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背後的故事（六）

（董作賓先生照片）

甲骨文背後的故事（六）

在王國維自殺之後，甲骨文的研究並沒有停下腳步。

第二年，整個甲骨文的研究又迎來了一個新的變化。

1928年，剛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便派出王國維的學生董作賓前往甲骨文出土之地殷墟舊址進行調查，發現那裡的文物並沒有挖掘完，還有很多的古蹟急需保護。

於是，就決定以國家研究機構的名義和力量繼續發掘殷墟舊址尚未出土的文物。

當時的第一任院長是蔡元培，他對此事十分重視，親自致函駐守河南的馮玉祥將軍，請求他派軍力駐守小屯來保護髮掘工作。

從此時開始，又連續進行了十五次大規模的發掘工作。

經過董作賓和後來的幾位具有國際水準的專家的參與、組織和推動，使所有的發掘工作都按照相關的要求和程序有序地進行，建立了明確的坑位記錄，並對周邊的遺蹟、文化層次河多種器物進行了系統勘察，使殷墟舊址的發掘工作大大地提高了學術等級，直到1936年的6月22日在第十三次發掘時終於發現了甲骨窖穴，獲得了奇蹟般地重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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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窖穴好像是一個國家的檔案館，裡面埋藏著許多寶貴的文物資料。

後來，隨著司母戊大鼎的發現和婦好墓的發掘，一個更加完整、具體、豐滿而又偉大的商代已經呈現在人們的面前。

董作賓是繼王國維之後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又一個取得了卓越成就的領軍人物。

他1895年出生於南陽市宛城區的一個小店主家庭。

少年時便博覽《四書》、《五經》及諸子百家學說。

幼時的董作賓在課餘時常到旁邊刻字店裡玩，並細心地觀察各種雕刻技法，琢磨刻字的章法與要領。

後來他又得到店主的熱情指導，使他對古文字和篆刻藝術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宣統二年（1910年），他入元宗高小，後輟學。

1915年春，在張嘉謀先生（著名教育家）的催促下，董作賓考取縣辦師範學校。

畢業後又以優異的成績留校任教。

1917年春，董作賓跟隨張嘉謀去開封，在張家管書房兼辦家務。

後經張嘉謀先生的指導和引薦考入開封育才館讀書，初步接觸到甲骨文，從此他便與甲骨文結緣並產生濃厚興趣，開始研究中國考古學。

1922年，他應張嘉謀先生之約隻身來到北京求學，吃住在張先生家裡。

張先生知道他學過篆刻，又有一筆好字，便託人為他介紹了一個謄寫講義稿的差事。

這其間董作賓結識了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徐旭生（唐河縣人），徐先生髮現他聰明，又忠厚老實，還能吃苦，便介紹他入北京大學旁聽語言學，空餘時間對羅振玉的《殷墟書契前編》進行摹印、研究。

1923年，董作賓經過努力考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系讀研究生，學習語言學、考古學、人種學和歷史學，並擔任《民謠周刊》編輯。

1925年，董作賓從北京大學研究所畢業後獲史學碩士學位，他先後任教於福州協和大學和河南中州大學。

1927年赴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並同文學院代院長傅斯年結為知交。

之後，入傅斯年創辦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

1928年，回宛在南陽中學任教。

同年暑假，他去安陽考察，發現當地村民在殷墟挖掘並出賣甲骨，即向傅斯年建議，由中央研究院主持進行系統發掘。

10月，董作賓首次發掘獲得甲骨殘片784件，此後又先後15次參加安陽小屯村殷墟發掘。

他又參加山東城子崖發掘，發現了龍山文化。

1932年，他升任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3月，他發表了《甲骨文時代研究例》，確定了識別甲骨片上殷代文字分期的10個標準。

從1928年董作賓參加安陽殷墟發掘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他先後多次參加殷墟的系統發掘，並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

他也由此開始對甲骨文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文和專著。

他最早提出甲骨斷代的10個標準，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譜、殷先王稱號、殷帝姓氏、出土物墓葬地段、異域地名、銘文所述人物、銘文語法結構、銘文表意標準、銘文書寫形態等重大課題的研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使他成為當時中國最著名的考古學家之一，一代甲骨學大師。

他編著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編》。

抗日戰爭時期，他隨歷史語言研究所相繼遷往長沙、桂林、昆明、南溪，並主持該所工作，繼續研究殷代曆法。

1931年後，編著出版《卜辭中所見之殷歷》。

1945年又編著出版《殷歷譜》，被譽為紀念碑式著作。

　除了考古學外，董作賓對中國甲骨文的研究有卓然貢獻，並顯赭於國際間，學界把他與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及郭沫若（鼎堂）合稱「甲骨四堂」。

他對甲骨學與殷商史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包含：大龜四版與貞人的發現；十個斷代標準的提出；殷歷的建構，著有《殷歷譜》；甲骨文字的考釋與解讀；殷代地理的推測及制度的研究等。

從比較麼些文字與埃及文字中，他證明甲骨不是造字的開始，而有更遙遠的源頭，這除了對文字學的影響外，也開拓了古代文化研究的另一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