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證據法」形成源流再析

王國維關於「中國紙上之學問，有賴於地下之學問者」的論述，關於「取異民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材料互相參證」的方法，是其「二重證據法」的基本觀點。

拙文《王國維實證考據學風形成源流新解》認為，「二重證據法」思想的形成得益於王國維與日本學者密切的學術交往互動。

王東峰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辨析》一文（《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4月19日，以下簡稱「王文」）中對筆者的看法提出質疑，認為「二重證據法」的源流來自宋代金石學、清代乾嘉考據學以及羅振玉對王國維學術研究方向的指引。

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在此做幾點回應。

王國維科學實證思想

受到日本學者影響

王文認為，日本學者對王國維的影響僅限於其學術生涯初期，他通過日本學者的中介和影響而接觸了西方哲學、美學、心理學等學科，這些學科對王國維的學術影響主要是在文學藝術領域，而非史學領域。

筆者看來，1898年5月，羅振玉與友人斥資在上海開辦東文學社，該校不僅教授日語，還用日語講授近代科學文化知識。

關於東文學社的成立，羅振玉晚年曾回憶說：「（藤田）學士性伉直誠摯，久處交誼日深。

一日，予與言中日本唇齒之邦，宜相親善，以御西力之東漸。

甲午之戰，同室操戈，日本雖戰勝，然實非幸事也。

學士極契予言，謂謀兩國之親善，當自士大夫始。

於是日本學者之游中土者，必為介紹。

然苦於語言不通，乃謀創立東文學社，以東文授諸科學……乃賃樓數楹，招生入學，藤田君任教務……時中國學校無授東文者，入學者眾，乃添聘田岡（田岡佐代治，號嶺雲）君為助教，上海日本副領事諸井（六郎）學士及書記船津（辰一郎）君任義務教員，授東語，學社乃立。

」

東文學社開學時，王國維剛從海寧到上海，在《時務報》任書記員。

他報名入學社，由此結識羅振玉、田岡佐代治、藤田豐八等人。

在其後兩年半中，王國維向田岡佐代治和藤田豐八學習日語。

田岡佐代治喜好哲學，引領王國維開始接觸康德、叔本華、尼采的著作，繼而使他進入這些哲學巨擘們的思想世界，開始運用西方哲學及美學觀念與中國固有之材料相互參證，寫出《紅樓夢評論》。

在與藤田豐八的師生交誼中，王國維更是受益匪淺。

藤田豐八推崇蘭克學派不偏不倚「客觀主義」的科學研究態度，他將科學的方法、實事求是的原則運用到之後的中國史研究中，《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東西交涉史之研究》等代表論著就是其求真、求實精神的集中體現。

通過藤田豐八的指導和啟發，王國維比較深入地了解到了歐美等國的歷史文化以及西方的科學實證思想。

1899—1900年，在藤田豐八的介紹下，王國維閱讀了桑原騭藏的《東洋史要》、箕作元八與峰山米造合撰的《西洋史綱》，並親自為兩書的中文譯本作序，在序言中最早向國人介紹了蘭克，並初步探討了歷史與科學的關係。

王國維通過教科書了解蘭克及其史學思想，認為歷史學要成為科學，必須要有系統的觀點。

他後來奉行「事物必盡其真，道理必求其是」的理念，強調對史料進行審視的批判，力求找出隱藏在歷史背後的真實，寫出「信史」，成為「客觀的」或「批判的」史學。

從這一治史取向來看，王國維間接受到蘭克學派的影響，而藤田豐八無疑在其中充當了溝通的橋樑。

與日本學者交遊促成

「二重證據法」提出

王文認為，王國維寓居日本期間，日本學者受其影響更為深遠；西學對王國維的史學研究及「二重證據法」的形成，影響甚微；王國維是在繼承宋代金石學、清代乾嘉考據學基礎上，在羅振玉幫助和引導下，對歷史研究方法進行弘揚和升華，從而創立了「二重證據法」。

事實上，在中國學術已廣泛融入世界的20世紀，創新性學術方法的產生，離不開域外學術的積極影響，「二重證據法」的提出也是如此。

王國維與日本學者學術互動的內容，首先體現在其對甲骨文及其延伸的相關研究。

1899年，羅振玉的兒女親家劉鶚和王懿榮開始收集、辨識甲骨文。

1900年10月，由羅振玉介紹，內藤湖南到北京造訪劉鶚，目睹了甲骨文字片，並聽取了劉鶚的初步研究見解，成為最早接觸甲骨文的日本學者。

劉鶚選取甲骨1058枚拓片，於1903年出版《鐵雲藏龜》六冊，羅振玉是該書序文作者之一。

但是，除內藤湖南、林泰輔等少數人之外，日本學界普遍對甲骨的真偽表示懷疑。

1909年，林泰輔的《論清國河南省湯陰縣發現之龜甲牛骨》一文，肯定了甲骨文的真實性，還率先明確提出此甲骨「屬於殷代王室卜人所掌之遺物」，並運用社會學、民俗學等方法，對中國古文獻中的卜法、甲骨的卜法和日本古時流行的龜甲獸骨卜法作了比較。

林泰輔將此篇論文送給羅振玉。

羅振玉讀到論文後，覆信表示「深佩贍核」，王國維也深受此文啟發。

1911年王國維、羅振玉寓居京都之後，與日本學者切磋商討，使得甲骨文的整理、研究加快。

1915年，王國維撰成《三代地理小記》，以新出地下文物和既有古代文獻相互參證，研究商人從契到成湯8次遷移的地址，並確認從盤庚到紂王的商都在殷。

在王國維研究的基礎上，內藤湖南開始利用甲骨文字中關於商人祖先的記載，結合既有文獻，寫成《王亥》一文，提出商人之祖為王亥。

不久，王國維寫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對卜辭及商代王系加以考證。

以甲骨卜辭為據，證明《史記》中所載商代王系確有根據。

此文也對《王亥》一文中的不確之處作了訂正。

內藤湖南摘譯其大概，以《續王亥》為題，向日本學術界作了介紹。

他結合自己和王國維的研究心得，明確提出殷商與周不僅種族不同，文化和制度也不同，大體上周比殷商進步，因此，周取代殷商是中國上古史中一次意義重大的革命。

學術互動還體現在敦煌學研究中。

1911年秋至1912年冬，狩野直喜赴歐洲，考察由英、法、俄探險家從中國新疆、甘肅所獲古代文物，加以研究後大有收穫。

一是從斯坦因、伯希和收集到的「敦煌故事」（即中國所說的「變文」）中，推斷「中國俗文學（即『俗講話本』的文學樣式）已顯現於唐末五代」；二是從「雜劇零本」即世界僅有的《劉知遠諸宮調》殘本，推斷出「其為元曲之源流」。

1916年，狩野直喜發表《中國俗文學史研究的資料》長文。

而王國維在1915年出版的《宋元戲曲史》中，同樣討論到《劉知遠諸宮調》。

兩人的交流不難想見。

1920年，王國維的《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不僅大部分材料由狩野直喜提供，而且有關中國「俗講話本」的源流問題，也汲取了狩野的見解。

學術互動的表現是研究方法的提高。

王國維《三代地理小記》的撰寫，體現出古史研究的一種新思維，即擺脫經書和傳說的框架，把地下文物和古代文獻互相釋證，這就是所謂「二重證據法」。

應指出的是，「二重證據法」的形成和確立，也有日本學者的作用。

1919年，林泰輔發表的《龜甲獸骨中所見地名》，也是依據上述思維而寫成。

不僅如此，1921年，他發表的《關於支那上代的研究資料》也明確提出，研究中國古代史所用的資料，除傳統的經、史、子部書籍之外，還須重視龜甲獸骨文、銅器文、銅器、貨幣、古璽、兵器、石器、玉器、陶器、石刻文等類的古物。

狩野直喜從西方引進實證主義觀念，使之與清代的考據學結合。

他和內藤湖南等人重視「確實的事實」，注重實物和文獻的收集與考訂，並從中發現古代的生活習俗、思想和價值觀念。

交流會通乃能昌大

學術不能孤立，交流會通，乃能昌大。

不同源流的學術紛然並存，當其各自發展時，不過自成經緯，各有特色。

當它們不期而遇，則「互相激盪，互相發明，由互異而至於互通，由相隔而至於默契」，於是較富創造性的新學術得以生成與發展。

史學作為「居於世界學術樞紐」的一門綜合性學科，會而合之更是學術上的盛世。

中日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的簽訂和各種顯而易見的災難，引起國人對國家和個人命運的擔憂。

中國的思想界因此受到極大刺激，許多原來麻木不仁以至盲目自大的中國朝野人士產生一種新覺悟，認識到再也不能死抱著祖宗留下的舊一套繼續生活下去，必須有一個大的改變。

他們如饑似渴地盡力從國外汲取新的知識，尋找救國救民的出路。

一時間，「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

而作為戰勝國又與中國「同文同種」的強鄰日本，自然成了「師法西方」的中介，通過日本來學習西方，在當時被認為是事半功倍的選擇。

因此，這一時期的中西學術交流呈現出第三國參與的獨特景象。

同樣，經由日本改造過的歐美的科學化知識和概念，以及日本研究中國史的相關著作和成果，也在此刻輸入中國，推動了中國新史學的發軔和中國史學近代化的進程。

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也在此因素的推動下形成。

在與藤田豐八、內藤湖南、林泰輔、狩野直喜等人的交往互動中，王國維藉助從日本學者那裡繼承下來的「蘭克學派」所講求的實證主義原則，強調經驗事實和科學方法的價值，並與清代考據學遵循的「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廣參互證，追根求源」的治史精神相溝通。

他將目驗以考釋名物的傳統史學方法，發展成為文獻與地下出土文物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將名物考釋拓展為寬廣的文史乃至文化制度之研究，從而建立起「實證史學」的研究典範。

王東峰認為，「王國維在繼承宋代金石學、清代乾嘉考據學的基礎上，在羅振玉的大力幫助和引導下，對研究方法進行弘揚和升華，把金石文獻的範圍擴大到甲骨文、簡牘、封泥、貨幣、璽印、文物、古籍等地下出土材料，並將其與歷史文獻互證，創立了『二重證據法』的古史研究方法」。

這一看法忽視了「二重證據法」形成的日本影響因素，失於偏頗。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青年基金項目「中國近代史學興起發展中的日本影響因素研究」（12YJC77006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