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件價值不菲：2015年出土了什麼寶貝

編者按：2015年，中國陸地考古及水下考古收穫頗豐，驚喜連連。

究竟這些考古新發現有哪些特別之處？文物的背後又有什麼歷史故事？讓我們一一回顧。

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1萬餘件珍貴文物

2011年3月，江西省文物部門接到群眾舉報，在南昌市新建縣大塘坪鄉觀西村老裘村民小組東南約1000米的墎墩山上，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盜掘，南昌西漢海昏侯首次進入考古專家視野。

經過近5年的考古挖掘，這座2000多年前的海昏侯墓葬的神秘面紗被緩緩揭開。

考古中已經出土1萬餘件文物，特別是海昏侯墓及其車馬坑出土的9000餘件文物，形象再現西漢時期高等級貴族的生活。

數以千計的竹簡和近百版木牘，使多種古代文獻在2000年後重見天日，是我國簡牘發現史上又一次重大發現；出土的整套樂器，包括兩架編鐘、一架編磬、琴、瑟、排簫、笙和眾多的伎樂俑，形象再現西漢列侯的用樂制度；出土的偶車馬，為西漢列侯的車輿制度作了全新詮釋；出土10餘噸五銖錢，約有200萬枚。

其中，考古人員在西室發現了一組漆器屏風和兩塊馬蹄形狀雞蛋大小的金器尤為引人關注。

屏風表面寫有孔子生平的文字，並繪有孔子畫像。

考古專家表示，這可能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早的孔子畫像。

這將為研究孔子的實際形象提供珍貴的實物資料，也從側面印證了西漢時期統治階層獨尊儒術的景象。

「丹東一號」沉艦身份被確認

2013-2015年，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和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組織實施了「丹東一號」水下考古調查項目，在全面梳理甲午海戰檔案史料的基礎上，運用多波束、磁力儀等海洋物探設備，按照水下考古規程要求，經過物探調查、重點調查、水下試掘等艱苦的工作，在遼寧丹東港海域發現並確認了「丹東一號」沉艦。

經專家確認，遼寧丹東港海域發現的「丹東一號」沉艦應為1894年甲午海戰中北洋艦隊的致遠艦。

這是近年來中國水下考古的一項重大成果，為中國近代史、甲午海戰和世界海軍艦艇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考古實物資料。

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主任柴曉明說，「丹東一號」水下考古調查項目是首次大規模系統開展的近現代水下考古工作，由此開啟了中國水下考古的新篇章。

秦兵馬俑坑第三次發掘有新收穫：首次發現最完整弓弩

秦兵馬俑坑是秦始皇的陪葬坑，由一號、二號、三號坑和兵馬俑坑組成。

其中，秦俑一號坑共分為27方，有11個過洞。

自2009年開始的秦兵馬俑一號坑第三次發掘，新近有重大考古收穫，首次發現最完整的一件弓弩，尤其是弓弩上「檠」發現更為重要，此前見諸於史書，並未見過實物。

2015年2月，一張較為完整的弓弩在第11過洞被發現，難得的是其清晰的弓弦系秦俑考古中首次發現。

這個弓弩的發現，釐清了以前人們對檠（讀音：qíng）木的不正確認識，在以前的考古發掘中，雖然檠木也有所發現，但人們或將之認為是弩的輔助杆，或認為是韜的撐木。

這次發現使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頓開茅塞，考古學家認為這個長方體的木條，應該就是古文獻中的檠，通過三個小孔用繩將檠與弓縛綁在一起，再用一個短的撐木支撐，形成一個三角形，將弓固定，使弓在鬆弛的狀態下保持不變形，另外也可以防備因不測的外力造成弓體損壞。

而在作戰時，則將檠木去掉，張弓迎敵。

周口店遺址發現「北京人」用火新力證

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周口店龍骨山。

1929年中國古生物學家裴文中在此發現原始人類牙齒、骨骼和一塊完整的頭蓋骨。

並找到了「北京人」生活、狩獵及使用火的遺蹟，證實50萬年以前北京地區已有人類活動。

考古學家開始在這裡發掘，發現了距今約60萬年前的一個完整的猿人頭蓋骨，定名為北京猿人。

今年7月，北京周口店遺址對外公布了2011-2014年周口店遺址第1地點（猿人洞）搶救性清理髮掘成果及2015年發掘計劃。

第1地點（猿人洞）是周口店遺址的心臟，是遺址最具科學價值的標誌性堆積體，是第四紀地質學剖面的代表性遺蹟，保存了遺址最完整的地層序列和豐富的科學信息。

本階段發掘共出土可鑑定標本上萬件，並找到了「北京人」用火的最新力證。

據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介紹，猿人洞第4層位是前人記錄中的「灰燼層」，其間不僅有「北京人」用火證據的存留，亦有石製品與動物化石的大量出土。

但近30年來，部分西方學者質疑「北京人」用火及保存火種的能力。

湖北襄陽發現27座古代磚室墓:墓主人或與南朝梁國皇室有關

2015年11月16日，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襄城區余家湖社區實施文物勘探時，發現了27座六朝隋唐磚室墓，經初步發掘整理出土文物70餘件，有銅、銀、鐵、陶、瓷、玉石器等，有紀年磚和畫像磚萬餘塊，其中東晉紀年墓和南朝畫像磚墓彌足珍貴。

東晉紀年墓磚室長2.2米、寬0.66米、高0.55米。

墓磚側面有「泰（太）元廿一年韓墓」銘文。

「泰元廿一年」即公元396年，為東晉武帝司馬曜年號。

該墓還出土了東晉時期的銅鏡、瓷盤口壺、陶罐、陶碗等文物。

南朝畫像磚墓磚室長7米、寬3米、高3米，由甬道和墓室兩部分組成，墓室北部設有棺床。

其建築用磚質地細膩，敲擊時有金屬聲，燒磚所用陶土是經過淘洗沉澱之後選用的。

每塊磚上都有模印紋飾，內容有龍、虎、朱雀、玄武、千秋萬歲、郭巨埋兒、供養人、侍女、博山爐、蓮花、瓶草、忍冬等。

這些儒、道、佛題材的畫像磚，反映了當時統治階級以儒教治國，同時流行道教神仙思想，並大力提倡佛教的社會現實。

考古人員介紹，襄陽是南朝畫像磚墓除南京外出土最集中的一個地區，這是由當時襄陽的歷史地位決定的。

自東漢末年起，襄陽便是全國區域性中心城市。

寧夏搶救性發掘29座古墓 內含獅身人面像等隨葬品

寧夏考古人員對前期勘探的29座古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經考古驗證有漢代墓葬6座、北朝—隋唐墓7座、明清墓16座，並出土了獅身人面石雕像和武士俑等一批珍貴隨葬品。

此墓地是「絲綢之路」（寧夏段）上的著名墓葬群，考古發掘最早始於1982年，已陸續發掘北周及隋唐時期的大、中、小型墓葬共計60餘座，其中著名墓葬有北周柱國大將軍、原州刺史李賢夫婦合葬墓及柱國大將軍田弘墓，出土了大量蜚聲中外的反映絲綢之路文化交流與民族遷徙的珍貴文物，如鎏金銀瓶、玻璃碗等。

其中，編號為M3的唐代墓葬出土了一組精美絕倫的石刻雕像，共9件。

考古人員初步確定石雕系漢白玉石質，均帶四方底座，內容有獅身人面像、鎧甲武士俑、馬俑、獅獸、駱駝俑等，石材光澤圓潤溫純，雕刻工藝精巧細膩，線條簡潔流暢而不失生動，造型高大厚重且比例和諧。

獅身人面造像和武士俑的雕刻工藝更是精湛，形象逼真。

石雕獸面的造像風格和駱駝俑的發現具有濃郁的西域特徵，在全國同期墓葬中罕見，且石雕材質北方罕見，為研究隋唐時期的貨運流通提供了一定的佐證。

廣東南朝隋唐墓葬群 土坑墓墓制形式罕見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員2015年9月對武深高速韶關仁化縣城口鎮一處施工現場附近古墓葬群，啟動搶救性發掘。

發掘面積2200多平方米，共發掘出21座古墓，多為南朝到唐代的墓葬，也有零星東晉和宋代墓葬。

青磚上發現有陰刻文字，可惜年代久遠，字跡漫漶不清，連專業考古人員都難以辨識。

負責人介紹：「21座墓葬中，磚石墓13座，土坑墓8座，目前並未發現有墓誌等能證明墓主人身份的物品。

這批墓葬群中出土的隨葬品主要是陶瓷器生活用品，包括罐、碗、杯以及少量碟、壺等，共50餘件。

」

一些土坑墓的墓制形式還是非常罕見的這處墓葬群應當與錦江在古代的重要交通地位息息相關。

錦江在歷史上曾是溝通珠三角和北方中原地區的重要通道。

甘泉宮考古成果：羋月在這裡誘殺義渠王

甘泉宮遺址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淳化縣北部，《史記·蒙恬列傳》雲「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

因此，一般認為甘泉宮遺址區域（秦代叫林光宮，後漢代擴建為甘泉宮）是秦直道起點。

在調查中，考古專家在甘泉宮遺址南部距核心區域2-9公里範圍內，發現了42座圓形或者不規則土丘，有的夯層明顯，有的不明顯。

考古專家依據採集陶片斷定這些土丘為西漢時期的，根據初步勘探，在這些土丘沒有發現墓道，也未發現被盜擾跡象。

對甘泉宮牆外遺址的調查，明確了甘泉宮遺址的最遠四至、牆外遺址分布規律，為探討秦直道與甘泉宮遺址的關係、山前宮殿建築的防洪設施等提供了有益線索。

首次發現了疑似漢武帝「通天台」--- 一、二號墩台，並對二號墩台進行了重點勘探。

三層台基上共發現柱礎石18處，東側、北側發現曲尺形的石砌基址。

頂部、周圍紅燒土深厚，推測二號墩台毀於大火。

根據位置、形制，推測一、二號墩台為通天台遺址。

同時在西城城址首次發現了西漢時期的馬面，這將有可能是最完整的西漢時期馬面，學術價值極高。

考古專家曾採集到陶鼎、陶釜、繭形壺、喇叭口罐、陶缶等30餘件，可喜的是十餘件陶器戳印「雲市」、「雲亭」文字，進一步確證秦漢雲陽縣城位於甘泉宮遺址附近。

河南伊川發現大規模春秋墓葬群

經過兩年多的考古勘探與發掘，該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伊川縣鳴皋鎮徐陽村發現大量春秋時期墓葬及一座漢代古城。

考古工作者在這裡共發現２００余春秋墓葬、８座車馬坑、３０余座灰坑、１０余座燒窯和１座漢代古城，基本摸清了徐陽墓地的分布範圍：橫跨順陽河中下游兩岸台地，依河谷呈帶狀分布，總面積約２０萬平方米。

考古工作者分兩次對幾座大型貴族墓葬和車馬坑進行了重點發掘。

其中２０１３年發掘的１座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出土陶豆、壺、鼎等遺物，１座陪葬車馬坑發現１３匹馬的骨骸，另有大量牛馬羊頭蹄。

２０１５年發掘的兩座墓葬，一座因遭盜擾僅出土骨貝１枚和少量夔龍紋銅鼎、銅鬲殘片。

另一座墓葬發現有銅編鐘、銅鼎等隨葬遺物。

車馬坑內發現車輛４輛。

考古人員還在徐陽墓地範圍內發現一座兩漢時期的古城，經考證為陸渾縣城遺址，並將其定名為南留古城。

專家初步判斷這裡是２６００多年前陸渾戎部落所在地。

寶馬城遺址位於吉林省安圖縣二道白河鎮，長白山主峰以北約５０公里處。

此前的發掘結果表明，寶馬城的始建年代和主體使用年代均為金代。

據介紹，這與《金史》、《大金集禮》中關於在長白山以北建廟祭祀的記載較為符合。

考古人員結合相關文獻推測，寶馬城遺址可能是金王朝祭祀長白山的神廟遺址。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於2015年7月到10月，對寶馬城中軸線上居中的夯土台基進行了發掘，發掘面積998平方米，出土了數量眾多的陶制、石質構件，各式鐵釘數百枚，以及少量陶器、瓷器、鐵器和銅器。

此次發掘的夯土台基平面呈「凸」字形，由建築台基和月台兩部分組成。

據介紹，建築台基東西寬20米，南北長約14米，月台東西長17米，南北寬8.65米，台基與月台高出河卵石地面約1米，足見當時該建築的體量。

此次發掘出土的遺物以建築構件為主，體現出非常高的工藝水準，如獸面瓦當、鳳鳥與人面鳥身的迦陵頻迦脊飾、紋樣不一的滴水和刻畫細膩的鴟吻等。

此次出土的銅器以鎏金銅環具有明顯的代表性，瓷器均為施化妝土的白瓷，紋路清晰的磚質棋盤的發現則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生活意趣。

吐魯番吐峪溝石窟寺考古發現大量壁畫、紙質文書

位於吐峪溝石窟寺西岸中區的一組石窟群，與隔溝相望的東岸北區窟群相比，這一窟群布局比較規整，窟群上下共分５層，以禮拜窟為中心、上下左右開鑿或砌築有僧房窟、禪窟以及其他生活用窟。

考古人員在對吐魯番吐峪溝石窟寺進行考古發掘時，發現大量壁畫、塑像殘塊和紙質文書。

回鶻文－漢文雙語完整捲軸、書寫在樺樹皮上的梵文殘片、古藏文冊頁等尤為重要。

這些發現為研究吐魯番地區社會經濟生活、宗教信仰、古代語言提供了新的資料，並為解決吐峪溝石窟洞窟開鑿次第、洞窟組合關係等提供了重要線索。

考古人員在禪窟內發現了大量回鶻文、漢文墨書題記、朱書婆羅米文題記，在中心柱殿堂和僧房內發現大量壁畫，部分僧房還出土有大量漢文、回鶻文紙質文書、紡織品等。

在僧人生活用窟中發現大量用火痕跡，有爐灶、土炕、壁龕等，在其中一個灰坑中出土有北宋年間的銅錢。

此次發掘還清理出大量窟前建築，如門道、台階等，並發現多處洞窟有改建、維修甚至封閉的跡象。

吐峪溝石窟寺遺址位於新疆鄯善縣吐峪溝鄉吐峪溝麻扎村，地處火焰山東段，是新疆東部開鑿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佛教石窟遺址群，也是研究佛教石窟寺藝術由西域向內地傳播的關鍵節點。

河南禹州大呂墓線索直指呂不韋家族

發掘出帶有車馬陪葬坑的商代高級貴族墓地和西周早中期諸侯公族墓地，特別是戰國時期墓地和大型殉馬坑的發現，為尋找戰國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呂不韋家族墓提供了直接線索。

此次考古鑽探發現的大型戰國時期殉馬坑，寬３米多，長度超過３５米，坑內至少殉有幾十匹馬，與近年來他主持發掘的新鄭韓王陵規模和級別相當。

史料記載，「呂不韋者陽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大呂墓地位於禹州市小呂鄉大呂街一帶，地方史志記載此處為呂不韋故里，呂不韋家所在的吳拐村，就在今天的大呂街東部。

考古人員清理出帶有車馬陪葬坑的甲字形大墓。

該墓規模之大在商代墓葬中實屬罕見，但已被盜一空。

墓道內殘存殉人４個，車馬坑內葬車１輛、殉人１個、馬２匹，車馬坑青銅車件和工具完備，殉人葬馬齊全。

公族墓地內已發掘的３座大型墓葬墓形十分特殊，墓室南部兩角向外均有耳室，平面呈「早」字形。

除墓室最大的一座大墓外，大中型墓葬均發現有數量不等的殉人，最少的２個，最多的５個，基本上為年輕女性，沒有葬具，遺骨被夯打致碎。

一些殉人身上還陪葬有玉蟬、石項鍊等玉石器。

寧夏安西王府考古初步確認宮城主殿位置

開城安西王府遺址位於寧夏固原市南１８公里六盤山東麓，元初這一地區的政治、軍事地位異常重要。

安西王府是元世祖忽必烈三子安西王忙哥剌的避暑府邸，毀於大德十年（公元１３０６年）開城路大地震。

作為絲綢之路寧夏段的世界文化遺產項目申報點之一，安西王府遺址２００１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整個遺址範圍南北長約３５００米，東西寬５００至１０００米。

四件採用天然青石質雕刻的台沿螭首基本完整，造型相似，龍頭輪廓分明，神態兇猛之狀頗具匠心，同時出土的還有大量的灰陶及琉璃磚瓦、脊獸飾件以及石質構件等建築材料。

出土的台沿螭首造形制型與元上都、中都出土的螭首類似或相同，基本可以確認此為安西王府宮城主殿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