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老人與文籍為伴：「故紙堆對我有莫大的吸引力」

今年72歲的陳昆麟是一位文物專家，他從事文物考察研究工作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一直忙碌奔波，見證了聊城考古工作從無到有的發展歷程;自十幾年前退休後，他仍沒有停歇，繼續致力於心愛的文化考古工作。

這個重陽節，記者拜訪了陳昆麟老人，聽他講述了自己與文獻古籍為伴的晚年生活。

聊城第一批考古工作者 從事一線考古工作近30年

陳昆麟1943年生於高唐縣，自小熱愛文學，成績優異，一直夢想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不料高考前夕大病一場，影響了複習進度，發揮失常考入了山東大學歷史系，從此與考古結下了不解之緣。

1968年，陳昆麟大學畢業，從事教育工作。

1972年，高唐縣農民無意中發現了東魏房公墓，口口相傳時出現偏差，被傳成了「黃姑墓」。

聽說此事後，陳昆麟親自趕到古墓所在地進行考察，並寫信告知郭沫若這個發現，隨後，山東省博物館工作人員趕來進行了發掘工作。

東魏存在僅十幾年，存世的文物古蹟少之又少，這次的發現意義重大，也正因為此，陳昆麟在考古方面的才能得到重視，於1979年調入聊城地區博物館，成為了聊城地區第一批從事文物普查發掘的專業人員。

陳昆麟說，從事考古工作十分辛苦，常年要從事野外工作，由於早期專業考古人才的缺乏，僅有的幾位考古人員工作量很大，聊城各縣市無論哪裡發現了文物古蹟，他們都要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勘查，迅速研究方案，對文物進行發掘或保護。

遇到規模較大的古蹟，還需要長時間在當地居住，幾乎沒有節假日。

再加上當時人們文物意識不強，他們為了保護文物古蹟，需要跟當地村民等各方「鬥智鬥勇」，進行勸說和協商，常常忙到焦頭爛額。

也正是因為豐富的實踐工作，陳昆麟累積了大量的經驗與研究成果，主編了《文博論集》《魯西文博論叢》等，並發表了許多論文和調查報告，見證了聊城地區文化考古工作從無到有的發展歷程，也為推動聊城文化考古工作做出了貢獻。

退休後仍與文獻古籍為伴 堅持寫文著書

2003年，陳昆麟正式退休，不用到一線進行野外工作，卻也沒有像很多退休老幹部一樣享受閒暇的晚年時光，而是開始整理早年工作期間的研究成果，將他們整理髮表，同時結合實踐經驗，翻閱歷史文獻，進一步對聊城地區歷史文化問題進行考證和研究，陸續編著了《山東聊城段運河備覽》《聊城論考》等書。

《聊城論考》一書集結了陳昆麟從事文化歷史研究工作三十多年的的結晶，全書共長達幾十萬字，對聊城許多有趣的歷史問題進行了考證，理論依據充足，讀來趣味橫生，在業界引起了極大反響。

從事考古工作多年，陳昆麟寫文章十分嚴謹，為考證一個問題，他便需要翻閱大量的文獻資料。

其中，為了論證「聊城古稱東昌」這一錯誤的說法，他先後查閱了《春秋左傳注》《漢書》《元史》《東昌府志》《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等多部文獻古籍，最後論證出「聊城」之名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比元朝出現的「東昌」之名早了1800餘年，勘正了這一謬誤。

年過古稀的陳昆麟至今做論文仍然手寫，每篇論文動輒幾千字，他一邊寫作，一邊不時要查閱各種文獻古籍，常常廢寢忘食，在書房裡一待就是一整天。

他說，現如今自己做的這些都是出於對考古文化的熱愛，已經完全轉變為興趣愛好，讓他獲得了極大的精神滿足。

潛心做研究，願自己的成果能教育後人

在陳昆麟的書房內，幾個齊牆高的書架上，各種書籍文獻堆得滿滿當當，像一個小型圖書館，幾乎每本書都有翻閱的痕跡，而這只是他藏書的一部分，有些不常使用的書被放在地下室，不時還要拿出來晾曬一翻。

在陳昆麟看來，做文化考古工作，必須要沉得下心，不能浮躁，不僅要有大量的知識儲備，還要有耐心和毅力，願意吃苦。

「自己將自己的結論推翻，從頭再來，是這一行常有的事，所以急功近利是要不得的。

」陳昆麟說，這也許正是近年來，文化考古行業年輕人才缺乏的原因，再加文化考古工作十分辛苦，收入有限，因此原因投身其中的年輕人越來越少。

陳昆麟說，對自己來講，錢夠花就行，不用追求太多，而自己這份工作的意義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

「聊城處於東夷部落和中原部落交匯處，因此對研究兩種文化現象都有著特殊的意義，對研究中國古代文明也有也重要意義。

我們研究文化歷史，將成果寫成文章呈現給讀者，不僅能讓大家更了解自己的家鄉，也能教育後人，這種成就感遠超過金錢所能帶來的。

」

至今陳昆麟已經退休12年，除了參加各種會議、活動，受邀開展民俗歷史等知識講座，還定期收到報刊雜誌的稿約。

而大部分的時間，他都一頭扎進書房，與文獻古籍為伴，繼續自己鍾愛一生的文化考古工作。

「故紙堆對我有莫大的吸引力，根本停不下來。

」他打趣說道。

(記者 郭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