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馬盟書研究者、釋讀者考古界傳奇張頷先生逝世

張頷先生生前照片

①②侯馬盟書

③庚兒鼎，由張頷先生定名

本報1月18日訊（記者 孫軼瓊）寒風凜冽，大地同悲。

今日，侯馬盟書研究者、釋讀者，當代著名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山西省文物局原副局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張頷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今日17時25分逝世，享年98歲。

繼柴澤俊先生之後，在一個月的時間裡，山西痛失兩位文博大家，讓整個文博界蒙上了濃郁的哀傷。

張頷先生，1920年農曆十月初七出生於山西介休，自幼家境貧寒，酷愛文史，博聞強記，苦學成才。

其研究領域廣涉古文字學、考古學、晉國史及錢幣等，先後出版了《侯馬盟書》《古幣文編》《張頷學術文集》等著作，其作品把考古學、古文字學、歷史學融為一體，在中國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

1965年，他主持了山西侯馬東周晉國遺址的發掘工作，經過十餘年的艱苦鑽研，於1976年發表巨著《侯馬盟書》，當即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在這漫長的十年里，張頷先生即使被關進「牛棚」，但依然潛心做研究，也因其對文物考古事業的執著，被人稱為「傳奇」。

在山西文博界，張頷先生是每個文物工作者心中的偶像。

最終，《侯馬盟書》的出版為晉國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證，被國內外史學界公認為新中國考古史上的一項重大貢獻。

此外，張頷先生在詩文、書法、篆刻方面也頗有造詣，在國內外都享有極高的聲譽。

近兩年，張頷先生飽受病痛折磨，因肺部感染、心血管疾病等問題，頻頻在醫院治療，基本靠藥物來維持生命。

去年年底，張先生因心臟出現衰竭再度入院，但因久病的緣故，已經對普通的抗生素產生了抗體，醫生曾多次下達病危通知書，但張頷先生一直在頑強地跟病魔做著鬥爭。

據其兒子張崇寧透露，張頷先生在精神狀態好的時候，偶爾還能跟人說說話，但血壓和心率一直太高，用藥物也無法控制，身體各器官極度衰竭，最終醫治無效，撒手人寰。

張頷先生生平

1920年，出生於山西介休縣城西北坊廟底街憑居之郭宅。

1928年，入縣城西北坊初級小學讀書。

母親去世。

1932年，入縣城高級小學讀書。

1935年春，高小畢業，參加行余學社學習書法、篆刻。

1936年春，赴湖北樊城協玉號學生意。

1939年冬，回山西鄉寧縣，參加抗戰。

1942年，在孝義戰地動員工作委員會任秘書。

後在吉縣由杜任之介紹與國民黨十八集團軍辦事處發生聯繫，開展地下工作。

1945年，光復後回到太原，任同志會太原分會宣訓特派員。

1946年，辦《青年導報》《工作與學習》雜誌，出版短篇小說集《姑射之山》。

1947年，在省議會任秘書。

1948年，出版改寫詩集《西里維奧》。

赴北平，任文法學院主任秘書。

1949年，任華北大學十區隊102隊隊長。

1950年，調回太原，任省委統戰部幹事。

1958年，任中國科學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所長。

1959年，任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考古所所長。

1960年，任侯馬考古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考古隊隊長。

1962年，撰寫《山西萬榮縣出土錯金鳥書戈銘文考釋》，刊登於《文物》雜誌。

1965年冬，赴侯馬考察研究出土的盟書，撰寫 《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文字》，刊《文物》雜誌。

1966年，「文革」起，受批鬥。

1973年，受命整理研究侯馬盟書。

1976年，《侯馬盟書》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0年，赴長春參加中國古文字學會成立大會，當選為常務理事。

1981年，赴西安等地開會並收集古貨幣文字資料。

1983年，中國古文字學會第四屆年會在太原召開，主持其事。

1991年，離休，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

1995年，《張頷學術文集》由中華書局出版。

《劍橋名人詞典》收錄並頒發證書。

1997年，在省文聯大樓美術館舉辦「張頷書法展」。

2004年，《古幣文編》由中華書局出版。

同年，受邀為西泠印社「社員」，這是這家國內歷史最久、影響最大的金石書法篆刻學術性團體成立百年來邀請加入的第一位山西會員。

2005年，央視《大家》欄目為之拍攝專輯，是山西入選該欄目的第一人。

2007年，《侯馬盟書》修訂，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9年，省文物局舉辦「著墨周秦張頷先生九秩生辰文字殿暨生日慶典」。

2012年春，山西省文物局授予「文博大家」稱號。

張頷先生的學術貢獻

辨認「鳥書」

1961年，在山西萬榮縣廟前村后土廟發現錯金鳥蟲書戈一對，形制相同，上有鳥書文字。

張頷就此器作了詳細考證，認出6個鳥蟲書文字是「王子於之用戈」，列舉大量文獻、實物銘文及楚辭中的證據，證明春秋時已有人名單稱的慣例，說明此戈確為南方之器，進一步論證了吳器流入晉國的原因。

為「庚兒鼎」定名

1961年，山西侯馬上馬村東周晉國墓葬出土了兩件帶有長銘的大銅鼎，張頷先生考釋了該鼎銘文的字形、字義和內容，判定其為東周時期徐國之器，當是晉大夫受賂之器。

他根據銅器命名的慣例將其定名為「庚兒鼎」，使之成為考古學上的「標形器」。

為「古彝器」辨偽

1952年，從古董商手中購得一件古銅壺，學者多認為是春秋時期齊國陳僖子田乞之器，有斷代意義。

張頷則認為僅據殘缺的一半字形「喜」來判斷，證據欠足，且齊器多書人名不書美號，可知此壺斷非陳僖子之器，也談不上具有斷代意義，廓清了對該器的兩種偏頗之論，斷定了該器的客觀科學價值，對辨別古代彝器的真偽提供了寶貴經驗。

慧眼識「匏壺」

1973年，聞喜縣出土戰國時期帶有鳥頭蓋的偏頸陶壺。

張頷作文考證該器形制的含義，指出這件器物即古文獻中所說的「玄酒陶匏」的「匏壺」，即盛玄酒（水）用的禮器，是張頷考古與天文學相結合，進行學術研究的代表性例證之一。

解讀「盟書」

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在侯馬發掘晉國遺址時，出土大量帶朱紅色文字的圭狀石片，張頷聞訊從原平趕赴侯馬，僅用5天時間就對剛出土的少量材料進行研究，寫出了《侯馬晉國遺址發現朱書文字》一文。

1976年，先生又發表巨著《侯馬盟書》，當即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中國歷史博物館古代史展覽依據先生的研究結論重新進行陳列，日本、香港等地學者相繼發表有關盟書的研究文章。

有學者認為：「盟書本身就是我國考古史上的一個重大收穫，但該書的編者並未僅限於把它『客觀』地報導出來，而是把這一重大收穫放到春秋末期晉國的歷史環境中進行考察……從而使這批盟書的歷史價值遠遠超過了它作為重要文物發現的意義。

」

○記者手記 與張頷先生的最後一面

1月11日，已經被霧霾籠罩了許久的龍城終於放晴，我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員約好，要去山西大醫院看望張頷先生。

未見面時，我心裡想，在這樣陽光普照的日子看望先生，兆頭很是不錯，希望張先生能夠擺脫病魔的困擾，回家過個春節。

當我靜靜地推開病房門時，就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張頷先生，陽光灑在張頷先生的臉上，他看上去臉色更加蒼白。

鼻子上插著鼻飼管和氧氣管，身旁的監視器滴答滴答地響著，這些儀器監測著他的心臟和血壓。

要知道，正常的心跳一分鐘70多次，而張先生的心跳平均在110次左右，嚴重的時候甚至飆升到200次。

這樣的局面讓醫生們非常矛盾，張頷先生是因為肺部感染入院的，但是為肺部消炎的同時，會加速心臟的跳動……

當時，護士剛給他量了體溫，臨走時還不忘說一句：「張老，太陽出來了。

」

因為是醫院的「常客」，病房的護士們早已把張頷先生當成了自己長輩，不管誰來巡查，都會跟張頷先生說幾句話。

最開始，張頷先生還有應答，最後就只能勉強抬抬手。

去年12月，張頷先生最後一次入院，那時身體各器官都出現了衰竭，醫生立刻下了病危通知書，讓子女們24小時陪護，要求一刻都不離人。

在我去看望的當天，正好是其三兒子張崇寧值班，他說能在醫院陪著父親，反而很踏實，最怕在家裡時接到電話。

那種對父親的牽掛和不舍，對生命的無力感和悲涼，讓我聽起來有些難過。

還記得我上一次偶遇張頷先生，是在第一屆文博會上，那時的他被家人推著逛展會，遇到一些藝術品收藏攤點，還會拿起來看一下，家人說要給他買一個玩兒，他則微笑著默默地搖搖頭，笑起來溫文可親……可此時的張頷先生，瘦得脫了形，瘦骨嶙峋的雙手蜷縮著，只能看到乾癟的血管泛著青色。

也因為太瘦，那些維持著先生生命的營養液和藥物，只能通過其肩膀後面的大動脈輸入身體。

難以想像，這些管子和液體同時施加在一個人身上，是多麼難受的事情。

張頷先生始終閉著雙眼，眉頭緊鎖，在氧氣面罩下急促地呼吸著，一聲、兩聲……讓我和隨行的工作人員面面相覷，頗為心疼卻又不知道能做點什麼。

「老年人就怕肺部感染，早上剛吸了痰，現在狀態還是不錯的。

」或許看到我們難過，張崇寧趴在張頷先生耳旁說，「爸爸，有人來看你了……」聽到這句話，張頷先生呼吸急促了一下，費勁地說：「誰來了？」於是，記者自報家門，老先生似乎想說些什麼，可實在沒有力氣，就點了點頭，雙手略有抽搐，似乎想抬起。

看到張頷先生主動搭腔，張崇寧緊張的心略微放鬆了一下：「老爺子今天狀態不錯，還知道跟你們主動說話呢。

」隨後，張崇寧跟張頷先生說，「爸爸，你睜開眼看一下……」老爺子睜開了眼睛，雙眼有些渾濁，眼神也較為空洞，張崇寧把手在張頷先生眼前一晃，眼神沒有任何游離，「好像老爺子已經看不見了……」

在我停留的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裡，張頷先生的咳嗽聲不絕於耳，對於陪伴其左右的張崇寧來說，早已習慣，但對於我們這些外人來說，那聲音聲聲敲入內心。

看到父親還能與人對話，張崇寧樂觀地認為父親的身體略有好轉，而我們也盼望著先生能挺過這一關，迎接新春的到來。

但令人沒有想到的是，我與張頷先生的這一面，卻成為永別……

本報記者 孫軼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