有著不同的來源。

這批墓葬另有一些特殊的葬俗，如成年個體上發現有拔除上頜側門齒的習俗，如M51、M66、M67 等均發現拔牙現象；墓室內幾乎不見隨葬品，目前僅見4 座，M13 隨葬象牙手鐲（釧） 一對，M60、M63、M88各隨葬胡桃楸果實一枚，而隨葬核桃楸的習俗也是目前寶墩文化中首見，其意義尚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另外，在墓地中還發現1個圓形人祭坑，結合此前在城牆西南轉角處城牆下發現的小孩奠基坑以及象牙鐲的出土，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結構中已經呈現複雜化和分層跡象。

灰坑、灰溝大部分開口於第四層和第五層下，時代推測為寶墩文化一期。

灰坑平面形狀有圓形和橢圓形，以圓形居多，多數灰坑形制規整，出土遺物豐富。

灰溝多為長條狀，少量灰溝較寬，如G10。

這些灰坑、灰溝中的出土遺物豐富，計有陶片、石器、骨器等，以陶片最多，保存狀況較好。

陶器常見有繩紋花邊口瓮、翻卷沿罐、盤口罐、窄平沿侈口罐、喇叭口高領罐、寬沿平底尊、盤口圈足尊、敞口圈足尊、壺、豆等。

該期遺存出土陶片保存良好，可復原陶器較多，復原了一些新器型，如豆、翻卷沿罐、窄平沿侈口罐等器型均為首次復原。

石器以半成品和廢品及崩片多見，成品少見，器形主要有錛、斧、鑿、礪石等；另有少量玉器，器型有錛、鑿等，部分玉器邊緣遺留有明顯的切割和穿孔痕跡，此外還出土了少量的骨、角器，以錐形器常見。

另外在發掘與浮選工作中發現大量保存良好的動、植物遺存，植物遺存以水稻、薏苡、蒼耳、黍、粟、豇豆、樹葉、木頭等多見，其中水稻出土最多。

動物遺存相對出土較少，常見的動物骨骼有豬、狗、鹿、魚等，以豬為主，動物遺存在成都平原以往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甚少發現，尤其是魚鰓骨的發現更是目前所發現第一例。

這些動、植物遺存對復原當時的生態環境和生業狀況提供了珍貴的考古資料。

高山一期遺存

第一期遺存主要包括第六、七層和開口於第六、七層下遺蹟（主要是灰溝，如G3、G13、G14），該期遺蹟發現較少，遺物也出土不多，出土的遺物仍然以陶片為主，但較為殘碎，多數器形不可辨識。

陶器器型相對單一，主要是窄沿侈口罐、矮領罐、盆、缽等，以罐類多見。

陶片紋飾風格有著明顯差異，如泥質陶普遍盛行裝飾細線紋；夾砂陶罐器身與沿部交界處多飾寬附加堆紋或刻劃、壓印紋飾帶，明顯與目前寶墩文化一期陶器的裝飾風格不同。

罐類器多作窄仰折沿、斜弧腹，與寶墩文化罐類器多寬沿鼓腹情況不同。

由於目前該遺存出土的陶片相對殘碎，可復原器物較少，加上當前材料尚未進行系統整理，其文化面貌和內涵尚有待於進一步的整理與分析研究。

重要意義

本次發掘發現並確認了目前成都平原年代最早和最為完整的史前墓地，延續時間長、分布密集、葬式豐富、人骨遺骸保存完好，為開展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古人口學、古人種學、古病理學等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考古資料，它有助於探索成都平原新石器時期古代居民的生長發育、營養情況、口腔疾患、食譜結構等問題，深入了解他們的生存狀態和遺傳結構的構成和差異，為復原古代社會生活提供了參考資料，對古代居民的種系遺傳構成及淵源流向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此外，人祭坑和珍貴質料遺物（如象牙手鐲及製作精美泥質黑皮陶器） 的出土以及不同體量墓室的存在和大型聚落的發現，表明了當時社會已經出現分層的現象，社會結構已趨於複雜化，這有助於推進成都平原史前社會複雜化進程的研究，提升其在中國早期文明進程中的地位。

其次，數量豐富，種類繁多的陶器群以及許多新器型的出土，豐富了寶墩文化一期遺存的內涵與外延的歷史維度。

而早於目前所認識的寶墩文化一期遺存的確認，即高山第一期遺存的發現，將進一步完善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分期，為研究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淵源與發展演變規律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

隨著後續資料整理和發掘及研究的深入，將會進一步深化寶墩文化內涵的認識。

（劉祥宇 周志清 陳劍）

寶墩古城聚落形態和空間結構更加清晰

寶墩古城遺址遺址位於四川省成都市新津縣龍馬鄉寶墩村， 1995 年和1996 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先後兩次對寶墩遺址進行了小規模試掘和發掘，確認了地面上較為明顯的土埂為新石器時代晚期人工修築城垣。

城址平面呈長方形, 東北至西南向, 方向約45°,城址長約1000 米,寬約600 米, 整個城址面積約60 萬平方米。

2009 年11 月以來，為了進一步考察其文化來源、生業形態、聚落結構與聚落變遷、人地關係、以及社會發展狀況等，同時也是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三、四階段的子課題項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考古調查隊對寶墩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和發掘，並發現了外城。

寶墩外城面積達276 萬平方米，從平面形狀看，外城大致呈不甚規整的圓角長方形，方向與內城一致，約北偏東45°，城牆周長近6.2 公里。

以壕溝外側邊為界，遺址面積約276 萬平方米；以外城牆外側牆基為界，面積約268 萬平方米；以外城牆內側牆基為界，面積約253 萬平方米。

從解剖情況看，新發現城牆的夯築方法均為斜坡堆築的形式，與原寶墩內城的城牆夯築方式完全一致。

解剖發掘可以確認新發現的外城牆的修築年代當為寶墩文化第二期初，上限或可至一期二段末，使用年代在寶墩文化第二期，外城牆的修築時間當晚於內城牆，但內外城牆曾同時使用過。

近年開展田野調查、鑽探和發掘工作，取得一系列比較重要的發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完成了近200 萬平方米的鑽探，鑽探結果顯示在外城區域均有寶墩文化時期的文化堆積，主要分布於外城的西北部和東南部，但文化層堆積較內城堆積薄。

通過鑽探基本摸清了寶墩外城聚落的分布狀況，外城分布著板凳橋、干林盤、羅林盤、劉林盤、小余林、姜河灣、沈林、羅林、劉林等9 個甚至更多的聚落點，這些聚落點呈向心式分布於以田角林為中心聚落的內城外圍。

從聚落的面積來看，這些聚落與田角林中心聚落當有等級的差異。

對城內典型聚落田角林進行較大規模發掘，以搞清楚其聚落結構及空間布局，取得了重大收穫和突破。

基本完整揭露出了一個聚落區，該聚落區的房址集中分布，房子方向有西北—東南、近正南北（或東西） 向兩種。

墓葬則位於居住區周圍，排列有致，界限明顯，墓葬方向與房子方向一致，也有西北—東南、近正南北（或東西） 向兩種，清晰顯示出田角林區域聚落的布局結構。

近年發現了多組大型建築基址，其中鼓墩子三組、田角林二組、蔣林（治龍橋） 三組。

內城中心鼓墩子三組大型建築基址分布於一條線上，呈一字排開；田角林二組大型建築基址不在一條線上，但方向相同；蔣林（楊機坊）三組建築呈品字形分布，當為統一規劃的大型建築群。

這些建築基址規模大，築坑規矩，築網清晰，規格較高，單體面積均在200 平方米以上，當為寶墩文化的大型公共禮儀性建築。

在外城西南發現一夯土台基，殘長20 余米、寬約6米、高約1 米、方向為北偏東21°，台基東側還保留有約15 米寬、40 米長的活動面。

台基被寶墩文化二期偏晚的灰坑打破，台基的的土壤中含有少量的紅燒土，台基面可見8個柱洞規律排列，當為台基禮儀性建築，但由於被現代鐵溪河破壞，尚不能復原其完整形態。

與國內相關大學、科研單位合作開展環境考古工作，通過大規模實地踏查、鑽探和長探溝解剖，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發現了幾條古河道。

通過對其中一條古河道進行解剖發現，在寬約50 米的河床底部發現烏木數根可供碳十四側年，兩根烏木測年數據均在距今3900～3700 年，且在洪積層中發現有寶墩文化三、四期的陶器，目前可初步確認寶墩遺址在寶墩文化二期後、四期前發生了大規模洪水，3 條較大的古河道從西北方向沖毀了城牆。

近年田野考古發掘工作在總結以往積累的成功經驗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多學科協作的規模，發掘隊伍集合了環境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石器分析、體質人類學、測繪技術、文物保護等領域的研究人員。

例如，浮選收集的炭化植物種子和植矽體的研究均證明寶墩先民的經濟結構以稻作農業為主，兼有粟作農業。

總之，近年的田野考古發掘所獲信息對於研究寶墩遺址的空間結構、聚落形態具有重要價值，有助於成都平原龍山時代的社會複雜化程度以及文明進程的研究，使其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四階段子課題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也為《寶墩遺址保護規劃》的編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何錕宇）

防洪的台地型聚落——紅橋村遺址

紅橋村遺址是一處以寶墩文化三期遺存為主的大型聚落址，保存較好，遺蹟豐富，遺物眾多，在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遺址位於成都市溫江區公平街辦紅橋村，地處江安河北岸的二級台地之上，台地呈不規則形，高出周圍地表0.5～2 米。

整個台地均屬遺址的分布範圍，總面積19 余萬平方米。

該遺址於2008 年被發現並進行了初步試掘，之後為了配合「豐隆城市綜合體」和「藍潤光華春天」房地產項目建設，自2011 年至2016 年連續多年對其展開了系統性的考古調查與發掘。

調查方式主要為普鑽，採取孔距為10 米的梅花樁鑽探法對整個遺址進行了系統性地鑽探，並進行了測繪，建立GIS 系統。

在鑽探基礎上，採取布點性試掘和重點區域大規模發掘相結合的發掘方法。

通過多年的努力，基本搞清了遺址的文化面貌和聚落布局，在環境考古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遺址的地層堆積自上而下共分6 層，第1 層為近現代地層，第2 層為明清時期地層，第3 層為唐宋時期地層，第4 層為漢代地層，第5、6 層為寶墩文化時期地層。

清理了大量的灰坑、灰溝、房址及水渠等遺蹟，全面揭露了遺址的墓地以及由人工堤壩和河道構成的水利設施。

灰坑共計400 余個，除了大量一般意義的灰坑外，有兩種灰坑較特別，一種平面呈長方形坑，直壁平底，較淺，坑壁經火燒，坑內布滿卵石。

另一種平面呈圓形或圓角方形，直壁平底，較深，經過精細加工，坑壁亦經火燒，坑底有一層灰燼，多數坑內有卵石。

上述兩種特徵的坑過去其他遺址也曾發現，關於其性質和功能有「燒烤坑」「柱坑」「祭祀坑」「窖藏坑」等等不同的判斷。

現場發掘時已經詳細提取了這兩種灰坑的信息，將綜合運用空間分析、民族學、科學檢測、實驗等手段著重對這兩類灰坑進行研究，以期解決這兩種灰坑的性質和功能問題，其必然會對整個遺址的聚落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清理的房址有10 余座，從建築形式上可分為兩種，一種為圓形的杆欄式建築，規模較大，直徑約15 米；一種為長方形的木（竹） 骨泥牆建築，面闊大小不一，大者近20 米，小者不足10 米，進深一般為6 米左右。

另外還發現有大量的基槽和柱洞，無規律可循，可能為房屋的頻繁重建或被晚期破壞所致。

人工水渠1 條，長200 余米，上口寬約1.5 米，深約1 米，應與給排水有關。

墓地位於遺址的中部和北部，共發現墓葬400 余座，成組分布。

同組內的墓葬數量從幾座到十幾座不等，推測墓組為家庭單位。

墓葬形制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坑較深，人骨保存極差，葬式多為仰身直肢葬，個別有俯身葬，幾乎未見隨葬品。

在眾多的墓葬中有一座墓葬較為特殊，規模較大，體側隨葬1 件骨杖，推測為氏族首領或巫師墓。

水利設施由4 道人工壩體和3 條河道構成，壩體上窄下寬，分層夯築，臨水一側修有卵石護坡。

出土的遺物以大量陶器為主，石器不多。

陶器主要有繩紋花邊口沿罐、高領罐、尊、壺、盆。

石器均為小型磨製石器，有斧、錛、鑿等。

從層位關係和陶器器型及組合情況看，紅橋村遺址的主體遺存年代處於寶墩文化三期。

從聚落空間布局看，水利設施緊鄰江安河，4 道人工壩體都有護坡，尤其是第1、2 道壩體加築了卵石護坡，抗沖刷性更強，很可能起到導流、緩解河水對居址台地的侵蝕作用，當然也不排除這是環壕的一部分，待其他區域的發掘和相關環境分析結果出來後，加以綜合分析才能最終確認。

如果最終確認這處水利設施是治水工程，就進一步證明了成都平原古城址群的城牆功能主要是防洪，蜀人治水的年代可上溯到新石器時代，世界聞名的都江堰工程是古蜀先民集體智慧的結晶。

居址整體更靠近水側，墓葬整體主要居於遠水側，當然部分區域有居址與墓葬相雜的情況。

大型長方形木骨泥牆和圓形杆欄式建築、大量「石頭坑」、家族墓地、高等級骨杖墓、水渠、大型水利設施前所未有，推測紅橋村遺址是一個較大型的、區域中心性的聚落址，在該遺址的北面發現了較多同時期的小型遺址，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紅橋村遺址面積達19 萬平方米，已經達到了小型城址的規模，如此大型台地性質的聚落在成都平原並不多見，或許代表了一種新的聚落類型，這是研究寶墩文化及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聚落不可多得的材料。

鑒於紅橋村遺址的重要性，在發掘過程中以及對日後的整理研究，都進行了系統的規劃。

在傳統考古研究的基礎之上，更多地從聚落考古、植物考古、環境考古、功能考古等視角進行研究和分析問題，不再單一地關注遺物和建立譜系關係，這將會對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展開多視角和多學科合作研究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楊占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