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甲骨文研究的晚清學者群像

左圖為國家圖書館展出的甲骨，此版卜辭記錄貞問燒燎三頭豬、三頭羊，剖解五頭牛以對河神進行祭祀之事。

羅振玉根據考釋的甲骨文創作的對聯：三德六行大學教、五風十雨康年占（註：甲骨文的「十」，像一根用於記事的垂懸的繩子）。

羅振玉

發現甲骨

出土之地——安陽

羅振玉祖籍為浙江上虞，1866年，他出生在江蘇淮安。

羅振玉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一位十分特殊的人物，在諸多學術領域中，他有著開創之功和奠基之勞。

但後來羅振玉以清朝遺民自居，追隨末代皇帝溥儀，並出任偽滿洲國監察院長。

他的這樣一段歷史也多為後人詬病。

不過，在政治上的「失足」，並不能否認他對中國歷史研究和傳統文化保護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1902年，自從在劉鶚的家裡接觸到刻有上古文字的甲骨後，他就對此特別留意。

1907年，羅振玉進入清朝學部後開始收藏甲骨，並深感其珍貴，為此大量搜求，個人畢生收藏甲骨達三萬餘片。

羅振玉在甲骨文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則是探明了甲骨出土之地：安陽小屯村。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學者的注意後，古董商為了謀取高利，隱瞞了真實的出土地。

羅振玉為了找到甲骨的真正出土地，數年之間多方探詢，終於在1908年得出甲骨確切的出土之地在河南的安陽洹濱的小屯村。

之後他於1909年和1910年兩次派胞弟羅振常和妻弟范兆昌去安陽小屯村收集甲骨，「雖龜屑不令遺。

」

有了大量的甲骨，羅振玉開始了系統的考證甲骨文，在1910年出版的《殷商貞卜文字考》中，他釋出單字近三百個，1915年在《殷虛書契考釋》中釋出單字近五百個。

1916年，他還將未識別的卜辭中的千餘字編成《殷虛書契待問編》，供大家探討。

1920年，年逾五十的羅振玉寓居天津，由於對甲骨文研究的逐漸深入，此時的他在書法上風格為之一變，由篆而人甲骨，不斷臨寫揣摩，並用考釋的甲骨文字編集楹聯，短短的3天時間，居然撰寫了一百多副對聯。

1921年，羅振玉將這些楹聯整理成《集殷墟文字楹聯》，由此開創了甲骨文書法。

羅振玉在搶救、保護古代文物和文獻上的貢獻，除了收藏整理甲骨，最令後人津津樂道的，則是羅振玉將內閣檔案從書攤上三倍高價買回的故事。

1909年，清朝內閣大庫突然崩塌一角，有人奏稱，大庫中無用舊檔太多，請予焚毀，朝廷居然同意了這個請求。

恰在此時，內閣大學士兼學部大臣張之洞打算成立京師圖書館，特地委派羅振玉到內閣大庫挑揀書籍典冊。

羅振玉緊急上奏請求保存這批待銷毀的檔案，最終這些檔案獲准交由學部圖書館管理。

1921年前後，北洋政府財政艱窘，便命令歷史博物館將放置在故宮的檔案分兩次作為廢紙賣出。

一天，羅振玉赴京辦事，偶爾發現有人在書攤上出賣《洪承疇揭帖》和《高麗王進貢表》等古籍。

追尋之下，他得知早先搶救下來的「大內檔案」被賣了。

在又氣又急下，他當機立斷，以三倍的高價一舉買回了這批檔案。

王國維

用甲骨文

考證《史記》

在提及羅振玉的甲骨文研究時，不得不提到另一個人：王國維（1877-1927）。

他們曾是莫逆之交，相互扶持，並各自成就了流傳後世的學問。

20世紀初的上海，是各種新學與新知匯聚的地方。

22歲的王國維在汪康年、梁啓超主辦的《時務報》任抄寫與校對。

此後不久，《時務報》因言辭激烈被查封，主辦東文學社的羅振玉因賞識王國維的才華，便讓王國維到東文學社學習日文兼做雜務，此後的交往中，對彼此才能都很欣賞的兩人也迅速成為至交。

1911年11月，羅振玉和王國維聯袂東渡日本。

羅振玉將他收藏的圖書、甲骨器物帶到了日本，王國維的興趣本來在西方哲學，到這時轉向了國學。

也正是在這個階段，羅振玉和王國維開始了學術上的討論和思想上的真正交流。

他們都對甲骨文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不過，兩人的研究側重點略有不同，羅振玉比較倚重對甲骨文的釋析，而王國維則是通過這些文字的背後來考證殷商時期的社會歷史。

西漢司馬遷所著的《史記·殷本紀》中，記載商朝第一位國君成湯居住在一個叫「亳」的地方，王國維從甲骨卜辭所刻的200多個地名中，找到了包括「亳」在內的「雍」、「曹」、「杞」等8處地名。

後來，王國維寫出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不久，他又寫出一篇《續考》。

在這兩篇著作中，王國維考證了王亥、王恆、上甲等先公先王，證明史書的記載大體不誤，還糾正了《史記·殷本紀》中報乙、報丙、報丁等在排列次序方面的錯誤。

王國維做學問的最大特點，是不局限於甲骨文字本身的研究，還把古文字學與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對照歷史，他創造並完善的研究方法「二重證據法」，對中國近代史學史研究影響深遠。

1916年，王國維回到國內。

3年後，羅振玉也從日本回國。

回國後，羅振玉為了在政治角力中勝出，力邀王國維加入朝廷，但王國維無意於爾虞我詐的官場，多次拒絕了羅振玉的邀請。

於是兩人之間開始出現裂痕，再加上因為兒女結為親家後生活瑣事上的紛爭，最終導致兩人分道揚鑣。

1927年，五十知天命之年的王國維在昆明湖沉湖自殺，當羅振玉聽到噩耗後，沉痛地說道：「靜安以一死報知己，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

」

在王懿榮、劉鶚、羅振玉以及王國維等人的努力下，中國甲骨文研究呈現蓬勃發展之勢。

1928年至1934年，另一位甲骨文研究學者董作賓8次主持或參加殷墟的發掘，他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劃分為5個時期，使甲骨文的研究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

上世紀20年代，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也積極從事甲骨文研究，出版了《卜辭通纂》等書籍，晚年他主編的大型甲骨文彙編《甲骨文合集》，被譽為新中國古籍整理的最大成就。

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董作賓（字彥堂）以及郭沫若（字鼎堂）四人因為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巨大成就，被譽為「甲骨四堂」。

著名文字學家唐蘭在《天壤閣甲骨文存》序中說：「卜辭研究，自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

」

補白

「甲骨文」

名稱的由來

在最開始的研究中，劉鶚、孫詒讓、羅振玉等學者對甲骨文的叫法均不相同。

甲骨文是以龜甲和獸骨組成的，字就刻在這些龜甲和動物骨頭上。

最初的收藏研究者，直接以質料來命名。

劉鶚因為買到的龜版居多，所以就稱甲骨文為「龜」。

孫詒讓稱「契文」，是因為這些文字是用刀刻的，這是按文字書寫的方法命名，羅振玉的書也叫《殷墟書契》。

再有就是按照甲骨文的內容命名，因為上面的內容大部分都是在祭祀占卜，所以羅振玉有一本書叫《殷商貞卜文字考》，「貞」在商周兩代的意思，就是占卜。

上世紀20年代初，陸懋德發表了一篇《甲骨文之發現及其價值》的文章，這是「甲骨文」這3個字第一次出現。

1924年容庚的《甲骨文之發現及其考釋》及1925年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一文中，「殷墟甲骨文字及其書目」部分等均沿用了這一稱呼，1930年董作賓的《甲骨文研究之擴大》，1931年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等也都以甲骨文命名其書或其文。

甲骨文這個叫法，從此廣為人們接受。

甲骨文怎麼認？

甲骨文與商代的占卜活動密切相關。

甲骨問卜的主要人物有3個，分別是需要占卜的商王、貞人和卜人。

先由貞人問卜，說明卜問的內容；然後再由卜人用燒紅的木炭之類的東西在甲骨鑽鑿處燒灼，使其在正面出現卜字形裂紋；最後由商王很據卜兆的形狀判斷凶吉。

甲骨文有完整的內容和形式，分為四個部分，它一般包括敘辭（敘述占卜的時間和占卜的人物）、命辭（記錄所卜問的事情，是卜辭的中心部分）、占辭（記錄觀看兆辭的人根據卜兆判斷凶吉的預言）、驗辭（實際應驗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