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世界性文明的象徵

青銅器（Bronze Ware）是由青銅合金（紅銅與錫的合金）製成的器具，誕生於人類文明時期的青銅時代。

青銅器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現，是一種世界性文明的象徵。

最早的青銅器出現於6000年前的古巴比倫兩河流域。

蘇美爾文明時期雕有獅子形象的大型銅刀是早期青銅器的代表。

青銅器在2000多年前逐漸由鐵器所取代。

最早的青銅器出現於6000年前的古巴比倫兩河流域。

蘇美爾文明時期雕有獅子形象的大型銅刀是早期青銅器的代表。

在中國，距今5000-4000年，相當於堯舜禹傳說時代。

古文獻上紀載當時人們已開始冶鑄青銅器。

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龍山時代遺址里，經考古發掘，在幾十處遺址里發現了青銅器製品。

中國的青銅器主要指4000多年前用銅錫合制的青銅器物，簡稱「銅器」。

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樂器、車馬飾、銅鏡、帶鉤、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

出現併流行於4000年前直到秦漢時代，以商周器物最為精美。

最初出現的是小型工具或飾物。

夏代始有青銅容器和兵器。

商中期，青銅器品種已很豐富，並出現了銘文和精細的花紋。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銅器發展的鼎盛時期，器型多種多樣，渾厚凝重，銘文逐漸加長，花紋繁縟富麗。

隨後，青銅器胎體開始變薄，紋飾逐漸簡化。

春秋晚期至戰國，由於鐵器的推廣使用，銅製工具越來越少。

秦漢時期，隨著陶器和漆器進入日常生活，銅製容器品種減少，裝飾簡單，多為素麵，胎體也更為輕薄。

中國古代銅器，是我們的祖先對人類物質文明的巨大貢獻，雖然從考古資料來看，中國銅器的出現，晚於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銅器的使用規模、鑄造工藝、造型藝術及品種而言，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銅器可以與中國古代銅器相比擬。

這也是中國古代銅器在世界藝術史上占有獨特地位並引起普遍重視的原因之一。

青銅器的顏色真正做出來的時候是很漂亮的，是黃金般的土黃色，因為埋在土裡生鏽才一點一點變成綠色的。

由於青銅器完全是由手工製造所以沒有任何兩件是一模一樣的，每一件都是獨一無二、舉世無雙的。

隨著原始社會的發展，鼎由最初的燒煮食物的炊具逐步演變為一種禮器，成為權利與財富的象徵。

鼎的多少，反映了地位的高低；鼎的輕重，標誌著權力的大小。

在商周時期，中國的青銅器形成了獨特的造型系列：容器、樂器、兵器、車馬器，等等。

青銅器上布滿了饕餮紋，夔紋或人形與獸面結合的紋飾，形成神靈的圖紋，反映了人類從原始的愚昧狀態向文明的一種過渡。

甘肅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的單刃青銅刀是目前已知的我國最古老青銅器，同時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銅刀。

經碳14鑑定距今約5000年。

此刀長12.5厘米，為單范鑄成。

沒有血檔及繯首等成熟的後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

中國古代的青銅文化十分發達，並以製作精良，氣魄雄偉、技術高超而著稱於世。

貴族把青銅器作為宴享和放在宗廟裡祭祀祖先的禮器。

青銅器不是一般人可以擁有的，它作為一種權力和地位的象徵、一種記事耀功的禮器而流傳於世。

青銅文化在世界各地區都有發展，這是因為青銅作為工具和器皿的原料有其優越性：首先，自然界存在著天然的純銅塊（即紅銅），因此銅也是人類最早認識的金屬之一。

但紅銅的硬度低，不適於製作生產工具，所以，在生產中發揮的作用不大。

後來，人們又發現了錫礦石，並學會了提煉錫，在此基礎上人們認識到添加了錫的銅即青銅，比純銅的硬度大。

經過測定紅銅的硬度為布林氏硬計的35度，加錫5%，其硬度就提高為68度；加錫10%，即提高為88度。

而且經錘鍊後，硬度可進一步提高。

在中國古代人們已經能夠準確的掌握青銅的含錫鉛比例。

可根據鑄造期望的不同，按比例加錫、鉛。

《周禮·考工記》里明確記載了製作不同的不同合金比例：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齊（劑）。

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齊（劑）。

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齊（劑）。

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齊（劑）。

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箭頭）之齊（劑）。

金錫半，謂之鑑燧（銅鏡）之齊（劑）。

青銅器主要分酒器、食器、水器、樂器和兵器五大類。

一般加錫越多，鑄好的青銅器就越硬，但同時青銅也會變的更脆。

其次，青銅溶液流動性好，凝固時收縮率很小，因此，能夠鑄造出一些細部十分精巧的器物。

最後，青銅的化學性能穩定，耐腐蝕，可長期保存。

此外，青銅的熔點較低，熔化時不需要很高的溫度。

所以青銅器用壞了以後，可以回爐重鑄。

考古證明中國青銅器源遠流長，其歷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

大約二千年以前，自夏代開始中國進入了青銅時代，到春秋時代結束。

經夏、商、西周、春秋到封建社會的戰國、秦漢，每一時期都有著前後承襲的發展演變系統。

我國古代青銅器種類繁多、形制多樣，包括：禮器、生產工具、兵器、車馬器和其他用具。

其中禮器又包括了食器、酒器、水器和樂器。

鼎

青銅禮器十分發達是中國古代青銅文化區別於其他國家古代青銅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之一，這也是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的本質特點。

禮器的發達是由中國古代奴隸社會異常強大的「宗法血緣」關係決定的。

人們對祖先、對神靈的崇拜遠遠超越了對於自身的認同。

夏代已出現了青銅禮器。

到了商代，特別是商代晚期青銅禮器已十分發展成熟，主要的器類都已具備，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樂器。

鼎是青銅禮器中的主要食器，在古代社會中，它被當作統治階級等級制度和權利的標誌。

目前考古發現的時代最早的青銅鼎是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銅鼎。

1939年安陽殷墟遺址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司母戊）鼎長方斗形腹，口沿上有兩個直耳，腹下有四個圓柱足。

腹部四周飾以獸面紋和夔[kui葵]紋，耳外側飾以雙虎食人頭紋，足上部亦飾以獸面紋，並皆以雲雷紋為地紋，神秘而繁縟。

腹內壁鑄有銘文「后母戊」三字，據此可知為商王祖庚或祖甲為祭祀其母戊而作。

形體巨大，高達1.33米，大長1.10米，寬0.79米，1994年經中國歷史博物館科技部與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進行標準計量，實測重量為832.84公斤，不僅是中國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銅器。

製作精美，系用多塊陶內范和外范拼合澆鑄而成，代表了中國古代青銅冶鑄業的高水平和中國古代人民高超的智慧與創造力 。

青銅鼎是在新石器時代廣泛使用陶鼎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

目前發現最早的青銅鼎出現於商代早期，即商二里岡文化期，歷經各個朝代，一直沿用到兩漢，乃至魏晉，是青銅器中行用時間最長的，因而變化也很大。

據禮書的記載，西周時：天子用九鼎，第一鼎是盛牛，稱為太牢，以下為羊、豕、魚、臘、腸胃、膚、鮮魚、鮮臘；諸候一般用七鼎，也稱大牢，減少鮮肉、鮮臘二味；（但東周時諸侯宴卿大夫也可用九鼎）；卿大夫用五鼎，稱少牢，鼎實是羊、豕、魚、臘、膚；士用三鼎，鼎實是豕、魚、臘，（士也有用一鼎的，鼎實為豕）。

公元前21世紀中國進入青銅時代，在商周奴隸制社會，青銅器是貴族代表身份的禮器。

文飾精美、形象生動、技術高超、種類繁多的古青銅藝術是中國歷史上最燦爛的文化遺產，對中華民族以後各種藝術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對於收藏界來說青銅器從來都是重中之重。

收藏幾十件瓷器、木器、字畫的藏家並不少見，而收藏幾十件青銅器的人幾乎沒有。

實際上有一兩件稱得上禮器的青銅器便可以成為震宅之寶。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銅藝術輝煌燦爛。

商代禮器的重酒體制臻於完善，滿布器身的紋飾大量採用浮雕和平雕相結合的方法，精美絕倫。

運用誇張、象徵手法表現動物神怪的獸面紋空前發達，既壯嚴神秘又富有生氣。

紀事何銘文在商末出現。

周初禮器沿襲商制，出現了向重食體制轉變的端倪。

商代早期公元前16世紀——前15世紀中葉，相當於商二里岡文化期。

鄭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測定碳14年代為公元前1620年，正合於商湯立國的時期，但是二里

青銅器

岡文化的下限還不大清楚。

二里岡遺存分上下兩層，上下層青銅器的差別不是屬於風格方面，而是上層比下層的器類有更多的發展。

商代早期青銅器在鄭州出土很多，這是由於鄭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

重要的有二里岡、白家莊、張寨南街、楊莊，南關外、銘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

大體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東南角。

在城的東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銅器的墓地。

在河南北部發現了商代早期青銅器多起。

在湖北黃陂盤龍城、安徽嘉山泊崗、江西清江吳城等地也有重要的發現。

以上遺址和墓葬中發現的商代早期青銅器，以二里岡上層的居多。

綜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計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壺、瓠形提梁壺、中柱盤、盤等，包括了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門類。

較早的器類比較簡單，但是爵、觚、斝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現。

二里岡上層青銅器的器形更為發展，商代青銅禮器的體制業已形成。

屬於二里岡下層的青銅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岡上層的青銅器，有的器壁巳相當厚重。

商代早期青銅器具有獨特的造型。

鼎、鬲等食器三足。

必有一足與一耳成垂直線，在視覺上有不平衡感。

鼎、斝

等柱狀足成錐狀足和器腹相通，這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掌握對范芯的澆鑄全封閉技巧。

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與殷墟時期長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

爵的形狀承繼二里頭文化式樣，—律為扁體平底。

流甚狹而長。

青銅斝除平底型的以外，還出現了袋足斝。

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 形大孔，相當二里岡上層的器， 字形有成為大方孔的。

有的更在圈足的邊沿，留有數道缺口，鄭州和黃陂盤龍城都出土過這種實例。

管流斜置於頂上的半封頂袋足盉，後側有一大鋬可執，在本期內頗具特色。

罍皆狹唇高頸有肩，形體亦偏高。

商代早期壺有提梁的有長頸小口鼓腹形和小口體呈懸瓠形的兩種，也有小口器頸不高不設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銅器紋飾主體已是獸面紋，以粗獷的勾曲迴旋的線條構成，全是變形紋樣，除獸目圓大，以為象徵外，其餘條紋並不具體表現物象的各個部位，紋飾多平雕，個別主紋出現了浮雕，二里岡上層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犧首裝飾。

所有的獸面紋或其它動物紋都不以雷紋為地，是這一時期的特色。

商代早期的幾何紋極其簡單，有一些粗率的雷紋，也有單列或多列的連珠紋，乳釘紋也已經出現。

商代早期的青銅器，極少有銘文，以前認為個別上的龜形是文字，實際上仍是紋飾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公元前15世紀中葉—前13世紀在商二里岡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間，有幾批青銅器出土。

這些器物有某種商代早期的特點，然而已有較多的演變；

也有某些殷墟時期青銅器特點的肇始。

比較典型的是河北地區藁城台西下層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區出土的青銅器。

在豫西的靈寶東橋，也有出土。

殷墟文化一期有這類器物發現，如小屯232號墓所出土的一組青銅器，和小屯331、333號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銅器。

但這一類器物在殷墟發現並不多，而在其它地區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為典型而精好，現在還找不出像二里岡或殷墟那樣生產這類青銅器的商代大都邑。

盤庚遷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岡期之後，殷墟期之前這批青銅器是客觀存在。

由於這類青銅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過渡特點，所以有的將之斷在二里岡期，有的斷為殷墟文化早期。

這類青銅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廣泛性，而其時生產它們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岡文化期之後，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劃出一個稱之為商代中期的階段。

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確定，下限約在武丁之前。

這一時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

爵尾雖然與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寬，出現的圓體爵是放所未見的。

斝在空椎狀足之外，出現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較少見。

早期雖已出現了寬肩的大口尊，這類器形在此時有較大的發展，像阜南的龍虎尊和獸面紋尊這樣厚重雄偉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從未出現的。

瓿這類器形，也是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藁城的獸面紋瓿是其典型。

早期體型較高的罍，在這時發展為體型比例較低而肩部寬闊的式樣，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巨型獸面紋罍是其典型。

這時的圈足器上的 形和方形的孔，與早期相比，有所縮小。

鼎、鬲類器比較突出的變化是一耳不再與—足對立，形成不平衡狀，而是三足與兩耳對稱，成為以後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這時澆鑄時芯范懸封的方法還沒有完全解決，因而中空的鼎足還有與器腹相通的情形。

紋飾分為兩類，一類是二里岡期變形動物紋的改進，原來粗獷的線條變得較細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獸面紋鼎和 肥西的斝與爵，

而阜南龍虎尊和嘉山泊崗的主紋獸面紋已較精細，圈足上的獸面紋仍保持早期的結構和風格。

第二類是出現了用繁密的雷紋和排列整齊的羽狀紋構成的獸面紋。

這類獸面紋雙目往往突出。

如果不是浮雕，則無論是頭像還是體軀都沒有明顯的區分。

這方面的實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採用較多的高浮雕附飾，但線條輪廓有渾圓感，與晚期浮雕輪廓線峻直銳利的風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銅器一般仍保持著不鑄銘文的習慣，但個別器上發現鑄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記，但是沒有發現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稱。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紀至前11世紀自武丁至於帝辛。

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採用鄒衡的四期說，即第一期盤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

以後的發現，大體上都沒有越過這個界限。

而殷墟的青銅器分期則有張長壽的三期說，即第一期盤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

此外，還有—些其它的說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後期起計，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這樣長的時期內，按照具體情形，又可區別為前後兩個階段。

中國青銅器不但數量多，而且造型豐富、品種繁多。

有酒器、食器、水器、樂器、兵器、農具與工具、車馬器、 生活用具、貨幣、璽印，等等。

單在酒器類中又有爵。

角、觶、斝、尊、壺、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個器種，而每一器種在每個時代都呈現不同的風采，同一時代的同一器種的式樣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區的青銅器也有所差異，猶如百花齊放，五彩繽紛，因而使青銅器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

而從文物鑑定的角度來說，無疑增加了鑑定的難度，鑑定難度大，反過來又使研究賞析更富有情趣，青銅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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