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張頷逝世，享年97歲

2020-10-16

文章推薦指數： 80 %

投票人數：10人

張頷先生資料圖

寒風凜冽，大地同悲。

2017年1月18日，侯馬盟書的研究者、釋讀者，當代著名的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山西省文物局原副局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張頷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1月18日17時25分逝世，享年97歲。

繼柴澤俊先生之後，在一個月的時間裡，山西痛失兩位文博大家，讓整個文博界蒙上了濃郁的哀傷。

張頷先生，1920年農曆十月初七出生於山西介休，自幼家境貧寒，但因酷愛文史學科，博聞強記，苦學成才，其研究領域廣涉古文字學、考古學、晉國史及錢幣等，先後出版了《侯馬盟書》《古幣文編》《張頷學術文集》等著作，其作品把考古學、古文字學、歷史學融為一體，在中國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

1965年，他主持了山西侯馬東周晉國遺址的發掘工作，經過十餘年的艱苦鑽研，於1976年發表巨著《侯馬盟書》，當即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在這漫長的十年里，張頷先生即使被關進「牛棚」，但依然潛心做研究，沒有幾個人能做到，也因其對文物考古事業的執著，被人稱為「傳奇」。

在山西文博界，張頷先生是每個文物工作者心中的偶像。

最終，《侯馬盟書》的出版為晉國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證，被國內外史學界公認為新中國考古史上的一項重大貢獻。

此外，張頷先生在詩文、書法、篆刻方面也頗有造詣，在國內外都享有極高的聲譽。

近兩年，張頷先生飽受病痛折磨，因肺部感染、心血管疾病等問題，頻頻在醫院治療，基本靠藥物來維持生命。

去年年底，張先生因心臟出現衰竭再度入院，但因久病的緣故，已經對普通的抗生素產生了抗體，醫生曾多次下達病危通知書，但張先生一直在頑強地跟病魔做著鬥爭。

據其兒子張崇寧透露，張先生在精神狀態好的時候，偶爾還能跟人說說話，但血壓和心率一直太高，用藥物也無法控制，身體各器官極度衰竭，最終因醫治無效撒手人寰。

張頷先生的學術貢獻

辨認鳥「書」

1961年，山西萬榮縣廟前村后土廟發現錯金鳥蟲書戈一對，形制相同，上有鳥書文字。

張頷就此器作了詳細考證，認出六個鳥蟲書文字是「王子於之用戈」，列舉大量文獻、實物銘文及楚辭中的證據，證明春秋時已有人名單稱的慣例，說明此戈確為南方之器，進一步論證了吳器流入晉國的原因。

為「庚兒鼎」定名

1961年山西侯馬上馬村東周晉國墓葬出土了兩件帶有長銘的大銅鼎，張頷先生考釋了該鼎銘文字形、字義和內容，判定其為東周時期徐國之器，當是晉大夫受賂之器。

他根據銅器命名的慣例將其定名為「庚兒鼎」，使之成了考古學上的「標形器」。

為「古彝器」辨偽

1952年從古董商手中購得一件古銅壺，學者多認為是春秋齊國陳僖子田乞之器，有斷代意義。

張頷則認為僅據殘缺的一半字形「喜」來認為證據欠足，且齊器多書人名不書美號，可知此壺斷非陳僖子之器，也談不上具有斷代意義，廓清了對該器的兩種偏頗之論，斷定了該器的客觀科學價值，對辨別古代彝器的真偽提供了寶貴經驗。

慧眼識「匏壺」

1973年山西聞喜縣出土戰國時帶有鳥頭蓋的偏頸陶壺。

張頷作文考證該器形制的含義，指出這件器物即古文獻中所說的「玄酒陶匏」的「匏壺」，即盛玄酒（水）用的禮器，是張頷考古與天文學相結合進行學術研究的代表性例證之一。

解讀「盟書」

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在侯馬發掘晉國遺址時，出土大量帶朱紅色文字的圭狀石片，張頷聞訊從原平趕赴侯馬，僅用五天時間就對剛出土的少量材料進行研究，寫出了《侯馬晉國遺址發現朱書文字》一文。

1976年，先生又發表巨著《侯馬盟書》，當即引起海內外學術界高度重視，中國歷史博物館古代史展覽依據先生的研究結論重新進行陳列，日本、香港等地學者相繼發表有關盟書的研究文章，有學者認為「盟書本身就是我國考古史上的一個重大收穫，但該書的編者並未僅限於把它『客觀』地報導出來，而是把這一重大收穫放到春秋末期晉國的歷史環境中進行考察……從而使這批盟書的歷史價值遠遠超過了它作為重要文物發現的意義」。

張頷先生生平

1920年出生於山西介休縣城西北坊廟底街憑居之郭宅。

1928年入縣城西北坊初級小學讀書。

母親去世。

1932年入縣城高級小學讀書。

1935年春高小畢業，參加行余學社學習書法、篆刻。

1936年春赴湖北樊城協玉號學生意。

1939年冬回山西鄉寧縣，參加抗戰。

1942年在孝義戰地動員工作委員會任秘書。

後在吉縣由杜任之介紹與國民黨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發生聯繫，開展地下工作。

1945年光復後回到太原，任同志會太原分會宣訓特派員。

1946年辦《青年導報》《工作與學習》雜誌，出版短篇小說集《姑射之山》。

1947年在省議會任秘書。

1948年出版改寫詩集《西里維奧》。

赴北平，任文法學院主任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