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山西就是原真質樸的古中國

　「提起來自北京的劉勇，山西文史圈裡的人並不陌生。

在過去的6年中，他行走在山西的鄉村古道，沉浸在山西鱗次櫛比的古建文物之間，甚至偏遠的，淹沒於荒草中的殘碑斷碣，他也滿懷熱情去考證探究，樂此不疲，甘之如飴。

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的劉勇，是歷史學碩士，研究方向是魏晉南北朝斷代史。

說來也巧，他當年讀書時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就是關於古蒲州的，儘管當時他還沒去過山西。

這也成了他後來到山西訪古旅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2016年3月，他的《發現最美古中國：山西秘境》一書出版。

山西著名作家趙瑜為其傾情作序，讀者好評如潮。

《光明日報》這樣推薦：它不僅是一本山西文化圖書，更是人們與燦爛傳統文明連接的密碼。

在這裡，文化的魅力超越了地域的魅力；在這裡，能「發現最美古中國」。

事實證明，這雖然不是一本暢銷書，但仍然有它的生命。

這應該就是文明的氣場，是根植於血脈中的民族基因，是當下尤其需要尋找的文化歸屬感所在。

」

山西文物有原生態的保存環境

今年國慶前夕，劉勇完成了走遍山西119個縣市區的小目標，對三晉大地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和了解。

在他看來，山西文物古蹟遺產，特別是古建為主的遺產，最為珍貴的，是其相對原生態的保存環境。

這個環境包括了文物本體和周圍環境。

相對其他省份，特別是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山西的文物古蹟，包括遺址類文物遺產，尚處於相對原始自然的環境當中。

儘管這個環境有自然條件的限制，保存條件可能不如大都市裡的文物更好，但人為地干預相對也少，文物本身的滄桑感相對明顯。

這就如同老物件上的包漿，那是歲月留下的印記，是在自然環境中才有的風采。

劉勇認為，看文物前，人們一般都有一個預設的文物狀態，其中滄桑感的審美取向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如果沒有了外延環境，很多文物古蹟在現代化的建築和生活環境裡，就如盆景，精緻仍在，但味道是假的，產生不了那種身臨其境的感覺，也即文物本體失真。

劉勇說：山西就是一個巨大的完整的博物館，很多文物就那麼坦然真實地立在眼前，山水未改，四季更迭，千年風雨，氣場猶存。

石碑是研究歷史的絕佳素材

劉勇的訪古旅行，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尋找歷史痕跡。

結合傳世文獻和金石資料，歷史在這裡立體起來，鮮活起來，某種意義上，讓他更接近歷史的真相。

地上文物看山西，在鄉野的尋常巷陌，遇到幾塊古碑也算不得稀奇。

因此，很多對古文物感興趣的研究者，常常以行走的方式，在民間發現鮮為人知的東西。

劉勇就是其中之一。

他認為，山西作為華夏文明的發源地，這裡的歷史過程貫通上下5000年。

可以說，中國的歷史在山西都可以找到。

歷代的金石碑誌，包括地面上的各類石碑石碣、摩崖石刻，其實還有大量的以出土墓志銘為代表的地下金石資料。

這地上地下的金石資料都是研究歷史的絕佳素材。

由於傳世文獻的不足，現代人研究古代史多少都會感到細節的難以描述。

而這些金石資料則往往對我們研究具體歷史問題提供了實物證據。

一般來說，經過考證，這類金石資料的可信度較高。

如在交城玄中寺，劉勇發現一通元代石碣上刻著金章宗和萬松老人的唱和詩。

這兩首詩本出在北京西山，並不在山西。

經過劉勇的考證，不僅從此將京晉間元代佛教史的內容通過詩作聯繫了起來，其中涉及到金章宗、萬松老人、耶律楚材等金元時期著名歷史人物，而且這一元代版本早於著名的明《永樂大典》，具有非常可貴的版本學價值。

這類的小發現、小考證，在這幾年的訪古旅行中，劉勇已經積累了一批。

在太原純陽宮、大同明堂博物館等地，劉勇考證保存在那裡的北朝時期的墓志銘，多有心得。

他說，雖然自己不再寫長篇的論文了，但這類學術考證的基本功還是要的。

何況，又是自己的興趣所在。

最近一段時間，他還在考證最近在呂梁看到的一些碑刻，對研究定居在那裡的胡人活動和地方民俗很有研究價值。

當下，不乏對山西感興趣的文史愛好者，不算單純徒步的人，對山西人文歷史著迷的人也不在少數。

劉勇說，越來越多的人對山西有興趣，願意來山西進行文化探索，這是好事。

隨著社會進步，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思考和回補已經成為當下的趨勢。

但在這個過程中，也要辯證地看待傳統。

總的指導思想還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當然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需要進行科學客觀的研究和分析。

不能一刀切，不能說傳統的東西在現代社會都是有益的，反之，全盤否定也是過於武斷的。

旅行重在精神思考和感悟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旅遊產業不再滿足於過去初級旅遊的走馬觀花，而是向度假和深度旅遊、定製旅遊發展，就此，幾年前劉勇在《財富》雜誌中文版就發表過多篇文章闡述。

這個過程在國內旅遊市場已經日益明顯。

山西文化逐漸被社會各界關注，就旅遊業來看，正是走向追求更高精神享受的高端市場的適宜方向。

旅行和旅遊，表面上雖一字之差，但行更重在旅行全程的精神思考和感悟，而旅遊，更多是物質享受和娛樂休閒。

雖然任何旅遊行為都是文化旅遊，但如果事先不做任何功課，那麼旅遊活動也就索然無味。

談到自己和其他人的旅遊行為有什麼區別，劉勇說，自己的訪古活動是目的性很強的旅行。

在旅行的過程中，包括之後的訪古文章整理寫作等，都是必備的，絕不僅僅是單純的旅行。

當然形式也很重要，這類考察文字是在書齋里無法寫出來的。

所謂接地氣，就是要親歷，去身臨其境去感受。

這幾年，在劉勇的宣傳和推薦下，來自北京和全國各地的文化愛好者陸續跟隨他來山西訪古旅行。

他組織的這類活動，出發點是朋友之間的交流，而他自己是山西文明的記錄者，他把看到的原生態的山西文化遺產，介紹給真愛文史的人們。

大家在山西看到的，往往是在其他地方難得一見的文化現象。

而在山西又好似十分平常，這是文化遺產資源時空分布的巨大差異造成的。

如劉勇一般的鐘情于山西文史的人，通過各種渠道的傳播和宣傳，外界逐漸認識到，當下山西文化遺產的獨特和珍貴。

在跟隨劉勇在山西旅行的朋友當中，有一對80高齡的北京學者夫婦，連續三次參加劉勇組織的訪古旅行活動，對山西幾乎到了痴迷的程度。

劉勇的學術背景和職業背景，讓他選擇了在山西找到歷史的脈絡，也是在尋找真實的自己。

在這個過程中，他說自己在經歷一個輪迴。

從書齋到職場，然後拋棄物質，以巨大代價換來時間去旅行，去思考，去寫作。

現在，他感到已經在很多問題上看得更為清晰。

下一階段，劉勇會從歷史、地理、旅遊、教育等多方面，對一座山，一條河，子區域的文化遺產進行梳理記錄，細節考證，為文物保護，為文化旅遊發展提供建議。

學以致用，他認為做學問和研究應該用於當代，造福未來。

這是傳承，也是傳播。

他認為，山西文化遺產是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精華所在，認知山西，也就認識了傳統中國。

本報記者 周俊芳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