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盛時期的商西周青銅器見證和記載了一段又一段的歷史

中國夏商周的青銅器在中國青銅器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青銅器在這三個時期不斷發展逐步走向了成熟。

而各個時期青銅器的發展又與其當時的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密不可分。

中國青銅器歷史久遠。

夏商周的青銅器極具代表性。

夏這一時期國家的經濟以農業為主伴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青銅器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其代表是二里頭文化遺址。

其中出土的青銅器主要包括禮器和兵器。

禮器如酒器爵食器鼎等日常生活用具。

其造型和風格則主要受同時期陶土器風格的影響。

如青銅束腰爵無柱素麵形體單薄具有原始的古樸氣息。

爵的外形與龍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橋和豫北後崗的陶器十分相似。

到了夏代後期青銅器不僅滿足人們日常生活的使用需求還滿足著人們的審美需求。

如這一時期的青銅爵加置乳釘狀柱爵的三足分布接近等腰三角形增加鏤孔紋和流管。

如1959年上海市博物館從廢銅中搶救出的乳釘管銅流爵。

早期的青銅器紋樣一方面吸收同期灰陶和玉器的紋樣另一方面則通過對灰陶和玉器紋樣進行改造來反映當時專制社會的特徵。

夏代的青銅紋樣一方面為器物的裝飾一方面也象徵者的政治權利和等級制度象徵著當時夏朝貴族和下層民眾對自然的利用和崇拜。

二里頭出土的青銅獸面牌飾有突出的圓目。

青銅器在夏代作為國家最重要的禮器其造型的發展受到社會功能的極大影響。

夏朝的青銅器呈現出一種威嚴而凝重的審美風格。

如夏代後期的青銅爵上中下三部比例協調左右保持平衡使器物給人一種視覺上的沉穩感。

到了商朝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青銅器紋樣更加複雜獸面紋成為青銅器的主要紋飾。

鼎等食器三足且必有一足與一耳成垂直線在視覺上有不平衡感。

青銅器紋飾主體已是獸面紋。

以粗獷的線條構成全是變形紋樣。

紋飾以平雕為主個別有浮雕。

所有獸面紋或動物都不以雷紋為地是這一時期青銅器紋飾的特徵。

商朝早期的幾何紋僅有一些粗率的雷紋也有一些連珠紋乳釘紋。

這與商朝從夏朝吸收來的工匠有一定的關係。

商人崇拜鬼神因而形成了商代青銅器紋飾的莊重獰厲之美。

商代中期的紋飾有兩類一類是對二里頭時期動物紋飾的改造將原來粗獷得線條變得較細而密集如平谷的獸面紋鼎。

另一類是用繁密的雷紋和排列整齊起的羽狀紋構成的獸面紋。

這類獸面紋往往雙目突出如故宮博物館收藏的大罍。

商朝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出現了貧富分化出現了奴隸階級。

當時的青銅紋樣表現出一種威嚴猙獰神秘的氣息。

它一方面以當時社會對巫術和神的崇拜有關大量採用饕餮紋夔龍紋和鳳紋雲雷紋等。

另一方面這些紋飾往往用來威懾奴隸。

同時神獸紋飾也表達了奴隸主希望能夠得到上天的庇護以維持其長久的統治象征著奴隸主貴族的特權。

商代晚期講求通體滿花動物紋飾比較具象主體花紋和地紋區分明顯地紋以細雷紋為主與主體花紋形成強烈對比。

總體風格森嚴莊重依舊體現出奴隸主貴族的權利和地位。

此時的青銅器出現了較長銘文。

銘文內容有族徽祭祀賞賜征伐等。

這與商朝的祭祀活動和戰爭是密不可分的。

西周早期的鼎依舊保持了商代的樣式但方鼎的柱足已向細長發展方座的雙耳或四耳簋為這一時期的特有形式。

紋飾也保持了商朝的繁縟的特點動物紋和乳釘紋較商朝也有新發展。

由於採用合范法鑄造器壁及外觀比較厚重。

而且還出現了垂腹式的鼎簋等器物。

製作方法與商也不同都用陶范鑄成一器一范所以西周沒有完全相同的青銅器造型和紋飾。

同時出現記史頌祖敬王的長篇銘文。

這一時期的青銅器製作莊重典雅花紋凝重靜謐。

這一時期的青銅器製作主要受商朝的影響。

西周中期以後社會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周朝禮樂制度建立統治者希望用禮樂制度治理國家加強王權和宗法教化。

這一時期的青銅器紋樣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商朝青銅紋樣神秘色彩減弱理性加強。

饕餮紋和夔龍紋逐漸退化成規範的幾何紋飾。

這與人們的審美氣質向大的社會風尚的傾向有關。

禮成為這一時代的規則典範。

列鼎制也在此期形成。

重要器物如穆王時期的長簋豐尊等。

西周晚期青銅器的種類同中期大體相同造型紋樣簡樸實用且逐漸發展為未定型化程式化的紋樣。

紋飾構圖簡潔刻畫剛勁有力但種類比中期減少鳥紋消失雷紋開始蛻化曲波紋占主導。

紋飾變得呆板欣賞性降低。

銘文多長篇。

如毛公鼎銘文。

這一時期的器物有厲王時期的攸從鼎散盤等。

西周早期 青銅獸面紋「先」鬲--估價：HKD 3,000,000-4,000,000--成交價：RMB 5,726,160

尺寸：高19.5cm--作品分類：青銅器--創作年代：西周早期

鬲侈口，束頸，雙立耳，柱足。

通體雷紋錦地紋飾。

袋腹豐滿，每面飾獸面紋，粗眉巨目，形象威武。

口沿內側鑄銘一字。

著名考古學家羅振玉認此器上的銘文為「先」字，有幾件西周早期的青銅器有此銘文。

鬲為古代炊器，用於燒煮烹滾。

此器造型嬌小，紋飾風格嚴謹渾厚，鑄造精細。

此鬲原為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1989年前館藏，並著錄於1984年東京吉川弘文館出版林巳奈夫著《殷周時代青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覧．1》，54 頁，圖版44號；1989東京出版《中國の工芸：

出光美術館藏品圖錄》，圖版10 號。

商 青銅龍紋方鼎--估價：HKD 3,500,000-5,000,000--成交價：RMB 6,308,280 HKD 　7,080,000

尺寸：高22.5cm；寬17.8cm--作品分類：青銅器--創作年代：商

此鼎方唇外折，兩側鑄雙立耳，直腹下收，四棱出戟，平底下承四圓柱形足。

口沿下飾雙身龍紋，龍首呈靈芝形，龍身飾菱形紋飾。

龍身上下曲折，尖尾上卷，龍身彎折處飾圓形六點紋飾，頗為少見。

餘部填以雷紋。

鼎身正中一塊長方形區域光素無紋，左右下三面飾以乳釘，乳丁做三排。

此鼎四面皆以此為飾。

四足上半段，飾高浮雕獸面紋，紋樣源自牛首。

獸目突出如乳丁，瞳孔下陷。

獸面之上再鏨刻陰線紋樣。

此類方鼎流行於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西周早期之後便是圓鼎為大宗。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有一件相似的龍紋乳丁方鼎可以作為參考，見杉村勇造，《中國古銅器》，昭和四十一年，日本出光美術館， 圖版84。

出光所藏龍紋方鼎，尺寸、形制、裝飾和此件幾乎一樣，惟高出兩公分。

陳夢家所著《 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下》著錄另一件龍紋乳丁方鼎亦可作為參考，見松丸道雄改編《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下》，1977 年，汲古書院，圖版A72·1·2·3。

商晚期 青銅小臣軎方鼎--估價：HKD 6,000,000-8,000,000--成交價：RMB 6,088,800 HKD 　7,080,000

尺寸：高22.5cm；寬17.7cm；長13.5cm--作品分類：青銅器--創作年代：商晚期

此鼎方唇外折，雙耳里於口沿兩側，略微外翻。

鼎身斜直，四壁平整，四棱及四面正中出戟。

鼎口沿之下飾鳳鳥紋兩組，以出戟為中軸線對稱。

鳳鳥紋之下鑄饕餮紋一組，鳳鳥及饕餮表面再飾以陰線，是以浮雕層次更為豐富。

鳳鳥紋和饕餮紋之下以雷紋填地，鑄工細密。

平底，下接四圓柱足，足身飾陰刻蟬紋。

器表發綠銹，間露黑銹，古意穆然。

這一器形和裝飾風格延續自商代晚期，可參見安陽戚家莊東出土的「爰方鼎」，見《中國青銅器全集卷二》，編號43及50。

商代卜辭和西周早期的銅器上都出現過不少有「小臣」銘文，根據學者的研究商王朝在內服方面，主要從後備人員中選拔商王朝的重要官員，可能與「臣扈」、「臣沚」等商王朝的重臣相比還處於成長和訓練階段，故被稱為「小臣」。

這批後備人員有的來自外國族，有的是商王子嗣，還有的是女性。

他們擔任的職務各不相同，商人往往在?小臣?上加上他們所擔任的職務或所來自的國族來區分他們。

在外服方面，商王朝常從內服小臣中挑選成員回他們所來自的國族擔任軍事首領。

通過內服小臣訓練外服軍事首領是商朝控制方國的手段之一，見王進鋒 《殷商時期的小臣》，2014年，《古代文明》。

《說文解字注》：「中，內也……內者、入也。

入者、內也。

然則中者、別於外之辭也。

」有學者認為，「小臣」是指那些服侍於本宗族的異性宗族成員，和商周王室喜歡自稱的「大邑」、「大邦」相對，見周言，《釋「小臣」》，《華夏考古》，2000年第3期，頁104。

然而，目前出土的帶「中」字銘文器物並無作為內臣的例子，倒是有數件作為人名的先例，時間集中在西周早期。

如中作且癸鼎（《集成》：圖一），《金石錄》所錄的（圖二）和陝西省岐山縣出土的一件中簋（圖三）。

這幾件銘文中的「中」字與此件十分相似，其中中作且癸鼎之「中」更是如出一轍。

所以此件拍品的「中」當作族名解。

「小臣」之後的「軎」，除此件外，目前僅見於西周早期的■鼎（圖四），乃是軎吊（叔）賞賜之後，氏所作之器。

《說文》：「軎，車軸端也。

從車，象形。

」 「軎」本意僅為車軸部件而已，因為缺少其他銘文實例佐證，姑且將「軎」釋為官名，或許是專司車馬之職位。

綜上所述，「中小臣軎?」可以理解為，在中族司車馬的內臣所作之鼎。

西周 青銅魚尊--估價：RMB 3,200,000-5,200,000--成交價：RMB 5,750,000 HKD 　7,260,100

尺寸：高22.5cm--作品分類：青銅器--創作年代：西周

中國的青銅器藝術，經歷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千餘年的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青銅文化。

商周青銅器是中國古代青銅器的最重要組成部分。

由於商周青銅器紋飾與王權、神權的結合尤為突出，其神秘、獨特、璀璨的藝術特徵延續了十多個世紀並營造了中國早期文明的極濃厚的神秘氛圍。

從而使它不僅直接作用並支配了那一時代，而且也對後來的中國文化及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本尊喇叭口，長頸鼓腹，高圈足沿外撇，下腹部向外傾垂，器型莊重挺拔。

青銅樣式論的代表人物---日本著名學者林巳奈夫先生把商周青銅尊按照器型分為四類，分別為有肩尊、觚形尊、觶形尊以及鳥獸形尊，此尊為觶形尊，器型與觶接近，流行於西周早、中期。

此尊正反兩面頸部中央各浮雕一龍首，龍首邊飾兩組夔龍紋；頸部飾四片蕉葉紋，蕉葉內填回顧式鳳紋，腹部及高圈足外部各飾一組四幅回顧式大鳳紋。

這類回顧式鳳紋為西周早期至中期特有的表現形式，鳳首的長冠分為兩枝，一枝垂於頸後，一枝捲曲於前，長尾分枝下垂；鳳紋不作浮雕，而是以寬線構成輪廓，並以細密的雷文為地，極為工細華麗。

世界各大公私收藏中，與此尊器型、紋飾較為接近的觶形尊有三例。

其一為效尊（見圖），陳夢家先生據其銘文斷為周康王時器，原為劉喜海、陳介祺遞藏，現藏於日本神戶白鶴美術館。

其二為豐尊（見圖），據銘文斷為周穆王時器，1976年12月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現藏陝西周原博物館。

其三為作寶彝尊（見圖），器型、紋飾與豐尊幾乎完全一致，亦應為周穆王時器，原藏清宮，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著錄於《寧壽鑑古》卷四。

此三器雖與本器較為接近，但亦有兩處主要區別。

一為器型，本器高22.5厘米，口徑17.7厘米，且圈足最高、呈現的視覺效果最為修長；效尊其次，高21.2厘米，口徑15.7厘米，與本器相比重心稍低；其餘兩尊高度在16-17厘米之間，口徑亦在16-17厘米之間，且圈足均較矮；豐尊高16.8厘米，口徑16.8厘米，高度已與口徑尺寸一致；作寶彝尊高度5寸2分，口徑5寸3分，口徑尺寸已大於高度（因《寧壽鑑古》中圖像為手繪，故其具體尺寸以文字記載為準）；此四器的器型變化呈現出由矩形向正方形演變的現象，此為觶形尊的造型由西周早期向中期過渡的重要特徵，因效尊為康王時器，故本器的斷代最晚為康王，亦有可能早於康王。

二為鳳紋的數量，本器頸部、腹部及圈足各飾一組鳳紋，共飾三組12幅鳳紋；而其餘三器均只在頸部、腹部各飾一組鳳紋，僅飾兩組8幅鳳紋，圈足均未飾鳳紋；此因器型變化之故，效尊的圈足部分較扁，僅適合飾以扁寬的夔龍紋，其餘兩尊圈足更扁，故皆為光素無紋。

根據考古資料表明，青銅器銘文最早出現在商代早期，以後經過了千餘年的發展變化，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區，形成了各自的風格和模式。

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銘文格式一般比較單調和固定；西周早期銘文沒有統一規範的格式；西周中晚期，程序化成了銘文布局的特徵之一；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銘文有了一定體式比較自由的記述。

把青銅器銘文的格式歸納起來約有12種：徽記、祭辭、冊命、訓誥、約劑、律令、記事、符節詔版、媵辭、樂律、物勒工名。

本件魚尊所刻銘文「魚作父庚寶尊彝」（寶尊二字倒，錯位於魚字下），屬第二類「祭辭」，其是指紀錄祭祀的格式，也有繁簡之分。

簡式記被祭對象的名字，如「父甲」、「母戊」、「祖己」等，流行於商代晚期到周初，繁式流行於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

此尊銘文則為繁式，比前者記錄得比較多一些，如祭祀者族名、私名、官名、祭祀對象及器名等。

有族或族名者如「戈父己」（鼎銘），有私名者如子申鼎銘「子申父己」、衛簋銘「衛作父庚寶尊彝」，有官名者如小臣壺銘「小臣作父乙寶彝」。

作器者私名、族名、器名和被祭對象具體者如陵罍銘：「陵作父日乙寶罍。

單」。

青銅器銘文之所以為許多的史學家、經濟學家所重視，是因為其中還有許多重要的史料，可以為研究歷史、發展科學所用。

著名考古學家郭沫若先生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初序中寫到：「傳世兩周彝器，其有銘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銘辭之長有幾及五百字者，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彝器除少數偽器觸目可辨者外，則雖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跡也，是其可貴，似未可同例而論」。

古代青銅器常自銘為「寶尊」、「寶鼎」，這表明青銅器一直是被視為尊貴的寶物，漢代即將青銅器的出土視為「祥瑞」之兆。

據《漢書?武帝紀》記載，漢武帝「因得鼎汾水之上」，竟將年號改為「元鼎」。

從漢武帝把銅鼎奉為神物這一歷史性事件算起，中國人收藏青銅器的歷史已長達二千餘年。

北宋以來，文人雅士對青銅器的研究、搜集和玩賞漸成風氣，一門新的學問，即所謂的「金石學」從此開始成形，著名詞人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即是宋代有名的金石學家。

中國人對青銅器的研究偏重於考古、歷史、古文字等多門學科的著錄與考證，而西方及日本等國收藏和研究中國古代青銅器則側重於形制、紋飾等美學價值方面，有關專家及其著述均有極高的水準。

商晚期 安陽青銅饕餮紋方鼎--估價：HKD 4,000,000-6,000,000--成交價：RMB 4,310,820 HKD 　4,860,000

尺寸：高25.8cm；21.2cm--作品分類：青銅器--創作年代：商晚期

立耳，方折沿，長方形腹，腹四面中間及四角置長條形扉棱，四柱足。

器四壁頸部飾夔紋，腹部飾大獸面紋，皆以雲雷紋填地。

方器在中國青銅時代具有重要的意義，其數量遠較同類圓器稀少，廠肆閒素有「一方抵十圓」的說法。

最早的方形禮器為商早期的大方鼎，如河南鄭州杜嶺所出的青銅方鼎（高100公分），見2013年合肥出版《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頁61。

有學者指出，「方鼎的鑄作難度比圓鼎更大，它所代表的社會等級也更高。

尤其是體量較大的方鼎，幾乎成為王權的象徵」，同上，頁60。

至晚商時期，高級貴族對方器愈發推崇，出現了包括方尊、方罍在內的一系列方器，作為其有別於一般貴族的權利和身份標誌。

同類方鼎可參照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兩件亞丑方鼎（24.4及23.7公分高），載於1998年台北出版《故宮商代青銅禮器圖錄》，頁560-569，編號96及97。

亦可參照紐約佳士得2012年3月22日拍賣一例（22.2公分高），拍品編號1508。

西周 青銅龍耳匜--估價：RMB 1,800,000-2,800,000--成交價：RMB 3,910,000 HKD 　4,821,208

尺寸：長38.1cm--作品分類：青銅器--創作年代：西周

西周 青銅龍耳匜 此西周青銅龍耳匜傳承有續

匜（拼音：yí）,中國青銅禮器之一，用於沃盥之禮，是商周時期貴族在祭神拜祖、宴前飯後都要進行嚴格的洗盥之禮，最常見的是匜和盤，匜為注水器、盤為承水器。

匜最早出現於西周中期後段，流行於西周晚期和春秋時期。

其形制有點類似於現在的瓢，橢圓形，敞口，前有流，後有鋬。

為了防止置放時傾倒，在匜的底部常接鑄有三足、四足，底部平緩一些的無足。

有的有蓋，有的體高，有的全身布滿花紋，造型不一。

周朝沃盥之禮所用水器由盤、盉組合變為盤、匜組合。

匜多為青銅製，《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記懷嬴「奉匜沃盥」，鄭玄註：「匜，沃盥器也。

」孔穎達疏曰：「盥，澡手也。

……然則匜者盛水器也。

盥謂洗手也，沃謂澆水也，懷嬴奉匜盛水為公子澆水，令公子洗手。

」《國語?吳語》：「一介嫡男奉盤匜以隨諸御。

」盤是盥的意思是洗手用的呈水器，常與匜配合使用，使用時一人執匜鋬澆水，一人奉盤接水。

考古發掘出土的匜往往置於盤中，此亦與《儀禮?既夕禮》所言之「盤匜，匜實於盤中，南流」同。

另據考東周后匜除主要用作沃盥器外，亦可用為酒器，春秋時期的魯大司徒元匜於銘文中自名日「飲盂」，表明是酒器。

又《禮記?內則》：「敦牟卮用，非餕莫致用」，鄭玄註：「餕乃用之。

……卮、匜、酒漿器；敦、牟、黍稷器也。

」

此青銅匜年代為西周晚期，匜前部有長槽形流，深腹圜底，三柱形蹄足，後有龍形鋬，龍首啣匜口，圓目，立耳，作探飲狀。

匜口緣較直，口沿下飾竊曲紋一周。

此匜體態厚重，保存狀況極佳，整體呈綠漆古包漿，以造型穩重，紋飾簡練，製作精良，為西周時間匜中佳作。

商晚期（公元前13世紀～11世紀） 饕餮紋青銅方彝

估價:HKD 3,000,000-6,000,000--成交價:RMB 2,722,050 HKD 　3,450,000

尺寸：高19.7cm--作品分類：青銅器--創作年代：商晚期（公元前13世紀～11世紀）

容酒器。

長方體器身，直口，直腹，圈足。

四阿形蓋，頂鈕亦為小四阿式，器壁平，蓋飾卷角獸面紋，圖像倒置，口沿下飾鳥紋。

器體紋飾主題和蓋相同，兩側附一龍紋，圈足亦飾卷角龍紋。

紋飾為多層次的淺浮雕，線條鏤刻勁利，整體紋飾不僅在空隙處填以精細的雲雷紋，而且在突起的主體上也滿飾雲雷紋，這是商代晚期最豪華的紋飾之一。

器物整體造型端莊而有氣勢，器蓋內鑄有族徽。

彝是青銅禮器的統稱，方彝又是青銅酒器的專名。

青銅方彝出現於商代晚期，之後數量逐漸減少，西周中期以後便逐漸消失。

在青銅器中，方彝是極為稀少的一個種類。

商 青銅獸面紋尊--估價：HKD 2,500,000-3,500,000--成交價：RMB 2,715,888 HKD 　3,304,000

尺寸：高33.5cm；直徑29.5cm--作品分類：青銅器--創作年代：商

尊這一器物出現在商代二里岡上層，由於酒文化的盛行和鑄造技術的進步發展，殷墟時期青銅尊出土的數量開始變多，殷墟一至四期的酒器組合中多有尊。

一般出土於較大型的墓葬中，可見在禮器中尊的重要地位。

至殷墟四期，一些小型墓葬中尊開始比較多出現，說明尊在權力系中由高至低的擴展開。

它的出土數量和重要性一直延續到西周早期。

但作為一種酒器和禮器隨著時代觀念和禮儀制度的改變，其使用和製造的數量也隨之變化。

從歷史角度來看，商人飲酒之風與敬神的觀念聯繫起來，而周代對商代亡國的經驗總結中最重要一條是商人喜酒過度。

所以在《尚書》中還有傳為周公所作的《酒誥》。

在祭祀、禮器的使用上酒器也逐漸淡出，粢盛器隨之興盛。

尊的數量也隨之減少。

西周中期在中原地區一段時間青銅尊甚至有短暫的消失，但在西周末年、春秋時期又重新出現，一直到西漢仍然有很多尊的造型。

在《出土商周青銅尊研究》中，張曉麗稱：「作為盛酒器，青銅罍、瓿、彝、卣等在流行一段時間之後便消失，只有尊自商代二里岡上層出現至西漢消亡，伴隨著整個青銅酒器的發展、興盛、衰落，其地位始終沒有別的器物能夠代替，這與尊代表一種較高的社會地位有關」 。

這件尊敞口，頸內收，頸部三條弦紋，折肩，肩部一周兩圈連珠紋，連珠紋中為兩兩相對一周獸面紋。

肩部平分為三個高浮雕牛首。

腹部亦是上下兩周連珠紋隔出外卷角形獸面紋裝飾帶。

圈足外撇，有三個孔，一條弦紋橫穿三孔。

此尊與上海博物館所藏獸面紋牛首尊極為類似。

這樣的尊還可參考1982年鄭州向陽回族食品廠窖藏H1：4牛首尊、1974年河南偃師塔莊出土獸面紋尊，這類尊都屬於二里岡上層偏晚，商代中期的重要器物。

尊整體的紋飾裝飾顯示出極具時代特色的風格，文飾凸出、面平而緊湊、疏密有致，顯示出商中期器物所特有的神秘感。

在二里岡時期，尊的數量並不多見，只有在較高級別的墓中才會出現，此件獸面紋尊是同時期難得的青銅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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