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都認完了？「對」都沒找到呢！

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這三個名詞，串起了近二十年來的漢語古文字學，特別是戰國文字研究的主脈。

在很多古文字研究從業者腦海中，這三個詞是每天都無法避開的。

1993年以來，中國古文字學界，迎來了歷史上難能可貴的發展機遇。

首先是湖北荊門郭店1號楚墓被盜掘後的搶救性發掘，讓學術界第一次看到了相對完整、成系統且能與傳世古書比勘對照的（例如《老子》《緇衣》）戰國古書實物，引發了長達二十多年的研究與討論，無數古文字學、古代漢語、歷史學、思想史的研究者投身其中；郭店簡的發掘信息公布不久，臨近地區的另一戰國墓葬即遭盜掘並有古書簡出土，這批簡約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入藏上海博物館（上博後又入藏了另一批戰國簡，據稱有所謂字書，因不明具體情況，此不多論），內容相當豐富，有各種儒道著作、歷史和事語類文獻及卜書等，發表已近尾聲；當很多人還沉浸在上博簡帶來的喜悅之中的時候，更加令人激動的幸運竟意外降臨，清華大學於2008年入藏了一批大概也是湖北楚墓出土的竹簡，與前述兩批簡不同，其內容多是經史類典籍，更加重要的是，發現了多篇與《尚書》相關的內容，真正實現了張政烺先生期待出土一批《尚書》的遺願，這也就是現在所謂的「清華簡」，清華簡目前發布的材料尚不及全部內容的一半。

清華簡戰國竹簡六種簡影

除了郭店簡是在墓葬遭盜掘之後搶救發掘出土之外，其他兩批材料，都沒有明確的出土信息。

從情理上講，上博簡和清華簡都有作偽的可能，都允許而且必須加以質疑，但質疑必須以學術為依歸，以事實為依據。

面對來自學術界內外種種不合邏輯的質疑和所謂「辨偽」聲浪，海內外古文字從業者極少理會和正面應對，他們選擇了「悶聲發大財」（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如期出版了第五冊）。

我個人一直很贊同李學勤先生在2013年達慕思清華簡會議上應某外籍學者詢問時的回答，他認為對竹簡的真偽判斷是一個綜合的結論，希望學界相信從業者的專業素質和判斷。

作為專業研究者，對新發現的戰國古書簡儘管興奮且充滿期待，但仍抱有相當大的遺憾。

因為盜掘，上博簡和清華簡不但基本喪失了所有考古信息，材料本身也有許多損失、毀滅。

雖有碳14加速器質譜儀測年技術，畢竟仍只能得到上下幾十年的竹簡相對年代。

這些竹簡的時代、地域信息以及墓主人的身份等，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或者基本無可考證。

我們對盜墓犯罪分子、文物販子及掮客的痛恨與譴責，不會因為看到並能使用這些新材料而略有減少，這決不僅僅是一句政治正確的話而已。

二十多年來，這些珍貴的古書類戰國簡，對古文字學的推動極為顯著。

古文字學研究的核心是考釋文字，也就是把過去不認識的字認出來。

戰國時代的六國文字，與正統古文字分道揚鑣較早，發展自成體系，各區系有其特色，文字異形現象嚴重，因而近代以來，戰國文字是古文字研究的一個大宗和難點。

有學者曾以「大規模識字階段」來描述自郭店簡發表以後的古文字學研究狀況，雖然不見得規模有多「大」，但是比起以往零敲碎打的考釋，戰國文字研究從90年代中期以來確實有了長足進步，考釋方法亦相應有所變化。

這裡原因非常簡單，因為郭店簡和上博簡是古書，而且有些是有今傳本的，根據文字比較和文義、辭例推勘，許多字不必花什麼功夫就可以輕鬆識得；有些難字即使暫時講不清楚它的構字理據，也至少可以推知其音讀和意義。

大家知道，西晉學者整理汲冢竹書，整理難度較低、整理得最好的就是《竹書紀年》，這也是因為當時有可資整理比對的傳世歷史文獻（例如《左傳》《史記》等），釋字的難度不大的緣故（清華簡中《系年》一篇的整理，同理亦是相對問題較少的）。

有人說發現有傳世文獻可以比對的竹書，就基本接近於發現了字典，這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的話。

郭店簡《忠信之道》簡影

二十餘年間，古文字學者憑藉郭店簡、上博簡提示的種種信息和線索，不但釋出眾多疑難戰國文字，更讓學者注意到，不少戰國文字形體可以上掛辭例較不確定的西周金文甚至殷墟甲骨文（它們畢竟一脈相承）。

這種系連雖然有時很危險，甚至有一些看似有理的聯繫被證明是錯誤的，可如果一旦成功，便使得一部分以前眾說紛紜的早期古文字疑難問題有了定論或者接近於定論的意見。

這就使得原可以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甲骨、金文研究，不得不注意起戰國文字尤其是戰國竹書的研究動態。

從事任何一段古文字研究的人都應對古文字的全局有所了解，這個再淺顯不過的道理，近二十年來，已不再是一句空話和教條。

也許有人跟我有這樣的同感，近幾年來古文字考釋工作逐漸進入了瓶頸。

清華簡的發表，並沒有遏止「大規模識字階段」慢慢衰歇的趨勢——大家似乎可以看到，清華簡除了不斷印證過去的正確考釋之外，能提示的考釋戰國文字乃至早期古文字的信息已經開始不像早先那麼多了，每期《古文字研究》讓人豁然開朗的文章也漸漸少了。

清華簡已公表的五冊中，自然也有和過去待釋字有關的字形，然而只有為數有限的部分問題依靠清華簡解決或基本解決（如「叚」、「樊」、「乳」、「京」、「助」等，除了「助」的考釋外，皆不牽涉往早期古文字上推的問題，皆為單純的戰國文字問題）。

據說清華簡可以和傳世古書比對的內容已經基本發表完畢，接下去都是佚書，整理難度越來越大，甚至很多是晦澀不知所云的東西。

因而我一直不太樂觀地判斷，依靠文獻比對出的定點提供的線索短平快釋字的「黃金時代」，可能已經過去了。

上博簡《平王與王子木》簡影

我常常在問自己，字認完了嗎？如果認完以後該怎麼辦呢？當然理論上也可以說，只要還有不認識的字，文字考釋的工作就會持續下去而且應當會有突破的，但很顯然，古文字研究工作到了該做些反思、回頭看的時候了。

我缺乏騰空俯瞰的能力，卻努力想越出能力範圍嘗試談談接下去可以怎麼辦，向關心這方面學術工作的人談一點個人的想法。

首先，竹書文本中還存在大量的問題應當全面攻堅解決。

古文字研究的核心雖然是考字，但對文本的讀解也是其重要內容。

戰國竹書中多種文獻，是相當不易讀懂的，有待長期努力。

因為存在語言的隔閡、陌生（商、西周時代輾轉流傳下來的古書、東周依託造作的商周故事以及楚國故事等都有這方面問題）、學術思想的斷層（例如《性自命出》《恆（極）先》），好多內容都是若明若暗，讀得似懂非懂（清華簡後面類似情況定將更多）。

在這些材料面前，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的古漢語水平和學術思想方面的知識實在是太不夠。

即使是那些以為已經讀解得八九不離十的篇目，也存在大量的細節問題有待落實。

自本世紀初以來，網絡學術討論興起，有關竹書文本解讀的各種學術意見散落其間，泥沙雜下，如何全面清理吸收其間散見的閃光點，也有待努力。

其次，我認為亟需更加深入細緻地進行古文字微觀研究。

這幾年來的研究工作，讓我們深刻體會到粗線條的研究已經不再適合古文字考釋實踐，字形序列的細密排隊比較、系連是亟待開展的工作，這可以讓我們避免許多空想和誤會。

戰國文字演化急劇，事實證明，其中有些字形演變，如果形體變化排隊成功，對研究文本抄寫、器物乃至墓葬年代的早晚也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各別古文字微觀演變的歷史透徹清理的基礎上，編寫一部體現研究前沿水平的通貫性字編，則是終極的任務。

第三，待探索古文字及偏旁的定點搜尋。

過去林沄先生曾經做過，雖然他的工作中有一些問題，列舉的很多偏旁亦業已找到，但現在看起來這種工作還是很值得繼續的。

比如有學者已經提到過，東周文字里居然至今沒有發現過可靠的「對」字（目前在古書類戰國簡的對話體文獻中，全都用「合（答）曰」而沒有「對曰」；過去有人曾把楚文字的「察」字誤釋為「對」），六國文字「對」字有沒有，古文字鏈條中某些常用字是否確有斷裂，是可以注意的問題。

又如林沄先生曾提過的「覆」、「覈」等字所從的「襾」在古文字里到底如何（《說文》說「賈」字也從此形，但古文字「賈」所從另有來源），似乎也還可以再研究。

最近蔣玉斌找到了甲骨中可靠的「

」（「列」的聲旁），非常重要，這對思考過去所釋的戰國楚文字「察」、「竊」等字聲旁，以及戰國文字中真正的「列」字投射了光明（這個問題較為複雜，還有待觀察）。

如有可能，全面展開這方面的工作，則當更有收穫。

第四，戰國竹書區系國別研究及戰國文字分域研究有待深入。

郭店簡、上博簡和清華簡這三批材料的書名，本身就包含了古文字學者在這方面認識的進步。

從1998年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簡》，到本世紀初開始陸續整理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可以看出學界逐漸地把楚墓所出竹簡習稱「楚簡」、「楚竹書」的傾向。

但經過比較深入細緻的研究，學者開始發現，這兩批簡中也有相當不少的非典型楚文字抄寫的內容，例如所謂帶有齊魯文字風格的抄本，這些簡能否通稱為「楚簡」也就成了問題。

這裡要說明一下，這一認識，是通過與典型楚文字（包括銅器、璽印和其他竹簡文字等）比對發現相異點，再同典型齊魯文字（包括銅器、璽印、陶文、貨幣等文字）比對發現相合之點，經過綜合判斷達成的（因為還沒有看到真正的齊魯竹木簡文，歷代傳抄的古文，特別是三體石經古文某種程度上保留了漢代所見如孔壁古文的面貌，也是字形比較的重要根據）。

因為大家看到這些所謂帶有齊魯文字風格的簡中，也有相當典型的楚文字寫法，所以研究者比較傾向於稱它們為「帶有齊系文字風格的抄本」而不是自齊魯地區帶入楚國並下葬的簡，他們一般認為可能是書手未被典型楚文字徹底「馴化」，或受到抄寫所據底本的文字特色的影響所致。

因為字體區系國別風格研究的深入，加上清華簡本身的複雜性，清華大學的團隊在為清華簡出版定書名時，使用了《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這個非常謹慎的名稱，淡化了區系問題，我們不能小看這個變化。

清華簡最初被掀開廬山面目的是《保訓》，本來就是以為問題較少先拿出來公布的，沒想到對其字體的爭論卻相當大，有人甚至因此疑偽，其中原因就是《保訓》非一般常見的楚文字（有學者還提出了「習字簡」的解釋）。

清華簡目前發表了五冊，其中帶有三晉文字風格的簡文已有多篇（如《良臣》《祝辭》），而且清華簡不少篇內容跟鄭國（尤其子產等）似有密切關聯，更可旁證這種文字特色非偶然因素造成。

那麼這些簡到底是「帶有三晉文字特色」的楚國抄本，還是本來就並不是楚人抄寫的？這個問題以前大概少敢去深思，但其實也不是什麼太具顛覆性的設想。

另一方面，清華簡《筮法》《厚父》篇，學者多已注意到其中也帶有不少三晉及他系文字的字形特徵，然而從文字整體風格特徵看，它們又跟上列《良臣》等瘦勁硬朗的格調很不相同，倒和過去熟悉的楚文字風格非常近似。

對這個問題到底怎麼解釋，就牽涉戰國文字分域研究如何反思。

現在有人已認識到，戰國文字具有區系特色、文字異形的事實無可懷疑，但各系之間的總體差別到底有多大，各自界限是否那麼清晰，各系所謂「典型」的寫法到底是不是獨有的（例如「夕」「月」下加飾撇的三晉特徵亦偶見楚簡），在判定竹書國別時如何權衡書風和字形結構特徵的關係，大概都還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

戰國竹書里有些跟我們熟悉的以楚國文書、卜筮祭禱簡和楚國銅器、璽印文字等為代表的所謂典型楚文字有異的寫法，雖然和三晉文字風格特徵相合，但其實絕大多數都與早期古文字形體來源特徵相合（例如《筮法》的「夏」、「復」、「屯」、「中」、「卒」，《厚父》的「禹」、「事」、「皇」、「夏」、「慎」、「敬」、「嚴」諸字），究竟有無必要一定看作是受三晉文字影響的結果？有無可能僅僅是受早期抄寫的底本影響或抄寫者本身寫字習慣造成的結果（好比現在有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八九十歲的老人抄寫一篇東西，字形寫法跟現在青少年肯定有極大不同，卻可能和台灣的老人寫字風格接近）？甚至有沒有可能它們就是較早時代的楚國抄本？這無疑都可再作考察，不急於定論。

古書年代及成書研究中，往往說哪篇抄自哪篇，何書晚於何書，但其實有一些情況是有一個共同的早期文本來源，兩者間並無直接影響的關係，戰國區域字體特色研究或許也可以有這種思路，宜避免簡單線性思維。

此外，也多有學者注意到，郭店簡和上博簡與清華簡的內容及底本來源有所不同，在文字特色上也有反映。

郭店簡和上博簡多有儒家著作，有些字體受齊魯特色影響較深，清華簡有關《詩》《書》內容基本上沒有受到儒家選本影響（裘錫圭先生有說），孔子及其後學的著作基本不見，文字基本沒有齊魯特徵，這些線索提示的顯然就不單純是古文字學層面的問題了。

最後，應逐步開始清理古文字考釋歷史，總結古文字學術史本身就是古文字研究的一部分。

過去也有一些甲骨文、金文的學術史書籍，但總體並不能符合我們現在的要求。

最近聽說已經有「《古文字研究》研究」這樣的學位論文題目出現，正代表細密清理古文字學術史已經提上了日程。

古文字學是時效性比較強的學問，往往正確的結論出現和得到印證後，研究者記住的不是問題認識與考釋實踐的過程，而僅僅是那個結論，長久來看這是不利於古文字學發展的。

有學者曾說過，有些古文字疑難字的考釋歷程，仔細梳理一下就是一個長長的故事（例如楚文字的「就」）。

有考釋實踐經驗的人都會知道，一個成功的古文字考釋和學術研究的大多數情況一樣，極少有平地起高樓的情況，事實上多是甲說對了一點，乙也說對了一點，但每個人的說法里都包含了一些問題和錯誤，認識也不夠全面，最後通過綜合、權衡才達成了一個最合理、包含最廣泛的結果。

我們清理古文字考釋史，就應該把某個問題研究過程當中，各種包含錯誤的說法里哪些是在當時條件下最接近事實或最合理的，最關鍵的證據是什麼時候出現並被誰擺出的，最重要的一步是誰走出的，誰是事後諸葛（事後諸葛不一定不重要，楚文字「就」字釋出和字形結構解釋成功便是不同人先後完成的）等等，一筆筆帳目細細清算。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仔細的梳理一定不只是機械性的勞動而已，而且肯定會有新發現。

當然，嚴格清理學術史也是更好地促進本學科學術規範的一種必要手段。

郭店簡語叢四簡影

上述所說幾點，僅為拋磚，定有偏頗和謬誤，期待識者指正。

古文字研究，在今後可以預見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至少三十年內），都將以戰國竹書和戰國文字研究為主要推動力（最近聽說又有一批重要的流散戰國竹書即將開展整理）。

古文字學者任重道遠，應當緊密團結、時時自凈、自省，使這個中國文史學界少有的良性學術共同體更加健康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