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甲骨文真是從中藥材里發現的嗎？

最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發布消息，我國申報的甲骨文順利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國際諮詢委員會的評審，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

甲骨文是我國發現的最早文獻記錄，目前已知的甲骨文，絕大部分出土於豫北洹河邊的安陽市小屯村一帶。

這裡曾經是商朝的都邑，古稱殷，因而商朝又被稱為殷商。

商朝滅亡，殷都廢棄，深埋地下三千年。

直到一百多年前，甲骨文被發現，這個沉睡了三千多年的古都才以「殷墟」之名聞名於世。

1928年，殷墟考古挖下了第一鏟土，王國維、傅斯年、李濟、梁思永……一代國學大師、史學大家，都曾借殷墟叩問國史。

中國的考古學家第一次以實物資料，證實了商王朝的存在，有物證可考的中華信史向前延伸了1100多年。

「人吞商史」

殷墟的發現，須從安陽小屯村村民發現「龍骨」的傳說說起。

中國社會科學院安陽工作站站長、殷墟博物館的副館長唐際根告訴紀事君（ID：bjrbjishi）：「這是一個有意思的歷史偶然。

」

小屯位於安陽市西郊洹河岸邊，這個地方地勢略高，因此戰國以來，特別是隋唐時期一度被當作埋葬亡人的理想地點。

直到明朝時，才開始有人移居到這裡，因此，小屯村的「村史」距今也只有幾百年。

清末以來，小屯的村民常常會在耕作中從地下挖到一些龜甲、牛骨等碎骨片。

村民們認識不到這些碎骨片的價值，將這些骨片隨意拋棄。

到了19世紀末，小屯村裡有了一個傳說。

據說有個叫李成的剃頭匠，得了疥瘡沒錢抓藥。

他不知從何處得知，有種中藥叫「龍骨」，能治自己的病。

龍骨，確實是一味中藥材，指的是古代哺乳動物如象類、犀牛類、三趾馬等的骨骼的化石。

但是在很多中國古代醫學典籍里，中藥材往往帶有神秘主義色彩。

比如最常被提及的《本草綱目》里，引經據典地解釋龍這種神異的動物。

李時珍引述前人專著說龍骨「生晉地川穀，及太山岩水岸土穴中死龍處」，主治「心腹鬼疰，精物老魅，咳逆，泄痢膿血……」

古人為藥材命名時，用上了神話中的「龍」，也許是取吉祥之意，也許是故弄玄虛，類似的還有「龍腦」、「龍涎」等，很多來源於動植物的中藥，命名也與其真身相差十萬八千里。

剃頭匠李成不知道龍骨究竟是什麼，看到田地里經常被挖出的碎骨片很古老，就想當然地認為那就是龍骨。

他用這些所謂的龍骨治好了自己的疥瘡，由此發現了一條生財之道，開始做起了龍骨生意。

以現在最基本的科學常識，這個傳說沒有什麼可信度。

但是在19世紀末的中國，類似的傳說信之者眾。

小屯村的龍骨生意很快做大，成了重要的龍骨產地——這個傳說或許就是一套「生意經」，也未可知。

小屯村出土的龜甲、牛骨被當成龍骨入藥，不知有多少商代文明的歷史信息被當時人吃進了肚子。

這也就是讓後人哭笑不得的「人吞商史」。

幸而，1899年時，終於有一個需要龍骨入藥的病人是個「識貨人」。

這個人是官居清朝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

王懿榮為清末翰林，進士出身，具有深厚的金石學造詣，與當時著名的收藏家、金石學者潘祖蔭、吳大贗等人齊名。

那一年，王懿榮突患瘧疾，便差人到北京的達仁堂藥店買藥。

王懿榮本人也是個醫藥行家，他親自查看了藥的全部成分。

在拿回去的藥中，王懿榮發現，藥方中有一味中藥是「龍骨」，在翻看這些「龍骨」的時候，他驚異地發現，「龍骨」上刻著一些奇奇怪怪的符號。

金石學的一個主要研究內容是青銅器上的銘文，即金文、鐘鼎文。

金文的出現比甲骨文略晚，字體不同，但具有相通之處。

王懿榮當即判斷出，「龍骨」上的符號是一種古老的文字。

他馬上又差人到藥店，把所有的「龍骨」一併購回並開始研究。

王懿榮很快認定，這些帶有文字的「龍骨」是比鐘鼎文更加古老的殷商遺物，並開始重金收購有字甲骨，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春，共得到1508片。

然而，王懿榮尚未對這種文字進行深入研究，即在同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時自殺殉國。

這些「龍骨」基本是龜甲和獸骨，因而其上的文字被稱為「甲骨文」，在金石學之外，「甲骨學」很快成為一門新興的學問。

王懿榮是甲骨文的最早發現者，是現在歷史學界普遍認可的一個結論。

不過，他是不是在藥中的「龍骨」上發現了甲骨文，卻像「龍骨」能治病的傳說一樣，還有爭議。

據說，當時藥行收購「龍骨」有要求，「帶字的不要」，以至於一些挖「藥」人在找到「龍骨」後，會把上面的字先磨掉。

王懿榮在藥中的「龍骨」上看到有刻字，這個巧合存疑。

另外，當時居住在天津的金石學家王襄，幾乎與王懿榮同時發現了「龍骨」上面的刻字。

據他的回憶，當時有一個叫范壽軒的古董販子，帶著一批刻字「龍骨」找到王襄。

王襄意識到這些「龍骨」的不同凡響，但苦於囊中羞澀，只買了零碎的幾片。

范壽軒把其餘「龍骨」帶到北京，被王懿榮悉數買去。

第二年，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天津同樣淪陷。

范壽軒賤價拋售「龍骨」。

王襄傾其所有，購買了一大批。

王襄是甲骨文最早的研究者之一，終成著名甲骨學家。

他極為珍視自己的那批甲骨文。

時逢亂世，王襄生活困頓，卻始終守著這批甲骨文不放。

侵華日軍威逼利誘，西方歷史研究機構許以高價，他也不曾出售一塊。

直到1953年，王襄把這批甲骨文全部捐獻給國家。

這是後話。

甲骨文剛剛為世人所知時，眾多收藏家、達官顯貴趨之若鶩。

不過，他們當中很多人是為了「藏寶」而來。

除了王懿榮和王襄，當時知名的甲骨文藏家還有王懿榮的好友劉鶚（《老殘遊記》作者）、晚清重臣端方、後來追隨溥儀建立偽滿洲國的羅振玉等。

當時，正逢西方探險家紛紛來中國尋寶探險的熱潮，一大批西方人對剛剛被發現的甲骨文表現出了極大熱忱。

在搜羅甲骨文的隊伍中，留下明確記載的就有美國人方法斂、英國人庫壽齡、德國人威爾茨、加拿大人明義士等等。

除了歐美人之外，日本人也是較早就留心甲骨文的，其中有位日本學者叫林泰輔，還親自到安陽調查和收集甲骨文。

現在在日本的大學、博物館和圖書館內還可以看到這一時期日本人收集的甲骨文。

郭沫若就是利用日本所藏甲骨開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和史學研究生涯。

一時間，「龍骨」身價百倍。

古董商人嗅得商機，故意隱瞞甲骨出土地，以壟斷貨源，從中漁利。

劉鶚等派人到河南多方打探，皆以為甲骨來自河南湯陰。

後來羅振玉經過多方查詢，終於確定甲骨出土於河南安陽洹河之濱的小屯村。

非但如此，羅振玉還辨認出甲骨刻辭中有商人先公先王的名號，確認這些甲骨是商王室遺物。

商王占卜用的甲骨在洹水南的小屯村出土，證明了此地即《史記·項羽本紀》所記項羽與秦章邯軍交戰時所駐之「洹水南之殷墟」，亦即《括地誌》所記「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即北蒙殷墟」。

名不見經傳的小屯村，自此以「殷墟」名世。

動手動腳找東西

1936年，H127坑出土的完整甲骨灰土柱。

1928年，李濟作為中國第一位人類學博士，被國民政府成立的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任命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

傅斯年是剛剛成立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代理所長，他交給李濟的第一個項目，就是安陽的殷墟。

此時，距離甲骨文被發現已經近30年，距離殷墟的位置確定也已經過了20年——1908年，羅振玉在《殷商貞卜文字考》上，第一次明確了安陽小屯為甲骨的出土地。

這塊註定能有驚天發現的歷史遺蹟，卻拖了這麼長時間無人問津，最大的原因自然是中國動盪的歲月。

自清末鴉片戰爭以降，中國陷入百年苦難，外受侵略、內有軍閥混戰，連年不絕。

到1928年，北伐戰爭結束，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中國，中國得以進入相對穩定的一個時期。

以往無暇顧及的考古終於提上了日程。

另一個遲遲不能發掘殷墟的原因，是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建立起現代科學意義上的考古學。

金石學算得上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

清末，金石之學大盛，文人、高官多有喜好。

金石學以古代青銅器和石刻碑碣為主要研究對象。

精通此道者要有博古通今的學問，同時也多是文物收藏大家。

金石學家重收藏，考古學重在發掘。

而在中國歷史上，發掘古物的要麼是盜墓者，要麼是文物販子，向來為學人不齒。

中國傳統的史學家，則重考據輕考古，不具備考古特別是田野考古的專業知識和訓練。

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1928年5月剛剛成立。

首任所長傅斯年當時三十出頭，卻成名已久，是古典文學和史學名家。

傅斯年曾在歐洲遊學7年，所學甚為駁雜，也正得益於此，他有著深厚的現代科學素養和科研方法。

上任歷史語言研究所代理所長伊始，他就提出了對中國考古學影響深遠的一個原則——「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

前半句引自白居易的名詩《長恨歌》，下半句是強調「體力勞動」，即「走路和活動去尋找資料」。

傅斯年把考古提到了中國歷史學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現實的問題擺在面前：中國還沒有真正稱得上專家的考古學者。

歷史語言研究所下設四個組，分別是歷史組、語言組、考古組、人類學組。

傅斯年訪賢問能、招兵買馬，剛剛從美國歸來的李濟被他訪到了。

李濟的學歷背景高得嚇人。

他留學美國5年，拿了3個學位：心理學學士、社會學碩士，最後是哈佛大學人類學專業的哲學博士。

在李濟的孫女李寧的口中，爺爺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他一生只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感興趣，不善交際。

據李濟自己在《安陽》一書中的記錄，他和傅斯年在1928年以前並無交集。

按照李濟的專業，擔任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主任看上去更合理，但是傅斯年卻把考古組主任派給了他。

對李濟而言，出任考古組主任，實際上並不是「轉行」，相反，這倒是傅斯年的「知人善任」。

李濟是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有過田野考古經驗的學者之一。

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為四大導師。

李濟資歷稍淺，任「特約講師」。

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期間，李濟得到了美國弗立爾藝術館出資支持的一項考古計劃。

經梁啓超推薦，他在山西成功挖掘了西陰村史前遺址。

這個遺址收集的遺物中，最著名的是一個人工切割的蠶繭，李寧說，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李濟都把這個蠶繭放在一個試管里，擺放在辦公桌上。

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發掘，在當時政局動盪的中國，並沒有引起多大的轟動，但是卻成就了李濟在考古學界的聲名——他是第一個在中國境內參與田野考古的中國學者。

對李濟的任命，也是為解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當務之急」。

在籌建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時候，傅斯年就已經想好了建所後的第一件大事——發掘殷墟。

雖然當時田野考古學觀念已經零星進入中國，但是，如何在中國完成從調查、發掘到整理的過程，幾乎無人擁有經驗，包括傅斯年在內。

「中國的考古學無力另闢全新的考古地點，最方便的是在既有出土記錄的地點中選擇。

」唐際根說。

「那時候中國的考古方法並不成熟，在沒有方法的情況下，面對材料也是處理不了的。

但是甲骨文已經發現了，王國維又把甲骨文與《史記》相互印證，這就給了考古學一個現成的斷代的機會。

」他說。

顯然，從史料學角度出發，選擇有文獻支撐和完成了清晰斷代的殷墟作為首次考古的目標，比尋找那些史前遺址穩妥得多。

不過，也正是因為殷墟早已聲名在外，傅斯年不能確定對它的發掘能有多大收穫。

由於民國初年人們文物意識的淡漠，甲骨文又在北京、天津等地的文物市場炒得價格昂貴，奇貨可居，殷墟的甲骨被盜掘十分嚴重，已經不知道被人挖了多少遍。

以羅振玉為首的大部分金石學家認為，經過三十年對甲骨文的搜集，殷墟中埋藏的珍品恐怕早已被全部挖掘了，再進一步搜尋也是徒勞無益。

為此，在找到李濟之前，傅斯年先行派了當時著名的甲骨文專家董作賓到安陽「踩點兒」。

「確猶未盡」

董作賓是後來學界鼎鼎大名的「甲骨四堂」之一。

「四堂」指的是中國近代四位研究甲骨文的著名學者：郭沫若、董作賓、羅振玉和王國維，他們的字或號分別為鼎堂、彥堂、雪堂、觀堂，所以並稱「甲骨四堂，郭董羅王」。

著名古文字學家唐蘭曾評價：「自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

這句話概括了四個人的主要成就：雪堂羅振玉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土地為殷墟；觀堂王國維把甲骨文與《史記》作了考據論證；彥堂董作賓對殷墟進行了斷代；鼎堂郭沫若完成了甲骨文卜辭研究。

但與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不同，董作賓不但是甲骨文的研究專家，而且長期奔走於考古發掘第一線，八次參加殷墟考古發掘。

殷墟發掘的第一鏟土，就是董作賓挖下的。

董作賓也沒有田野考古的經驗，不知道該怎樣進行挖掘。

不過，初到安陽，他首先要考慮的不是如何挖，而是能不能挖的問題。

安陽當地人視地下甲骨為己有，外人前來發掘無異於「虎口奪食」；河南省專門發布條例，嚴禁發掘古物，這法令杜絕不了盜掘，但公開的考古發掘卻可能「撞到槍口上」，當時北伐剛剛結束，河南省是不是能配合發掘殷墟還是未知數；甲骨文交易大戶都是黑白兩道通吃，亦民亦匪……

幸而，董作賓是河南南陽人，回到河南老家，總能有些關係。

董作賓首先找到私塾同學郭寶鈞相助。

郭此時是省教育廳秘書，人脈頗廣，經他引薦，董作賓得到了河南建設廳長、教育廳長的支持。

隨後，蔡元培、傅斯年又出面協調，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馮玉祥也給予殷墟發掘大力支持。

地方政府部門的首肯，為殷墟的正式發掘鋪平了道路。

1928年8月，董作賓到達安陽。

到了這裡，他就不再明言自己的真實目的了，而是一副收購甲骨的模樣。

董作賓先拜訪了一些本地的紳士，有中學的校長，也有古玩店的老闆，通過訪問，得到了大量安陽甲骨文的小道消息。

董作賓甚至找到了一個以刻甲骨文偽片為生的造假高手。

經他手製作的甲骨文偽片看不出任何破綻。

若不是董作賓認得甲骨文，看出偽片上所刻卜辭牛頭不對馬嘴，恐怕也要「走眼」。

20世紀30年代小屯村附近的挖掘現場。

在小屯村，董作賓還被告知，除了古董商在大肆收集，外國人也對甲骨文特別垂青。

為了發財，村民們大都投入到其中。

村上有個地主就組織了一個龐大的挖寶隊，正兒八經地幹起來。

一見此景，鄰家也不示弱，也僱人幹起來。

兩家發生了衝突。

主人一招呼，雙方拉起架子，竟要決一死戰，後來還鬧到了官府。

縣官下令，誰也不得再挖「寶貝」，這才偃旗息鼓。

但是當地並沒有就此停手挖「寶貝」。

很多村民給他看了準備出售的有字甲骨，他用三個銀元買了一百多塊。

董作賓在小屯村雇了一個青年人為嚮導，對方領他到了一個凸起的沙堆旁，稱這裡挖出過甲骨。

這個沙堆和羅振玉1915年訪問這裡時的描述完全相反。

羅振玉的日記中說，甲骨可能埋藏在耕種的棉花田下，而洹河邊的沙堆是不能耕種的。

可見羅振玉所見並不完全，他所說的甲骨文已被挖盡言之過早。

隨後，董作賓又找到羅振玉提到的棉花田。

田裡的棉花長勢正旺，畦埂間卻可以清晰地看到幾個新填上的土坑。

在其中一個坑旁，他撿到了一塊沒有字的甲骨。

顯然，這是一個近期挖掘甲骨文的土坑，無字甲骨因為沒什麼經濟價值被隨手丟棄了。

在那個炎熱的1928年的夏天，董作賓給傅斯年交上了一份開啟殷墟考古歷史的報告，稱「吾人可由此次調查而知者，為甲骨挖掘之確猶未盡」。

「確猶未盡」這四個字，給傅斯年吃了一劑定心丸。

殷墟首掘

傅斯年得到董作賓「確猶未盡」的報告時，李濟剛剛回國，還沒有得到考古組主任的任命通知。

而此時的傅斯年和董作賓兩人，都已經為初步調查的結果興奮不已。

小屯村的地下還埋著價值難以估量的歷史寶庫。

董作賓的積極性更高，他制定了一份試挖掘計劃，準備在「踩點兒」的基礎上實地「探寶」。

傅斯年當即同意，並為此撥付1000銀元的經費，購買了全部田野考古所需的設備，包括測量儀器和攝影工具。

董作賓原本只帶著表弟王湘等兩個助手到河南，後又從上海請了一位測繪員，河南省政府很是支持，把郭寶鈞等兩人派來做幫手，一行六人前往安陽。

有教育廳大員郭寶鈞陪同，洹上村彰德高級中學熱情款待，提供了食宿等所需。

安陽縣政府還從縣自衛團派出一隊士兵，隨同考古隊前往小屯，並駐紮村裡，保護髮掘人員、看守發掘現場。

在小屯村，董作賓僱傭了15名村民，負責挖掘。

15名村民是莊稼漢、壯勞力，挖坑沒問題，他們當中有不少也挖過甲骨，但對考古挖掘的專業技術可以說一竅不通。

試挖小組的六個人，即便是董作賓這樣的歷史學家，講到考古挖掘，也是頭一回。

沒有一個「行家」，一群人只能邊干邊摸索。

1928年10月13日，發掘殷墟的第一鏟土挖了下去。

董作賓很快發現，就連最基本的挖坑，他也不在行。

第一個坑的位置很難說有什麼選擇依據，只是在曾經出土甲骨的地域大致選擇一塊地。

董作賓的設想是挖正方形，四丈見方，這樣面積大，深處光線充足，可以隨時攝影。

但有挖掘甲骨經驗的村民否定了他的設想。

當地人都是挖長方形的溝，長七八尺，寬兩三尺。

這樣的尺度，鐵杴、抓鉤用起來方便；可以架轆轤，坑深時出土省力；挖出來的土堆在四周，填坑時方便。

董作賓倒是從善如流，馬上按村民的建議改變設計。

可是挖了一天，把土都篩了一遍，一塊甲骨也沒有。

正在氣沮，發現田間有農民在挖括蔞的根莖(一種中藥材)，拿著一種鏟子，長七八寸寬四五寸，把兒長一丈多。

找到藥材苗，即順著苗莖向下挖，很快能挖出一丈來深的一個小洞，將地下深處的根莖取上來。

這種向深處挖掘速度奇快的工具引起了董作賓的興趣，當即談好工錢，請這位農民第二天帶著長鏟來幫忙。

此法果然奏效，第二天就挖出一些甲骨碎片。

六七天後，在小屯村一戶人家院內有了大收穫。

這個編號為24的坑裡，發現有字骨版15塊，骨質堅實黝黑，字跡清晰，再往下挖，出土獸骨獸牙等。

第一次殷墟發掘持續了18天，挖了40個坑，共發掘出有字龜甲555片、有字骨板229件，還有青銅器、玉器、骨器、陶器等，收穫頗豐。

董作賓十分興奮，繪製《二十四坑之土層及其出土器物圖》，開始注意到甲骨與土層的關係及相關信息。

11月，董作賓等人帶著第一次發掘的收穫，興沖沖地返回開封，與剛剛上任的考古組主任李濟會合。

沒想到，李濟雖然也對大量出土甲骨文表示驚喜，同時卻非常不客氣地批評了第一次發掘殷墟的挖掘方式。

李濟在後來的著作中曾做過這樣的評價：第一次試挖「仍襲古董商陳法。

就地掘坑，直貫而下；唯撿有字甲骨保留，其餘皆視為副品。

雖繪地圖，亦太簡略，且地層緒亂，一無記載。

」

傅斯年對第一次試挖的過程和結果也不是完全滿意，李濟後來回憶，傅斯年說：「我等此次工作的目的，求文字（甲骨文）其次，求得地下知識其上也。

」

只是寒冬已至，第一次試挖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也只能就此終止，靜待冬去春來再進行第二次發掘。

剛剛起步的中國考古學，只能把這些不盡如人意之處當做學費。

但是，董作賓這次以甲骨為主要目標、帶有探寶性質的挖掘，仍然具有重大意義，它不僅結束了古玩愛好者「安樂椅上研究」的博家時代，更為後面的真正意義上的考古挖掘開啟了道路。

李濟和董作賓的第一次碰面，就產生了一個否定的結論，似乎並不愉快。

而實際上，這兩位學者都有足夠寬闊的胸襟，業務、學術的探討、爭論開誠布公，毫不影響個人關係。

董作賓對李濟的批評也虛心接受，兩人還達成了一份「君子協定」：舊曆新年後到安陽再聯手搞一次試掘，董作賓研究其中的甲骨文，李濟負責所有其他的出土文物。

1928年12月，李濟正式出任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從此殷墟考古發掘迎來了「掌門人」，李濟成為「中國考古學之父」。

與此同時，傅斯年做出調整，把發掘組更名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發掘團」。

「科學」的考古

1929年春，李濟主持的第二次殷墟發掘開始了。

正如發掘組新的名字一樣，這次發掘明確把殷墟作為發掘對象，而不是單純地挖掘甲骨，考古方式和工作原則發生了質的變化。

發掘之初，李濟就提出考古不能有挖寶思想，「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體現人類的活動，哪怕是殘陶碎骨，只要是經過有計劃的科學方式採集得來的，就能顯現真正的學術價值」。

這次挖掘中，李濟提出了「科學」的考古概念：「科學的考古必須具有五個條件——必須有問題、必須有方法、記載必須精確、必須無成見、必須有耐心。

」

在工作中，李濟聘用了專業的測量員對遺址進行了測繪，以便更準確地描繪出以小屯為中心的詳細地圖。

他又在遺址內的若干地點以挖深溝的方法進行挖掘，主要的目的是要清楚地了解地層下地表的情況，以便找到甲骨堆積的特徵。

此外，他還系統地記錄和登記了每件遺物的確切出土地點、時間、周圍的堆積情況和層次等等。

每個參加挖掘的工作人員也堅持寫關於個人觀察以及田野工作中發生情況的「工作日記」。

同時，李濟給大家立下規矩，「一切出土物全屬國家財產，考古隊同人自己決不購買、收藏古物」，這成為所有中國考古人心中最神聖的戒律、底線。

「考古不收藏，收藏不考古」至今仍是衡量一名考古人的最基本的標尺。

1929年春季，李濟他們一共挖出685片甲骨，對村南、村中和村北的麥地、棉田進行了地下情況調查。

挖掘結束後，他們把大量的出土物裝箱包好，運到北京。

此時，創建於廣東的史語所已經遷址到北京了。

自1899年甲骨發現以來，瘋狂盜掘已讓殷墟千瘡百孔，但誰也不會留心、收集與甲骨一起出土的「殘陶碎骨」，更不要說那些挖出去的不同顏色的土層。

只有受過人類學、考古學專門訓練的學者，才會把注意力集中到這些沒有經濟價值的「邊角料」上。

李濟撰寫的第一篇殷墟考古的論文《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關注的就是土。

論文首次提到了「地層學」的觀點。

他根據考古過程中的發現和記錄，認為殷墟的地下堆積分為三層：最深層是殷商時期的文化堆積；覆蓋其上的是分散眾多的隋唐墓葬；最上面的是現代堆積層。

董作賓亦是殷墟考古自始至終的核心人物，他直接參與、主持的發掘就有八次。

而作為甲骨文研究的著名專家、「甲骨四堂」之一，他最大的成就當然體現在其甲骨學研究上。

董作賓最值得敬仰的研究成果當屬《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及《殷歷譜》。

前者完成於殷墟發掘期間（1933年），提出甲骨斷代研究的十項標準，把甲骨分為五期。

從此甲骨學研究有了精準的年代學依據。

這樣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從地下挖出來的」——也就是科學考古的成果。

考古學家的搖籃

殷墟發掘從第二次開始走上科學考古的正軌，本該就此提速，沒想到，當年秋季的第三次發掘就遭遇了橫生的枝節。

歷史語言研究所遭遇的最大一次麻煩發生在1929年到1930年之間。

殷墟發掘開始之時，中研院和河南地方政府曾在出土器物的歸屬和保管上有所約定，出土文物主要交給河南地方部門保存。

但在1929年春第二次考古發掘之時，李濟等人就發現，河南當地很難保證文物的安全。

中央研究院在殷墟的發掘集中在春秋兩季，因為冬季天寒地凍，不具備野外考古的條件，夏季雨水過多，對挖掘中的歷史遺蹟容易造成破壞，所以這兩個季節被迴避開了。

考古人員在乎季節，盜掘古物的人可不在乎。

考古人員不在的夏季和冬季，成了他們大肆挖掘文物的時機。

最初，安陽的盜掘僅僅集中在甲骨上，主要參與的人是古董商，銷售市場以北京和天津為主，開封也是一個重要的轉運中心。

到了20世紀20年代以後，盜墓的規模迅速擴大，幾乎所有類別的安陽遺物，都成為盜掘者的目標。

殷墟的第二次發掘成果頗豐，李濟和董作賓為了保護出土文物免遭破壞，把部分文物帶回了北京進行整理和研究。

這個做法觸怒了地方政府。

率先反對的是河南省圖書館館長兼民族博物館館長何日章，他以史語所違反協議為由，請求河南省政府叫停殷墟的發掘，轉而委託河南博物館進行挖掘。

這場殷墟文物之爭，讓李濟等人在安陽的第三次挖掘中斷了三個星期。

殷墟考古陷於停滯，1929年底，傅斯年趕到河南開封斡旋，對李、董二人的做法進行了解釋，並且承諾史語所絕不會獨占文物。

然而，在此期間，何日章已經在安陽組織了新的挖掘，這次挖掘一直持續到1930年的春天，所挖的文物全部都運到了河南開封。

李濟在《安陽》一書中說：「雖然這場政治性的干擾很快就解決了，但挖寶的傳統觀念頑固得很。

為此我們中的很多人積極活動，要求中央政府制定一個古物保護法。

」

國民政府立法院確實在1930年6月出台了《古物保存法》，其中第一條規定：所有地下古物都是國家的財產，任何個人和私家團體都無權發掘。

但是，在地方勢力割據的政治環境下，安陽乃至全國的古物市場都沒有嚴格貫徹這項法令。

1930年以後，以面向歐洲和日本買家為主的洋莊逐漸占據了市場的主導地位，日本的山中商會甚至曾派員專門坐鎮安陽。

在這樣的條件下，史語所的考古組一邊處理地方矛盾，一邊與殷墟的盜掘者「賽跑」，在1937年殷墟因抗戰爆發停止挖掘之前的十幾次考古挖掘中，獲得了諸多舉世矚目的考古成就。

1931年，殷墟第四次發掘時，來了一位新成員——梁思永。

正是他的加入使得殷墟發掘技術日趨成熟，甚至有人認為殷墟發掘從此才真正符合科學考古的方式。

殷墟前三次發掘，雖然李濟具有很好的問題意識及對學科發展的引領，但田野技術卻是他的弱項，梁思永恰恰在田野發掘技術上為殷墟考古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

他是殷墟考古過程中第一個真正受過現代科學考古訓練的人。

梁思永是梁啓超次子，1923年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

他在哈佛學習時曾參加美國西南部印第安人遺址發掘。

梁思永依據土質土色不同劃分地層進行發掘，而不是之前殷墟發掘所採用的人為劃分水平地層的方法。

即便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洲考古，這也非普遍方法。

採用這種發掘方法，梁思永在殷墟後岡發現了中國考古學史上極其著名的「後岡三疊層」。

「後岡三疊層」發現之前，學者們對西部彩陶文化、東部黑陶文化以及中部灰陶文化三者的早晚關係眾說紛紜，而早晚的年代學問題恰恰是深入研究的基礎。

梁思永採用正確的發掘方法，解決了這個學術難題，這成為了解中國史前文化與歷史文化之間關係的一把鑰匙，有力地駁斥了當時一些西方學者提出的「中國文化西來說」。

梁思永還主持了第10、11、12、14次殷墟發掘。

最重要的收穫是對殷墟王陵區的大規模發掘，確認了殷墟王陵的存在，這對研究殷墟布局及早期王陵制度提供了珍貴材料。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現代意義上的科學考古發掘，殷墟考古第一階段從1928年開始，到1937年因抗戰爆發被迫暫停，為期十年。

十年間，不但考古成果碩果纍纍，更為關鍵的是，在這期間培養出了第一代的中國考古學人。

以董作賓摯友身份參加殷墟第一次發掘的郭寶鈞，後來「半路出家」，從河南省教育廳轉入中研院史語所。

因為沒有相關專業的知識背景，他邊干邊學，後來主持了殷墟第八次、第十三次發掘。

新中國成立後，郭寶鈞進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

1950年至1957年，國家進行了第二階段殷墟考古，郭寶鈞主持發掘了著名的殷墟武官村大墓，為論證商代是奴隸社會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證據。

更有一批初出茅廬的考古工作者，從殷墟開始了考古生涯，其中核心的十人有「考古十兄弟」之說。

他們之中，除兩人在後來的戰亂中英年早逝之外，走出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劉耀、甲骨文研究泰斗級專家胡厚宣等，1949年隨中研院去台灣的有四人，石璋如、高去尋成了「中央研究院」院士，俱為考古界一代大師。

1938年，殷墟考古中斷之後，殷墟發掘團輾轉來到長沙。

國家危亡之際，眾人各有選擇，有四人奔向延安，六人或留在史語所，或分配到中央博物院。

石璋如曾撰文深情回憶他們在長沙清溪閣餞別的情景：

參加的人除了十兄弟，還有李、董、梁三先生及幾位技工。

想想來日分別，前途未卜，大家只能以酒買醉，一口氣喝下11杯：第一杯「中國萬歲」、第二杯「中央研究院萬歲」、第三杯「史語所萬歲」、第四杯「考古組萬歲」、第五杯「殷墟發掘團萬歲」、第六杯「山東古蹟研究會萬歲」、第七杯「河南古蹟會萬歲」、第八杯「李先生健康」、第九杯「董先生健康」、第十杯「梁先生健康」、第十一杯「十弟兄健康」，如此大家醉得一塌糊塗啊！

走出疑古時代

殷墟博物館裡陳列著小屯出土的商代青銅器。

在中央研究院主持的安陽前後15次發掘中，一般認為成就最高的，是第十三次挖掘中H127地下檔案庫的發現。

這個在小屯發現的地下貯藏坑裡，堆著數以千計的字甲。

1936年6月12日下午四點，根據工作安排，李濟他們即將結束這一天的挖掘工作。

他們的工作一般是五點半收工，結果在一個半鐘頭的時間裡，不過半立方米的土中，挖出了3760塊龜板。

於是，單為了這個坑，他們第二天又整整挖了一天。

文物的數量和種類遠遠超出了李濟的想像。

太陽下山的時候，他們只取出了埋藏珍品面上的一小部分。

消息不脛而走，立即在當地引起了轟動。

出於安全考慮，有人提出把這坑甲骨整體「搬家」。

他們又花了四晝夜的時間，最終把堆積成一體的甲骨整體挖了出來。

這個巨型的甲骨堆積塊重達數噸，在場的考古人員都上手也沒法搬動。

最後是找到了一家棚槓隊，動用了64個壯小伙兒，用木槓肩挑背扛，整整折騰了兩天才把這個龐然大物運到了火車站。

幾天以後，甲骨運到了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南京，安放進了圖書館大廳里。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董作賓的助手胡厚宣成功剝離了檔案塊中的甲骨，數量之巨令人驚嘆：一共清理出甲骨17096片，占史語所15次發掘出土甲骨片總數(24918片)的68.6%。

而在百年來殷墟出土甲骨片總量中，H127坑的甲骨數量也占十分之一還多。

根據甲骨文斷代研究，這個坑裡甲骨文的時代為商代武丁時期。

如此巨量的甲骨只能是有意貯存的檔案庫，存儲地只能是商代都城。

《史記》記載，武丁是商代第二十三位君主，他的叔叔、商代第二十位君主盤庚把國都搬遷到了殷，史稱「盤庚遷殷」。

盤庚遷殷後，推行商湯的政令，從此百姓安寧，商朝國勢再度振興，到武丁時期達到頂峰。

故後世稱商朝為「殷」或「殷商」。

「在這個著名的H127坑發現以前，李濟他們已經找到了商王朝的王陵區和宮殿區，證實了《竹書紀年》關於商代晚期都城地望的記載。

而H127坑的幾千片龜甲，使得殷墟曾經是商代晚期都城成為不可動搖的結論。

」唐際根說。

殷墟考古帶給中國史學界最重要的結論，是把中國的可靠歷史推進到了商代。

此前，根據斷代的最精確方法和最嚴格標準來測算，中國可考歷史的始年可定為公元前841年。

這個時間約為殷商滅亡後的200年。

而安陽殷墟的發掘，讓在這之前若干的歷史空白點，獲得了實證。

成湯伐桀、盤庚遷殷、武丁拜相、商紂淫亂等傳說，在考古證據的印證下，不再只是典籍中記載的「故事」，而是一個個確實可考的史實。

這樣一來，有物證可考的中華信史向前延伸了1100多年。

因為此前只有典籍記載，並無實物證據，西方不承認中華文明的五千年歷史。

非但西方，中國史學界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被「疑古」思潮籠罩。

胡適、顧頡剛、錢玄同等人是「疑古派」的代表人物。

最著名的觀點就是胡適所說「東周之前無史」。

周代青銅器，是當時能夠找到的年代最久遠的歷史物證。

「疑古派」對東周之前無物證歷史的態度是「寧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從殷墟開始，史影變成了信史，中國的史學家逐漸走出了「疑古時代」。

那一代的中國史學家，對中國的大量早期文獻，特別是司馬遷《史記》中資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復了信心。

新中國成立後第二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重新啟動了中斷十餘年的殷墟挖掘，在小屯設立了考古工作站。

此後數十年的田野發掘中，殷墟的研究不斷取得重大成就。

時至今日，殷墟成為備受全世界關注的歷史文化遺址。

殷墟博物館門前，立著一塊石碑，上書「甲骨文發現地」六個字。

殷墟的價值和意義遠不止如此，它是中國考古學的發祥地，更是中華文明的搖籃。

本文原載於《北京日報》2016年3月22日

本期作者：米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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