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就是原真質樸的古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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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來自北京的劉勇,山西文史圈裡的人並不陌生。

在過去的6年中,他行走在山西的鄉村古道,沉浸在山西鱗次櫛比的古建文物之間,甚至偏遠的,淹沒於荒草中的殘碑斷碣,他也滿懷熱情去考證探究,樂此不疲,甘之如飴。

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的劉勇,是歷史學碩士,研究方向是魏晉南北朝斷代史。

說來也巧,他當年讀書時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就是關於古蒲州的,儘管當時他還沒去過山西。

這也成了他後來到山西訪古旅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2016年3月,他的《發現最美古中國:山西秘境》一書出版。

山西著名作家趙瑜為其傾情作序,讀者好評如潮。

《光明日報》這樣推薦:它不僅是一本山西文化圖書,更是人們與燦爛傳統文明連接的密碼。

在這裡,文化的魅力超越了地域的魅力;在這裡,能「發現最美古中國」。

事實證明,這雖然不是一本暢銷書,但仍然有它的生命。

這應該就是文明的氣場,是根植於血脈中的民族基因,是當下尤其需要尋找的文化歸屬感所在。

山西文物有原生態的保存環境

今年國慶前夕,劉勇完成了走遍山西119個縣市區的小目標,對三晉大地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和了解。

在他看來,山西文物古蹟遺產,特別是古建為主的遺產,最為珍貴的,是其相對原生態的保存環境。

這個環境包括了文物本體和周圍環境。

相對其他省份,特別是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山西的文物古蹟,包括遺址類文物遺產,尚處於相對原始自然的環境當中。

儘管這個環境有自然條件的限制,保存條件可能不如大都市裡的文物更好,但人為地干預相對也少,文物本身的滄桑感相對明顯。

這就如同老物件上的包漿,那是歲月留下的印記,是在自然環境中才有的風采。

劉勇認為,看文物前,人們一般都有一個預設的文物狀態,其中滄桑感的審美取向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如果沒有了外延環境,很多文物古蹟在現代化的建築和生活環境裡,就如盆景,精緻仍在,但味道是假的,產生不了那種身臨其境的感覺,也即文物本體失真。

劉勇說:山西就是一個巨大的完整的博物館,很多文物就那麼坦然真實地立在眼前,山水未改,四季更迭,千年風雨,氣場猶存。

石碑是研究歷史的絕佳素材

劉勇的訪古旅行,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尋找歷史痕跡。

結合傳世文獻和金石資料,歷史在這裡立體起來,鮮活起來,某種意義上,讓他更接近歷史的真相。

地上文物看山西,在鄉野的尋常巷陌,遇到幾塊古碑也算不得稀奇。

因此,很多對古文物感興趣的研究者,常常以行走的方式,在民間發現鮮為人知的東西。

劉勇就是其中之一。

他認為,山西作為華夏文明的發源地,這裡的歷史過程貫通上下5000年。

可以說,中國的歷史在山西都可以找到。

歷代的金石碑誌,包括地面上的各類石碑石碣、摩崖石刻,其實還有大量的以出土墓志銘為代表的地下金石資料。

這地上地下的金石資料都是研究歷史的絕佳素材。

由於傳世文獻的不足,現代人研究古代史多少都會感到細節的難以描述。

而這些金石資料則往往對我們研究具體歷史問題提供了實物證據。

一般來說,經過考證,這類金石資料的可信度較高。

如在交城玄中寺,劉勇發現一通元代石碣上刻著金章宗和萬松老人的唱和詩。

這兩首詩本出在北京西山,並不在山西。

經過劉勇的考證,不僅從此將京晉間元代佛教史的內容通過詩作聯繫了起來,其中涉及到金章宗、萬松老人、耶律楚材等金元時期著名歷史人物,而且這一元代版本早於著名的明《永樂大典》,具有非常可貴的版本學價值。

這類的小發現、小考證,在這幾年的訪古旅行中,劉勇已經積累了一批。

在太原純陽宮、大同明堂博物館等地,劉勇考證保存在那裡的北朝時期的墓志銘,多有心得。

他說,雖然自己不再寫長篇的論文了,但這類學術考證的基本功還是要的。

何況,又是自己的興趣所在。

最近一段時間,他還在考證最近在呂梁看到的一些碑刻,對研究定居在那裡的胡人活動和地方民俗很有研究價值。

當下,不乏對山西感興趣的文史愛好者,不算單純徒步的人,對山西人文歷史著迷的人也不在少數。

劉勇說,越來越多的人對山西有興趣,願意來山西進行文化探索,這是好事。

隨著社會進步,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思考和回補已經成為當下的趨勢。

但在這個過程中,也要辯證地看待傳統。

總的指導思想還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當然什麼是精華、什麼是糟粕,需要進行科學客觀的研究和分析。

不能一刀切,不能說傳統的東西在現代社會都是有益的,反之,全盤否定也是過於武斷的。

旅行重在精神思考和感悟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旅遊產業不再滿足於過去初級旅遊的走馬觀花,而是向度假和深度旅遊、定製旅遊發展,就此,幾年前劉勇在《財富》雜誌中文版就發表過多篇文章闡述。

這個過程在國內旅遊市場已經日益明顯。

山西文化逐漸被社會各界關注,就旅遊業來看,正是走向追求更高精神享受的高端市場的適宜方向。

旅行和旅遊,表面上雖一字之差,但行更重在旅行全程的精神思考和感悟,而旅遊,更多是物質享受和娛樂休閒。

雖然任何旅遊行為都是文化旅遊,但如果事先不做任何功課,那麼旅遊活動也就索然無味。

談到自己和其他人的旅遊行為有什麼區別,劉勇說,自己的訪古活動是目的性很強的旅行。

在旅行的過程中,包括之後的訪古文章整理寫作等,都是必備的,絕不僅僅是單純的旅行。

當然形式也很重要,這類考察文字是在書齋里無法寫出來的。

所謂接地氣,就是要親歷,去身臨其境去感受。

這幾年,在劉勇的宣傳和推薦下,來自北京和全國各地的文化愛好者陸續跟隨他來山西訪古旅行。

他組織的這類活動,出發點是朋友之間的交流,而他自己是山西文明的記錄者,他把看到的原生態的山西文化遺產,介紹給真愛文史的人們。

大家在山西看到的,往往是在其他地方難得一見的文化現象。

而在山西又好似十分平常,這是文化遺產資源時空分布的巨大差異造成的。

如劉勇一般的鐘情于山西文史的人,通過各種渠道的傳播和宣傳,外界逐漸認識到,當下山西文化遺產的獨特和珍貴。

在跟隨劉勇在山西旅行的朋友當中,有一對80高齡的北京學者夫婦,連續三次參加劉勇組織的訪古旅行活動,對山西幾乎到了痴迷的程度。

劉勇的學術背景和職業背景,讓他選擇了在山西找到歷史的脈絡,也是在尋找真實的自己。

在這個過程中,他說自己在經歷一個輪迴。

從書齋到職場,然後拋棄物質,以巨大代價換來時間去旅行,去思考,去寫作。

現在,他感到已經在很多問題上看得更為清晰。

下一階段,劉勇會從歷史、地理、旅遊、教育等多方面,對一座山,一條河,子區域的文化遺產進行梳理記錄,細節考證,為文物保護,為文化旅遊發展提供建議。

學以致用,他認為做學問和研究應該用於當代,造福未來。

這是傳承,也是傳播。

他認為,山西文化遺產是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精華所在,認知山西,也就認識了傳統中國。

感謝周俊芳女士的採訪。

本文發表於《三晉都市報》2017年11月30日A9版。

來源:和劉勇穿越人文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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