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學研究前瞻

關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由張載始創,並在與不同時期思想流派的交流、融通中動態地發展的與張載學脈相承之關中理學。

從宋代開創直至清末民初終結,在綿延八百餘年的時間跨度中,關學源流初終,條貫秩然,形塑著陝西地域文化乃至中國傳統文化。

經過數十年學界的不懈努力和持續研究,已經取得豐碩成果,但在傳統文化價值日益凸顯之時,在關學典籍整理已具規模之際,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仍有許多值得深入推進之處。

文獻整理有待深入推進。

文獻是思想的載體。

相對於其他地域儒學如浙學、湖湘學的文獻整理,關學則起步較晚,由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和陝西出版基金項目聯合資助,由劉學智、方光華任總主編的大型文獻整理項目《關學文庫》,於2015年上半年由西北大學出版社完成出版28位關學學人的26部文集的規劃,極大豐富和推進關學經典文庫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

此次規劃已經涵蓋關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但還有部分學人如王吉相、王巡泰、寇慎、劉紹攽等的著作尚未被納入規劃,整理出版,且部分學者的文獻散藏於北京、陝西等各地圖書館,有的甚至遺落民間,成為孤本、殘本,亟須搶救性的挖掘和整理,否則必然造成遺珠之恨。

因此,為繼承關學先賢的思想遺產以及推進關學的全面研究,必須加大人力、財力的扶持力度,繼續深入、全面整理出版關學剩餘學者的留傳文獻,做好《關學文庫》的續編工作。

經學研究需要重視。

《宋史》稱張載之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明代學者王夫之稱其學「無非《易》也,《論》《孟》之要歸也」,黃宗羲稱「橫渠之教,以禮為先」,由此可見《禮記》《周易》以及四書在張載關學建構中的支撐作用。

張載對經典的推崇在關學後學中形成豐富的經學系統。

但長期以來,由於關學文獻的散佚以及對關學有史的爭議,關學經學的研究只局限在張載等極少數關學顯耀人物身上,其他處於相對次要地位的人物則缺乏關注,且從整個關學史的角度展開經學的系統研究則近乎空白,這就無法揭示經典詮釋在學者個人乃至關學八百餘年建構歷程的作用。

因此,在關學文獻整理已經取得新的進展的前提下,經學的研究亦須相繼展開。

以關學的標籤禮學為例,或從個體入手,如研究李二曲、王心敬的禮學思想;或從整體梳理關學禮學,如關學禮學研究;或從斷代的視角分析關學禮學,如明代或清代關學禮學研究等。

通過這些近乎填補空白式的研究,凸顯關學經學的特質以及重新確立其在中國經學史上的地位。

思想研究應向縱深拓展。

文獻整理和經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思想的闡發,這是關學研究的重中之重,以往學界的研究主要以靜態的方式,按照預設的理學的本體論、心性論、工夫論、仁學等理論框架去揭示關學史上代表性學者如張載、李二曲等的思想,這就無法有深度、有脈絡、立體而全面地展現個體以及關學發展歷程中錯綜複雜、多線交織的學術面貌。

基於此,關學的未來研究應該著重從以下視角展開深入研究:一是關學是在積極回應不同時期的學術流派中演進與發展的,故應注重考察關學與思想史上不同時期的學派如洛學、朱子學、陽明心學、西學、維新思想等的交流、影響與互動,揭示關學在演進歷程中對其他學派思想的借鑑、吸收和融合;二是重點研究關學史研究的薄弱環節,如金元時期關學、明初關學、清末關學等,這些時期的關學因不是關學的輝煌期,故少有關注,但它們或屬於思想的開啟期,或屬於思想的總結期,仍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三是張驥的《關學宗傳》收錄學者近250人,創見者不過一二,大量學者則處在學派研究的邊緣地帶,他們雖思想創新不足,但卻在忠實和捍衛著關學學脈,延續和傳承著關學思想,因此應注重這些學者的研究,揭示他們的思想特質以及在關學建構中的作用;四是關學是魏晉南北朝以來儒、釋、道三教衝突、融合發展的產物,應注重三教視域下的關學研究以及關學與佛、道關係的研究,以期更為厚重、豐富、真實地呈現出關學思想演進的複雜歷程。

要突出關學的學風特質。

關學的傳衍不同於其他地域學派,它不是集中在思想的承傳上,更多是在學風的承繼上,這是學界對其存在爭議的根源所在。

也正因為此,對其學風的研究就顯得格外重要。

當前學界對關學學風的研究多是採取整體或歷史的視角對關學學風進行宏觀的揭示,這種研究模式便於總體把握關學的學風,但卻以普遍代特殊,遮蔽不同時期關學的學風特質。

眾所周知,關學從宋至清末民初,歷宋、金、元、明、清、民國初年等時期,總體上具有「重氣學」「重性命」「重禮教」「重實用」(劉學智)的共同趨向,但實際上每個時期則各有差異,尤其是在學術範式轉換,朝代更迭之時表現更為突出,如明代關學復振張載之學,更重氣學,清末民初之關學則深受維新運動影響,更重實用等。

基於此,對關學學風的研究需要改變以往宏觀的研究方法,從兩方面予以展開:一是階段或整體的關學學風是不同個體展現出的共性,因此必須研究關學個體人物所呈現和代表的關學學風,以便為整體研究積澱基礎;二是著重深化和揭示不同時期的關學的學風以及與關學總體學風的關係。

要加強關學價值的現代闡釋。

學貴有用,學術的使命就在於經世致用,失去這一導向便無生命活力,必然成為列文森所說的「博物館的陳列品」。

關學綿延八百餘年,它不是死的文化遺產,而是活的精神存在,仍具有穿越時空的超越價值。

以往學界因為多聚焦在關學思想的闡釋上,對其現代價值少有揭示或揭示不足。

一種文化,一種精神,其核心要旨在於教化,因此,未來研究應該更多地對關學的現代價值進行揭示和轉換,以期古為今用。

在硬體層面,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的關學史上的關中書院、橫渠書院等關學歷史遺蹟,如何將其原本承擔的教育功能進行現代轉化,如何將其建設成為新的宣講教化場所等都是值得探索和研究的。

除此之外,大量存在的關學鄉賢的宗祠、墓葬、鄉約、家訓、族規、故居等的現代教化功能研究亦須提上日程,如《呂氏鄉約》在當代鄉村文化建設中的價值等;在軟文化層面,則需深入提煉關學的核心精神和價值,尤其是關學自始至終貫徹如一的禮教精神、務實精神、擔當精神等,探究其移風易俗的功能以及其在「三個陝西」(富裕陝西、和諧陝西和美麗陝西)建構中的價值則需進一步的深入闡釋。

總而言之,關學雖然是發源於陝西的地域性儒學,但卻在與思想史上不同學派融通交流中成為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學派,自南宋之後,學者常常以濂洛關閩描繪學界便是明證。

因此,在《關學文庫》已然出版和發行之時,應該轉換視角、挖掘新的時代課題,從文獻、經學、思想、學風和價值相分而又連為一體的視域對關學展開系統、深入、全面的研究,以期使這份珍貴的思想遺產煥發新的生命活力,賦予新的時代價值。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