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古文字學家張頷辭世 享年97歲

張頷先生

文匯網訊 1月18日17時25分，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張頷先生安詳辭世，享年97歲。

同樣在1月，古建築專家柴澤俊先生辭世。

半個月內，兩位山西籍文博大家與世長辭，令中國文博界一片痛惜。

就在這一天，「文壽齊頤·慶祝張頷先生九十七華誕作品展」仍在山西介休市博物館展出，張頷先生的師友、學生和家人，為慶祝張老九十七華誕，創作了90餘幅書畫作品。

張頷，1920年1月生於山西介休，自幼家貧，未生喪父，九歲喪母。

高小畢業即外出謀生，因酷愛文史，博聞強記，苦學成才，成為我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書法家，資深研究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曾任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長兼考古研究所所長，是山西省文博事業的開拓者，被譽為「文博大家」。

新中國成立後一直致力於古文字研究、考古發掘及晉國史、古天文學等。

《侯馬盟書》

引發海內外學術界極高關注的，是張頷於1976年發表的巨著《侯馬盟書》。

《侯馬盟書》的出版為晉國史的研究提供了新佐證，被國內外史學界公認為新中國考古史上的一項重大貢獻。

侯馬即為晉國晚期都城新田所在地，是晉國成霸業的基地。

1965年冬，因工程建設需要，文物部門抽調全國力量在此發掘，時任中科院山西考古研究所所長的張頷則兼任侯馬東周遺址發掘隊隊長。

此間遺址發掘出土大量帶有朱書文字的石片5000餘件，對上面黃豆榆錢般大小、扶乩天書般難識的文字，時人一籌莫展，無以辨認。

張頷經過細心的整理，反覆琢磨，最終認定，「這一定是很重要的東西，雖然究竟是什麼說不出來。

但有些字句，好像是什麼祭祀，跟祭祀有關係」，於是根據這個判斷，張頷先生寫了一篇文章《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的文字》發表在當年的《文物》雜誌上。

這篇文章的發表，在當時乏善可陳的考古界引起了巨大轟動。

當時，知名學者王冶秋先生將此文拿給了郭沫若看，郭沫若看了以後，很快寫了一篇文章《侯馬盟書試探》。

文章認為，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書。

應該說，郭沫若的文章對張頷先生是一個極大的啟發，從此，張頷先生根據「盟書」這個思路開始從歷史上進行考證。

到1973年，張頷最終把幾千件盟書殘片的文字全部辨認了出來，並寫了一系列的考證文章。

這樣，考古學及古文字學的巨著——《侯馬盟書》隨之誕生。

在上世紀80年代，張頷考古發掘、整理編撰的《侯馬盟書》被考古學界評選為當代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考古學界公認，《侯馬盟書》對於研究中國春秋時期的歷史、政治、文化具有重大意義。

被國內外史學界公認為新中國考古史上的一項重大貢獻。

上世紀80年代，日本考古學界也專門給張頷發來賀信，盛讚這一重大的考古成就，並邀請張頷赴日講學交流。

張頷書法

張頷將考古學、古文字學與歷史學研究融會貫通，在晉國史、天文曆法、古地理、古文獻、音韻學等領域創穫頗多，同時在詩書畫印方面造詣精深。

主要著有《侯馬盟書》《古幣文編》《張頷學術文集》《作廬韻語》等，另有《西里維奧》《姑射之山》《著墨周秦——張頷先生九十生辰文字集錦》《張頷書篆訣、秦詛楚文》《張頷印存》等刊行。

1月18日，山西文博各界紛紛悼念張老。

山西學者介子平說，2016年3月探望張頷先生時，張先生言笑晏晏，出語幽默，溫文可親。

而今音容宛在，卻已陰陽兩隔，心中沉痛難以言述。

據悉，張頷先生出殯時間安排在5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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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頷學術成就

《萬榮出土錯金鳥蟲書戈銘文考釋》

1961年山西萬榮縣廟前村后土廟發現錯金鳥蟲書戈一對，形制相同，上有鳥書文字。

張頷就此器作了詳細考證，寫成文章，考證此器。

首先是認字，他認出六個鳥蟲書文字是「王子於之用戈」。

王子於何人？先生認為是吳王僚，名州於者。

「於」是「州於」之單稱。

文章列舉大量文獻、實物銘文及楚辭中的證據，證明春秋時已有人名單稱的慣例，否定了將單稱說成是兩字反切的錯誤解釋。

還指出，鳥蟲書是春秋後期吳越等南方諸國一種藝術字體，故此戈當系南方之器。

以往曾有鳥蟲書銘文的戈在山西汾陽縣出土，當是晉國之器受南方銘文風格影響所致。

文章又對照此戈與「吳季子之子劍」的「子」字，字形相同，並逐字比勘此戈與南方其他器物字形相同，說明此戈確為南方之器。

接著，進一步論證了吳器流入晉國的原因。

《庚兒鼎解》（與張萬鍾合作）

1961年山西侯馬上馬村東周晉國墓葬出土了兩件帶有長銘的大銅鼎。

張頷先生首先考釋了該鼎銘文字形，字義，並據銘文的內容判定其為東周時期徐國之器，其主人為徐王庚作為王子時所作之器。

根據銅器命名的慣例，定名為「庚兒鼎」。

關於該器銘文一些字的詮解，後被收入《金文詁林》一書。

至於徐國之器何以流入晉國，文章通過對徐與吳楚密切關係及當時有以「宗器相賂」的史實詳加考證，做出了合理解釋。

文章認為，此鼎當是晉大夫受賂之器，對該鼎的鑄造時限也做了可信的推斷。

由於對這件器物銘文的考釋以及其時代的斷定，這件器物也就成了在考古學上的「標形器」。

此文發表後亦見於日本學者江樹治先生的著述中。

《陳喜壺辨》

1952年山西省政府文物室從古董商手中購得古銅壺一件，後來在山西省博物館公開陳列後引起學者重視，紛紛撰文考證。

學者多認為是春秋齊國陳僖子田乞之器，此壺有斷代意義。

但也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銘文與壺身紋飾風格不盡似，銘文可能是鑲補所加，雙耳亦可能是另鑄拼接上去的。

張頷則認為上述看法均不確當，故著文加以辨證。

文章認為僅據殘缺的一半字形「喜」即認為陳僖之器，證據欠足，且齊器多書人名不書美號。

如器主是陳僖子，按當時齊銅器銘文慣例，應稱「陳乞」，而「喜」字亦非美號之字。

銘文用字當作「嫠（厘）」，此壺銘文用「喜」字，可知此壺斷非陳僖子之器。

文章又指出此壺雖然是齊國之器，但談不上具有斷代意義。

文章還從工藝鑄造上，舉出壺耳和簋耳系列的例證與其它器一一比較，證明該器並非鑲補拼接之作，而是分范合鑄。

此文一出，廓清了對該器過高評價或斷為偽器的兩種偏頗之論，斷定了該器的客觀科學價值。

澳大利亞華裔學者張光裕所作《偽作先秦彝器銘文疏要》一書中指出、張頷對辨別古代彝器的真偽提供了寶貴經驗。

《匏形壺與匏瓜星》

1973年山西聞喜縣出土戰國時帶有鳥頭蓋的偏頸陶壺。

張頷作此文考證該器形制的涵義，指出這件器物即古文獻中所說的 「玄酒陶匏」的 「匏壺」，即盛玄酒（水）用的禮器。

此類形制的銅器已見於容庚 《殷周青銅器通論》中著錄的圖版「鳥蓋瓠壺」。

文章又指出，壺形為匏瓜即葫蘆的一種，鳥頭壺像雞形。

此器輪廓形象恰如古天文星像中「匏瓜星」亦即「天雞」之象。

蓋西周時以匏瓜作為日用器物，古人見物形對照以名星象，有其淵源有自。

以「匏瓜」為星名，確係中國古代所固有，而非外來的名稱。

這篇文章是張頷考古與天文學相結合進行學術研究的代表性例證之一。

人物評價

張頷被稱為古文字大家。

張頷八十大壽時，日本東京大學松丸道雄在賀電中稱：「由於1978年日中兩國恢復國交，中國學術界的消息漸漸傳到中國，先生的令名立刻就以代表中國古文字學界的研究者聞名中國，普遍著稱於中國的學術界。

其研究範圍以商周青銅器銘文為首，涉及到泉幣文字、璽印鏡銘、盟書等許多方面。

可謂充分掌握一切古文字資料全領域，環視斯學，幾乎無人能完成如此全面之研究。

而且先生的貢獻不限於學問，在書法、篆刻等與古文字關係甚深的藝術方面，先生精妙入神，這一點是現代學者所未能企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