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的特別之處

宿白近照 李韻攝

「我這些東西也沒什麼特別的嘛。

」每當問及學術成就，宿白總是擺擺手。

北京藍旗營，普通的住宅，不大的房間，老式沙發，木頭桌子，一切就像宿白的口頭禪那樣——「沒什麼特別的」。

只有滿屋的考古書籍、考古報告提醒著記者，眼前這位面容慈祥的老人，正是中國考古學界的泰斗級人物——宿白。

雖然之前有過電話溝通，但說起考古生涯，老先生還是連連退縮：「都是些該做的事兒，沒什麼好採訪的啊。

」面對記者不依不饒的「糾纏」，宿白笑了，開始用略帶東北味兒的口音講起了自己的「想當年」。

博採眾長

1922年，宿白出生在遼寧瀋陽。

同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即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1918年初創，1921年稱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後改稱北京大學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始稱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1952年停辦）成立考古學研究室。

四年後，山西夏縣西陰村進行了首次由中國學者獨立主持的田野考古發掘。

六年後，著名的殷墟發掘工作開始。

20世紀20年代，中國考古學初創，宿白「應時而生」。

「1940年，我進北大讀書，當時覺得歷史很有意思，就報了歷史系。

」70多年前的往事宿白依然記憶清晰，「本科畢業後就到了文科研究所考古室讀研究生。

」

北大當時名師濟濟，歷史系有研究中外交通史的馮承鈞，中文系有古文字學家容庚，哲學系有湯用彤講授佛教史和魏晉玄學。

年輕的宿白想文史哲「通吃」，於是經常跑去聽外系的專業課。

後來，他在古代城市、墓葬、建築、佛教考古、版本目錄學、印刷史等多個領域取得成就，無不得益於此。

「為什麼要從歷史轉到考古？」這個問題似乎有些難於回答，宿白想了一會兒道：「考古就是歷史呀，考古學就是為歷史服務嘛。

」

中國考古學界私下流傳著一句話：「古不考三代以下」。

一些學者認為，新、舊石器時代與夏商周三代才是考古學的「正宗」，將秦漢以後推給歷史學家。

宿白沒有這種狹隘的窠臼，也從不讓自己的研究為此所限，將歷史與考古結合，正是他的研究目標。

「當時的考古室由裴文中先生負責，」宿白閉目回憶，「我經常跟著裴先生出去做地面調查，在北京周邊跑了不少地方，也做一些小規模的試掘工作。

」

憑藉多元的知識背景，加上豐富的實習經歷，宿白雖未及而立之年，卻迅速成為中國考古學隊伍的中堅力量。

奠基之鏟

宿白的考古生涯「第一鏟」，是在河南禹縣白沙墓群。

1951年，淮河支流潁水上游要修建白沙水庫，庫區內各類遺址的搶救性發掘緊鑼密鼓。

當時參與的發掘單位有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員會白沙工作隊、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即現社科院考古所，成立於1950年8月1日，是中國科學院建院伊始組建的研究所之一，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考古研究所歸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白沙發掘隊和中央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國家文物局前身）工作隊，宿白屬於第三支隊伍。

「我們來到白沙工作是在1951年底，第二年的春節都是在工地度過的。

」宿白回憶。

關於這「第一鏟」的感受，宿白的回答簡潔直白：「雖然說是第一次，其實發掘的時候也顧不上什麼興奮了，都是工作嘛，認真做起來就什麼都想不到了。

」

對這位老一代考古學者來說，田野發掘不是有趣的經歷，而是一份嚴謹的任務。

聊起具體工作，宿白的話漸漸多了起來。

「我的第一個任務是一個漢代磚室墓，那時正值冬季，但在深埋於地下的墓穴中竟也未覺寒冷。

大概是因為禹縣屬河南中部，氣候比較溫暖吧。

當時大家的熱情很高，很專注，也就不覺得冷了。

」

1951年11月，修築水庫的工人在取土時又發現了一個磚砌墓頂，這就是宋代趙大翁家族墓中的第一座，隨後又發現了兩座。

宿白告訴記者，當時的隊伍可謂匯聚多方力量，除負責實際發掘的文物管理局、歷史博物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人員外，還有來自中央美術學院、人民畫報社的同志負責臨摹壁畫和拍攝彩色照片，後來古代建築修整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前身）也派遣工程師參與到宋墓的拆除轉移工作中。

1952年1月中旬，發掘工作結束。

如果說田野發掘是考古學的基礎，發掘報告則是將基礎材料與研究相連接的橋樑。

1957年，宿白執筆的發掘報告《白沙宋墓》出爐，成為新中國考古報告的奠基之作。

當時，歷史考古學草創，研究方法與報告編寫無例可循，宿白在書中確立起一套開創性的標準，即嚴格區分報告主體與編寫者的研究，報告主體要客觀、忠實、完整地記錄，不能為了自己的學術觀點隱瞞遺漏材料；正文之外以注釋的形式交代材料出處或討論零散問題，使報告內容更加嚴謹豐富。

《白沙宋墓》出版至今，已逾五十載，在學界仍極具影響。

考古學家徐苹芳曾說，宿白的治學方法是「小處著手，大處著眼」，在踏實收集田野與文獻材料的基礎上，從中國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革的大方向上考慮，終成考古學界的一代宗師。

兩次入藏

1959年和1988年，宿白兩次入藏，留下大量記錄材料與研究文章。

20世紀50年代，國家希望對全國的文物狀況做一次普查。

「當時其他省份的材料都有了，西藏解放得晚，就差這裡了。

所以，1959年，中央文化部就組織了一個西藏文物調查組，從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歷史博物館等單位抽調了不少人。

我是調查組的成員。

」宿白這樣描述自己的第一次西藏之行，「我們當時坐汽車從藏北進入藏區，經過了拉薩、山南、日喀則，去了不少地方，跑了半年多。

」

1959年的這次實地走訪成為西藏歷史上第一次正規的文物調查。

調查期間，留下的文字記錄、測量數據、繪圖與照片成為研究藏傳佛教的重要材料。

「文革」中，很多寺院被毀，調查組在1959年留下的資料更顯彌足珍貴。

當被詢問起調查中有無身體不適時，宿白略顯得意：「我還真沒遇到這種情況。

不過當時一起進藏的同志有些高原反應很嚴重，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好。

」他告訴記者，調查期間每個人每天都要做大量筆記，藏區條件有限，沒有合適的測量儀器，就用腳量，用眼測，最後繪製出寺院的平面圖和立面圖。

「第二次進藏是在1988年，西藏的同志告訴我，近三十年來部分寺院損壞嚴重，讓我趕快整理之前的調查筆記，以備日後重建文物時作參考。

」宿白解釋他的另一部名作——《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的由來。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不僅記述了西藏地區的寺院建築、佛教文書，而且對甘肅、青海、內蒙古以及內地部分地區的藏傳佛教遺蹟進行了考察研究，開創了中國藏傳佛教考古的先河。

宿白在前言中寫道：「寫的時間，實際也是我讀書學習的時間，邊讀邊寫，臨時抱佛腳，差錯難免，只盼能有益於以後的工作，也就不顧及其他了。

」話很謙虛，但學界一直將其視為藏傳佛教考古的經典之作。

先生之風

從校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到與長廣敏雄關於雲岡分期的爭論，從著名的「敦煌七講」到出版《中國石窟寺研究》一書，宿白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踏出了一條以考古學方法對石窟進行科學記錄與研究的道路，成為中國石窟寺考古學不折不扣的開創者。

1957年，宿白帶領北大考古系學生在河北響堂山石窟進行測繪與記錄，隨後，又陸續在甘肅敦煌、新疆克孜爾等多個石窟開展教學實習，在保存重要學術資料的同時，也為考古學界留下了一段段師生佳話。

採訪中，巧遇宿白的一位高足——安家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當今考古界主心骨級的專家。

作為宿白79級的碩士研究生，聊起和恩師在敦煌石窟做調查的經歷，安家瑤有很多故事要講：「宿白對學生很嚴格，我們在石窟里做調查的時候，天天都要寫記錄、畫圖，老師還要把記錄收上去批改，連字寫得不端正都批評，天天如此。

」

聽到學生的「抱怨」，宿白笑了：「做老師的，當然要對學生嚴格要求，要負責任嘛。

」

嚴師出高徒，僅在石窟寺考古方面，宿白就培養出了眾多優秀弟子。

多年後，他們都在各自的研究崗位上做出了一番新天地。

樊錦詩，敦煌研究院院長，20世紀50年代末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習，1962年在宿白的帶領下來到敦煌石窟調查實習，從此便深深愛上了這片土地。

她在接受採訪時說：「宿白提出運用考古學全面記錄的方法為石窟保存科學的檔案資料。

我來敦煌就是運用老師傳授的知識，完成老師交代的任務。

」

2006年，在敦煌工作了四十餘載的樊錦詩，終於完成了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第一卷的初稿，急忙送到北京交給老師過目。

然而，宿白卻不滿意，只好拿回去修改，如此反覆幾次，才得到了恩師首肯。

所以，這本報告直到2011年才最終出版。

嚴謹治學，宿白不僅親自實踐著對學術的承諾，也始終這樣要求著自己的學生。

田野能力過硬，文獻功底也不能差，宿白希望自己的學生成為「全才」。

韋正，宿白2002級的博士研究生，已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的他，說起當年老師對自己的教導，仍然感慨良多。

韋正告訴記者，剛到北大，宿白來宿舍里了解新生情況，看到書架上有一套《資治通鑑》，就讓他讀這個。

「每周都要讀，每周都要匯報。

當時覺得壓力特別大，不過現在受益無窮。

」

對於讀史書，安家瑤也說：「老師要求我們天天讀史書，讀的時候可能記不住什麼，但一旦遇到相關的遺蹟遺物就會馬上回想起來。

」

「那你現在還讀嗎？」宿白突然插話問道。

「讀的讀的。

」這位已是花甲之年的學生連忙從沙發上欠起身子回答。

人生導師

宿白的「要求」不單在專業學習和研究中，在生活細節上，他也經常「管閒事」。

在弟子心中，跟宿白學知識，學方法，也學如何生活，如何做人。

「他就像一個家長。

」安家瑤這樣評價老師宿白，「學習他要管，日常習慣也要管。

先生嚴格要求我們，自己也身體力行。

」她告訴記者，出去實習，宿白和學生們一樣到食堂打飯，從不開小灶。

有人想請發掘隊吃飯，他也極少答應，在他看來，考古發掘是腳踏實地的工作，不是吃吃喝喝拉關係。

「對於發掘地的規章制度，宿白嚴格遵守。

」安家瑤講了這樣一件往事：他們在敦煌實習時，住在研究所宿舍，吃飯在職工食堂。

當時，實習隊里有一個叫菅谷文則的日本留學生，按照規定，所里的宿舍和食堂不向外國人開放，他只好住到敦煌縣城，吃飯也只能在外邊的小店解決。

當時，如果宿白動用自己的影響力，完全可以為他走走後門，但他說規定就是規定，不能因為是自己的學生就破壞。

「菅谷當時住得是夠遠的。

」聽到這裡，宿白感慨道，語氣中充滿歉意。

但這種嚴守規定、不搞特殊化的做法不僅得到了菅谷的理解，也贏得了大家的尊重。

「面對這樣嚴格的老師，學生有了不同意見該怎麼辦？」記者問。

安家瑤坦言：「他對學生管得很嚴，但從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

」

宿白插話：「有不同意見就討論唄。

」

「他不認為自己的觀點就是定論，一直鼓勵學生有新想法，只要能找到確鑿證據證明想法，他都會接受。

」安家瑤說。

謙虛做人，嚴謹治學——這是宿白畢生的信條。

如今，桃李滿天下的宿白已不再收徒，但還是有很多考古學、人文專業，乃至其他學科的學生去閱讀他的經典著作，思考他的研究方法，傳講他的為學故事。

記者想讓宿白對現在的青年學生說一點寄語。

老先生閉目冥思了一會兒，語重心長地說：「一定要珍惜做學生的時光，多讀書。

想做其他事情，畢業之後有的是時間，但可以踏踏實實讀書的時間只有學生時代，過了就沒有了。

所以一定要抓緊時間，多讀些有用的書。

」（本報記者 李 韻 本報通訊員 呂 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