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歷史學者辛德勇：考古發現不會為海昏侯翻案

海昏侯墓遺址發現大量金餅

正在進行後期清理保護的海昏侯墓文物已分離出10萬餘枚五銖錢，其中發現1枚「錯版」五銖錢。

1月9日，南昌西漢海昏侯墓文物保護組組長向外界透露了這一細節。

去年10月，集帝、王、侯於一身的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的考古發掘工作正式結束，海昏侯墓已進入後期的文物清理、修復和保護階段。

相關考古機構頻繁發布相關消息，媒體與公眾持續關注，海昏侯墓遺址發掘引發的熱潮仍在持續。

據了解，以海昏侯墓為核心的海昏侯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規劃已經出爐，預計總投資達到120億元，預計2019年開放。

2個多月前出版的《海昏侯劉賀》，可視為北大歷史系教授辛德勇學術研究的餘緒。

這部首印一萬冊的書幾乎被訂購一空，辛德勇也有些意外，「說精彩的話，也是劉賀的故事（精彩），這段宮廷政治足夠精彩。

」史料典籍中對劉賀記載不多，這恰好引發了辛德勇的書寫衝動，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他說：「如果直接記載很多，一清二楚，我也根本不會寫這樣一本書。

」在《海昏侯劉賀》中，辛德勇通過最常見的史料《漢書》、《史記》交叉分析，通過漢武帝、霍光、與漢宣帝的活動，勾勒劉賀所經歷的那段。

他希望讓人們看到劉賀的性格、行為的原因，以及決定其命運的基本因素。

史料羅織的背後，也隱藏著對關於海昏侯墓種種推斷的回應或矯正。

《海昏侯劉賀》共7章，其中對劉賀的專門討論僅兩章。

全書始於祖父漢武帝晚年的感情生活與政治作為，終止於劉賀的去世。

「如果把從漢武帝晚年到漢宣帝執政時期的歷史看做一場宮廷政治大戲，劉賀僅僅是一個比較偶然的小插曲，是一個主線之外微不足道的人物。

」在武帝、霍光、宣帝支撐的宮廷里，人們能夠看到，劉賀的命運是怎樣在出生之前便已埋下線索，如一葉浮萍，一次次被權力風暴所吞沒。

辛德勇讀《漢書》時，劉賀從來都是一個被他略過的人物。

直至10多年前因為一枚寫有「本始六年」的敦煌漢簡，劉賀才進入了他的研究視野。

據《漢書》記載，漢宣帝時，「本始」這個年號僅用了4年，接下來用的應該是「地節」年號。

王國維注意到這一矛盾，僅留下「其中必有因」的評語，便溘然長逝。

2013年出版的學術著作《建元與改元》收錄了辛德勇對這一疑問的考證。

他認為：「宣帝繼位後，霍光掌權時期，依然是六年一改，象徵著這是霍家天下。

」這一情況一直延續到「本始六年」(前68年)霍光去世。

據辛德勇推測，也在這一年，親政後的漢宣帝立刻更改年號。

他下令將「本始」改為「地節」，並且溯及既往，將改元當年定為地節二年。

這就解釋了《漢書》記載與出土漢簡出現差異的原因。

在宣帝之前被霍光迎立為帝的劉賀也由此引起了他的興趣。

「他(劉賀)的繼位和退位，與漢宣帝的繼位是有直接關係的。

」根據《漢書》等史料記載，他詳細呈現了霍光迎立劉賀又發動政變的過程。

同樣被霍光擁立為傀儡，宣帝成為營造西漢中興的明君，劉賀卻被扣上了「行昏亂」的惡名，黯然離去。

在辛德勇看來，「劉賀是更有優勢當上皇帝的，不僅長一輩，他還帶了200個自己人一同進入未央宮，宣帝基本是孤身一人。

」他認為，劉賀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憨傻」、「不精明」。

「比如，他下令把長樂宮的禁衛換了，那是守著太后的，這樣一來，誰都知道他要幹嘛了。

這就是逼著霍光動手了，霍光本身就非常精明，不到這一步他也不會動手。

大臣廢皇帝，怎麼粉飾，都是沒道理的。

」

梳理《漢書》中對劉賀數次正面或側面描繪，讓辛德勇篤信其中的一條評語「清狂不惠」。

因忌憚被遣返昌邑的劉賀，宣帝掌權後曾派出心腹張敞出任山陽太守，監視劉賀。

「清狂不惠」之說即來自於他貼身觀察所得。

辛德勇推斷，聽聞這個消息的宣帝才知劉賀不足忌憚，第二年封劉賀為海昏侯，移至豫章郡。

辛德勇從人物一連串的行動中拼湊行為邏輯。

在他看來，與劉賀的「清狂不惠」相比，宣帝則沉穩老辣。

在霍光鉗制下隱忍多年，霍光死後，宣帝的態度更是耐人尋味。

「漢宣帝就從未否定霍光，因為他知道，如果霍光是非法的，那麼他的皇位也是不合法的了。

」他感嘆：「霍光大奸大惡卻能以大忠大賢的形象留存於清史，便是當時宣帝似此稱之、後世復有班固與司馬光一輩史家信而從之使然。

」

如今海昏侯大墓打開，文物相繼呈現在眼前，辛德勇卻顯得平淡。

「沒有特別大的東西帶來很大的觸動和意外。

也沒有讓我感覺到文物中體現出來的劉賀與《漢書》中的劉賀有什麼不同。

」作為歷史學者，辛德勇說：「一個發現是否重要，只取決於你要研究的問題。

當然，一定要比較的話，海昏侯出土了大量金器，財富無疑是很多的。

」圍繞著成為新聞熱點的海昏侯墓，種種推測紛至沓來，其中不免出現混亂。

辛德勇密切注意著這一切。

這本《海昏侯劉賀》也是為了「提供給考古工作者一個了解這段歷史背景的資料。

」

辛德勇說，考古新發現通常很難對歷史文獻的記載做出根本性改變

考古人員提出一些基於出土文物的猜測，與史料記載有所出入，經由媒體傳播，尤其奪人眼球。

比如孔子出生時間、製作蒸餾酒的年代、劉賀的真實人格等。

辛德勇擔憂其中會產生誤導。

「搞歷史研究的人，是很感謝考古工作者的，他們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不容易。

」辛德勇告訴第一財經。

「在北京做展覽，以及積極的宣傳，這項工作是非常好的。

不過，我覺得，有些問題的解釋要慎重、嚴謹一點。

」

「孔子出生年代的問題，出土銅鏡的銘文和之前典籍記載不一樣。

這就需要分析了：從時代上看，傳世文獻中的記載都比海昏侯墓的年代記載早。

從典籍的權威性看，《公羊傳》、《轂梁傳》等典籍都比這面銅鏡背後的銘文要權威。

」辛德勇說。

對蒸餾酒製造歷史的推測，在他看來則是有悖常理的。

「關於蒸餾器的推論，社會公眾肯定相信。

但絕大部分人一喝酒會有癮，這種技術是絕對不會輕易失傳的。

又怎麼會從1000年以後重新從西域傳入蒸餾制酒技術?」

考古實物與傳世文獻可能出現悖逆，辛德勇強調文物的研究還是要結合歷史。

「總的來說，考古新發現，大都只能起到補充細節的作用，通常很難對歷史文獻的記載做出根本性改變。

」就海昏侯墓而言：「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和文字銘文、簡牘文書，只能進一步豐富我們對西漢歷史以及其他相關歷史問題的認識，而不能甚至根本無須期望對《漢書》記載的有關劉賀的基本史實做出什麼翻案文章。

」他在書中寫道。

對史料的輕率否定其實包含整個社會的娛樂化傾向。

辛德勇坦言，自己並不知道這些推論公布的具體場景。

「或許當時考古工作者是有其他語境的，但站在新聞工作者的角度，特別希望以吸引人的方式來引用。

這還是整個文化生態的問題，如果有層次比較高的媒體來嚴謹地處理這些問題，我想層次比較高的人也會選擇這樣的媒體。

這裡面也有一個受眾習慣的問題。

」

學術界也同樣有著追逐新出土文物的風氣。

這兩年「新材料、新發現、新方法」成了很多學術會議的標題。

辛德勇覺得，新出土文獻大家搶，因為總能出成果。

真正的疑難，過一萬年也總有文章可做。

有人看不出來，只是因為沒花功夫。

「很多人覺得，誰聰明，誰能看到問題。

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誰更花笨功夫，誰能發現問題。

讓人把學問做好的，不是什麼神秘的方法。

越不想花力氣的人，越希望走捷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