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天星斗決定了中華文明

20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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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芒

「在中國考古、歷史工作者頭腦中，曾長期縈繞著兩個怪圈。

之一是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舊觀念；之二是把社會發展史當作全部歷史。

」1994年，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為他的《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大作所寫的自序《六十年圓一夢》一文中如此表述。

這種反思來自於蘇秉琦對考古的理解：「考古的根本任務在於要對中國文化、文明的起源與發展，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做出正確回答。

我們考古學是大眾的事業，總歸要還給大眾些什麼，這是行業的本分。

」蘇秉琦先生是中國考古學界的泰斗專家，與夏鼐先生同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

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中國考古學會第一、二屆副理事長。

《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中信出版社出版）由哲學家趙汀陽為廣大讀者精心挑選和編排了能代表蘇秉琦先生學術思想和風格的文章：關注考古物證所能開發的思想，在實證知識的基礎上展開幾近哲學的分析和推想。

作者認為，新石器時代的中國，直至夏商時期，都同時存在著發展水平相近的眾多文明，散布在中國的四面八方，猶如天上群星之星羅棋布，蘇秉琦先生將之形象地概括為「滿天星斗」模式。

趙汀陽先生認為，蘇秉琦先生的「滿天星斗」論點就是一個具有思想性的歷史解釋模型。

按照傳統的歷史敘事，中國的政治權力核心或者說政治中心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距今約5000年前或更早；但根據現代考古學和史學研究表明，那種傳統敘事其實是將後世中央王朝政治制度倒映為遠古格局的想像，是一種基於認祖歸宗的歷史敘事與政治合法性追認。

這種廣為接受的歷史想像並不完全是錯誤，但其中卻包含某種一廂情願。

蘇秉琦先生提出的「滿天星斗」的解釋模型糾正了這種理解偏差，簡單地說，新石器時代的中國，甚至到夏商時期，其實同時存在著發展水平相近的眾多文明，散布在中國的四面八方，猶如天上群星之星羅棋布，而中原文明只是眾星之一，而且並非眾星之核心。

由滿天星斗模型說，可以引出許多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即：中國文明卻有著更明顯的和平傾向以及以和平觀念為基礎的思想體系，或是一種能夠儘量減少衝突的文明。

不過，和平思想是形成中國文明格局的「第二步」，而並非最初之「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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