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背後的故事（五）

甲骨文背後的故事（五）

在羅振玉對甲骨文的研究已經達到了新的高度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的同時，在他的影響下，又一位更傑出的古文化研究的巨人已經站立起來，他就是比羅振玉要小接近一旬的王國維。

王國維也是浙江人，和羅振玉是同鄉。

自從兩個人相識之後，便有了幾十年的交往。

更為特殊的是，王國維不僅是羅振玉的學生，還是他的兒女親家。

所以說，王國維與羅振玉，兩人一生關聯甚深。

1898年，羅振玉在上海辦農學社和東文學社，王國維其時正在上海時務報館當雜工，一日，羅振玉偶然看到王國維寫於摺扇上的詠史絕句，極為欣賞，認定此人日後必成大器。

那年王國維21歲，羅振玉33歲，兩人此後多年都不曾分開。

羅振玉去蘇州做師範學堂監督，王國維同去任教；羅振玉入京任學部參議，在其保薦之下，王國維也一同入京做了學部圖書編譯局的編譯。

辛亥革命之後，兩人均留戀帝制，不願改朝換代，於是二人一同東渡日本。

在流居日本的這段時間裡，王國維和羅振玉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一起相處的，他們由此也開始了學術上的討論和思想上的真正交流。

利用羅振玉私人圖書館的大量資料，他們朝夕相伴，共同探討學術問題，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此期間他們對古代的封泥產生了興趣，封泥就是在扎捆簡牘的絲繩兩端或是交叉的地方用黏土固定封存，並在黏土上鈐印以備驗證，這塊蓋有印章的泥土就被稱作封泥。

由於簡牘易腐爛很難保存完整，就更不要提封泥了，所以，能見到的封泥都屬於極其珍貴的文物。

羅振玉以其學術的敏感與前瞻性，曾經收集了一些這種封泥，而王國維在前期也寫了《封泥考略》《齊魯封泥集存》兩篇關於封泥的文章，頗有影響力，於是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投入到對封泥的研究當中。

當時中國的很多珍貴文物都被倒賣到外國，有一個研究漢學的匈牙利學者沙畹就藉助這些從中國掠得的簡牘著書立說，並把其中一本未出版的書寄給王國維。

在拜讀了這本書後，他們發現書中有很多遺漏和錯誤之處，這樣他們就決定對這本書校改，進行分工合作，終於歷經三個月的精心研究，著成了《流沙墜簡》一書，全書共分三卷。

羅振玉負責其中的小學、術學、方伎及殘損或字跡不清簡牘的考釋，王國維則專門對記述有漢代屯戍邊軍事方面內容的殘損簡牘進行考釋。

這是他們相識15年來的首度合作，可謂是一朵共同培育的學術奇葩。

　　

與此同時，他們對甲骨文的研究產生了極為濃烈的興趣，在羅振玉所搜集的甲骨文中，他們真正感到對甲骨文的考證與釋析的重要性，但他們研究的側重點是略有不同的，羅振玉比較倚重對甲骨文的釋析，而王國維則是通過這些文字的背後來考證殷商時期的社會歷史。

羅振玉深感自己擁有這些甲骨，研究甲骨文是責無旁貸的事情，於是在他精心的編撰下，經過數十天的閉關撰寫，終於完成了《殷虛書契考釋》的初稿，並邀請王國維與其共同商討，進行修改，而通過王國維對書稿的錘鍊，自然使得書稿的文字更趨成熟與完美。

在這本書的成書過程中，他們通過各自觀點的鮮明透析，為後來學者研究甲骨文奠定了基礎，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得出，這是羅、王通過傾力合作成就的學術成果，也是後世一直稱讚的「羅王之學」。

　

後來二人由君子之誼進而結為兒女親家，但在1927年，王國維長子在上海病逝，羅振玉未打招呼就直接把病逝者的妻子，自己的三女兒帶回了羅家，據說正因此事，兩人友情斷絕。

就在二人割袍斷義的那年5月，王國維在頤和園投昆明湖自盡。

坊間傳說紛紛，猜測王國維之死與羅振玉有著直接關係。

大多以為兩個人友誼的斷絕讓王國維的心靈受到重創。

但是，他們雙方關係的裂縫不是一日形成的，王國維先後經歷喪子之痛、失友之痛，最後再來的，可能也是最大的哀痛，就是他心中的失國之痛，他也是屢受打擊，才會走上輕生之路的吧。

王國維的死，使中國失去了一位名冠中西的學者，無疑是學術界的重大損失。

特別是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更是不可彌補的損失。

王國維在甲骨文研究上的最大貢獻就是在羅振玉對甲骨文字釋義的基礎上，開始運用它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這是一個極大的突破。

正式通過他的深入研究，讓我們詳實地了解了商代的歷史以及它的典章制度。

如果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那麼王國維對甲骨卜辭的研究則是新史學的開山。

王國維是使甲骨卜辭成為一種新的學問的奠基人之一。

通過王國維的自述我們就可以窺見到他對甲骨文研究上的卓越貢獻。

他曾寫道：「辛壬之交初抵日本，與叔言參事整理其所藏書籍，殆近一年，此時無書可讀，故得詩二三十首。

嗣是以後始得重理舊業，數年零星纂述共得四十餘卷，皆系小品，且涉各方面，無足以就正宏達者。

惟有一二事堪以奉告者，叔言前撰《殷墟書契考釋》，於殷先王之名已十得八九，前年維復於甲骨中考得王亥一人（即《史記·殷本紀》之振、《世本·帝系篇》之核、《作篇》之賅。

）乃與《大荒經》稱正同。

今年復考上甲微以後六世，系統與《世本》略殊。

後復見一骨折為二者，合之，乃證明此事。

」

王國維在研究甲骨文的過程中形成了很多著述。

諸如《哈同氏之壽堂所藏殷虛文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論》、《殷墟卜辭所見地名考》、《鬼方昆夷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古史新證》等等。

其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以及《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是我國甲骨學發展成為一門成熟學科的標誌，也為王國維本人奠定了在這個學科中的領先地位。

在王國維所處的時代，他能用考古發現來舉證古史，將地下出土的實物與古籍上的記載互相參照，互相印證，擴大了人們對古代社會認識的視野，學術上得到了很大的收穫，在研究方法上也顯示了獨特的創新特色。

《殷周制度論》是繼甲骨文發現了殷商世系之後，進一步對商周社會制度的研究。

這篇文章說明了王國維已能跳出單純考釋文字的罺臼，運用甲骨文與古文獻資料相印證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和政治文化制度的演變。

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王國維的甲骨文研究已經不再局限於古文字學的範圍，而是著眼於歷史文化制度的考據和研究。

這篇文章還表明了王國維已經開始運用歷史發展的觀點來考察殷周社會，這是一個很有思想很有創見研究成果。

但是，最讓人們沒有想到的是，王國維還是延續了甲骨文研究大師們難以逃脫的悲慘命運，他最後也走上了自殺之路。

他的死，又讓人們聯想到王懿榮和劉鶚先後離開的情形，這難道就是研究甲骨文的大師們的最後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