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順：《追尋五帝》——尋找考古與歷史的結合點（一）

徘徊疑古與信古路上（一）

「五帝」在《史記》里指的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

與他們同時的著名人物和部族還有先於黃帝的神農氏，與黃帝大約同時的炎帝與蚩尤，與顓頊「爭為帝」的共工氏，可能屬於苗蠻集團的祝融等等，夏、商、周三代的先祖都是與五帝有關的重要人物，更有記黃帝「監萬國」，堯時「協和萬邦」，到夏禹會盟時仍是「萬國」之勢。

看來，「五帝」遠不只是幾個顯赫的人物，而是代表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古國林立，英雄人物競相稱霸，此消彼長，五帝不過是各個階段的主要代表。

據研究，五帝時代可以分作前後期，以黃帝為首的五帝前期，主要事件是戰爭和宗教改革。

記載黃帝由北方南下，戰勝由中原北上的炎帝與蚩尤，統一諸部落，又有文字等發明創造，「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又「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率民由荒蠻跨進文明社會，被歷代尊為「人文初祖」；顓頊實行宗教改革，「絕地天通」，取得通神獨占權，是一位地位僅次於黃帝的宗教領袖。

以堯舜為代表的五帝後期，「鴻水滔天」，治水成了國家大事，又實行禪讓制度，創立了較完備的國家機構和行政體系，吸引諸邦朝賀，由四面八方「之中國」，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先後建立奠定基礎。

司馬遷是一位公認的治學嚴謹的史學家，他在這本共達130篇的紀傳性通史中，將《五帝本紀》定為開首卷，而對五帝以前的記載隻字不提，是參閱了大量文獻史料，經過反覆考證，並且進行了實地調查訪問而作出的。

他認為：「《尚書》獨載堯以來」是「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斷定「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司馬遷的實地調查，「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所到之處「長老皆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所以「余並論次，擇其言優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但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疑古思潮盛行的時候，五帝的記載幾乎被全部否定了，認為都是周秦兩漢時代所編造的。

現代史學界也長期以來把五帝時代作為古史傳說來對待，中國文明史只能從五帝時代以後的夏代寫起。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五帝時代沒有考古實物作證，尤其是沒有像兩河流域的烏爾（Ur）神廟、埃及的金字塔和印度的莫亨覺達羅（Mohenjodaro）古城那樣具有象徵性的實證。

中外出版的世界史著作和年表，大概深受中國史學界這類觀點的影響，也採取了相同的立場，或把中國文明史的開端留作空白。

這樣一來，在世界上古文明史上，中國就只有4000年的文明歷史，這比並列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的兩河流域、埃及晚了近1500年，比印度的古文明也晚了近千年。

而歐洲的愛琴文明因對距今約5000年的克里特（Kriti）文化發展水平認識的提高，已漸多地被列入世界文明古國之列，大有取中國而代之的趨勢。

世界史和中國史這種走勢的長期延續，使中國歷史考古學界的有識之士深感責任重大，社會各界隨著眼界的開放和對祖國文明歷史進程的關心，也越漸熱心地關注起這方面的問題，甚至更加熱盼著象徵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五帝時代的真跡被很快發現。

看來，從考古學上追尋五帝蹤跡，已不僅是擺在中國考古學家面前的首要任務，而且也成了牽動億萬炎黃子孫心弦的大事。

其實，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近代考古學在中國開始出現起，學界就已在注意考古學對解決古史傳說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歷史學家李玄伯就說過：「用載記來證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解決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

1928年設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時，所長傅斯年在談到該所包括考古組在內的宗旨時明確提出：「我們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表明考古學就是要找到地下實物資料來作為修國史的重要依據，而不拘泥於文獻。

也就在同一時期，隨著中國近代田野考古工作逐漸取得一些引人矚目的成果，有的學者已經著手在史前考古與古史傳說的結合上進行大膽嘗試。

當時史前考古的主要成果，一是1921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發掘了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遂逐漸在黃河中上游及周圍地區確立了一種以彩陶為主要特徵的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並命名為「仰韶文化」，認為這就是「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是1930—1931年中國考古學家吳金鼎、梁思永在山東省歷城縣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的發掘，在中國的東方地區確立了又一種以黑陶器為主要特徵的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龍山文化。

注釋：

1. 蘇秉琦：《重建中國古史的遠古時代》，白壽彝總主編、蘇秉琦主編《中國通史．第二卷．遠古時代》序言17—2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 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一冊107、129頁，人民出版社，1976年；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13、29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上冊9、13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

3. 《劍橋中國秦漢史》「總編輯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史式：《五千年還是一萬年》，《新華文摘》，1999年第9期，70頁；藤井千之助監修：〈總合世界史圖表〉185、186頁，（日）第一學習社，1987年初版，1997年19版；

4. 李玄伯：《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現代評論》第一卷第3期，1924年；

5.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冊，1928年；

6. 安特生：〈中華遠古之文化〉〈地質匯報〉第五號，1923年；

7.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城子崖——山東歷城縣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址》及李濟序，南京，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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