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鼎——漫談楚式青銅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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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榮寶齋《藝術品》期刊 文 / 葉葳

2016年6月17日,由廣東省博物館與湖北省博物館聯合主辦的「問鼎—楚式青銅器特展」與觀眾見面了。

展覽展出了湖北省博物館藏品及廣東省博物館藏品共86件套,以湖北省博物館收藏的戰國時期青銅器為主,力圖展示精美的楚式青銅器,解讀周代禮樂制度的變遷,凸顯楚國青銅鑄造的傑出成就和為中華青銅文明做出的貢獻。

問鼎,源自楚莊王問鼎中原的典故,具有奪取政權、稱雄天下的含義,用於本展覽,意在突出楚國國力強盛,稱雄天下的野心與霸氣。

那麼,楚國如此強大,會不會不把周禮那套教條放在眼裡呢?楚國的禮器如何使用,遵循什麼原則呢?楚國占有了豐富的銅礦資源,青銅冶鑄業相當發達,其青銅器有哪些特色呢?在青銅冶鑄方面進行了哪些創新呢?一連串的問題,如同屈子《天問》一般,引發我們的思考,通過史籍和這些沉睡千年的青銅器的互相印證,我們能夠獲得比較具體的答案。

人們可以更加了解這些鑄造精美的器物和那段禮崩樂壞、人才輩出的歷史階段。

豐富的銅礦資源與成熟的冶煉工藝

商末,楚人被排擠,一路南遷,最終到達了長江中游的江漢平原,篳路藍縷,勵精圖治,開啟了楚國八百年的序幕。

江漢地區銅礦資源豐富,是中國銅礦主要產區之一,也是中原地區鑄銅的重要來源地。

武漢盤龍城遺址是約公元前15世紀的商代早期遺址,這裡發現了400餘件青銅器,說明那時此地已有先民鑄造和使用銅器,且頗具規模了。

大冶銅綠山七號礦體遺址

正是由於江漢平原,特別是隨棗走廊地區富裕的銅礦資源,使得周天子分封了「漢陽諸姬」—眾多姬姓諸侯國,來保障該地區銅礦資源及運輸的安全,同時遏制楚國發展壯大。

春秋時期的大冶銅綠山七號礦體遺址,展示了當時人們採礦鑄銅的宏大場面。

該礦體遺址是迄今發現中國最早、規模最大的古銅礦采煉遺址,遺址長2公里、寬1公里。

遺址內發現有古礦井、冶煉遺址、煉銅爐以及多達40萬噸的爐渣。

古礦井有豎井、斜井、平巷、斜巷等多種形式,礦井支架採用榫卯結構,有些至今仍舊牢固。

煉銅爐分爐基、爐缸和爐身,通風溝、鼓風口、金門等設施齊全。

在遺址內發現的銅錠含銅達93%,而遺址地表的爐渣含銅量卻很低,這都說明當時的冶煉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銅綠山的豐富銅礦資源在楚武王三次伐隨後,最終歸楚國控制,為楚國鑄就輝煌的青銅文化、成為南方霸主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資源保障。


祭祀宴饗中的禮器

為了加強統治,西周形成了一套完備的禮樂制度,以明辨貴族尊卑,維護天子的合法地位,並貫穿了整個周代。

這套禮樂制度以青銅禮器為載體,主要以食器的鼎、簋和樂器的鐘、磬為組合,體現了「明尊卑,別上下」的核心要求。

在這套制度下,貴族在祭祀宴饗儀式中要按照身份等級使用禮器。

器物的形制、大小、組合關係都與其身份地位相關。

這套體制即使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也依然為各諸侯國所遵從。

儘管東周時期有一些貴族在使用中有僭越情況,但禮樂制度的核心並沒有出現變化。

祭祀宴饗中的主要器類就是食器、酒器、樂器。

民以食為天,用於盛放、烹煮食物的食器因而成為青銅禮器的主體。

特別是周代開始,基於生活習慣、文化差異及統治需要等多種因素,酒器在西周時期雖品種齊全,但數量逐漸減少。

而食器則成為了禮器的主體。

青銅飪食器按功能可分為用於烹煮的鼎、鬲、甗(yǎn)、爐等,用於盛放食物的鼎、簋、簠、(xū)、敦(duì)、豆等和附屬的匕、鉤、俎等。

周代實行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

楚國高級貴族中又以平底束腰的升鼎為中心,升鼎(也稱正鼎)盛放祭肉,配以羞鼎(又稱陪鼎)和煮牲肉的鑊鼎。

九連墩1號墓出土了五件升鼎,七件帶匕的羞鼎和兩件鑊鼎。

食器與酒器構成禮器組合,組合方式因時代變遷而有所不同。

中原地區青銅禮器的組合上,從春秋到戰國發展的最基本次序是:鼎、簋、壺→鼎、豆、壺→鼎、敦、壺;而楚國青銅禮器組合基本演變次序為:鼎、簠、壺→鼎、敦、壺→鼎、盒、壺。

楚國墓葬在出土青銅簋的同時,也出土了很多青銅簠。

楚式青銅簠在春秋早期斜壁長度與直壁的比例為2:1,戰國中期時逐漸縮小為近乎相等,到了戰國中期以後斜長度變為小於直壁。

在紋飾上,楚式青銅簠的紋飾均較中原青銅簠繁複。

樂器也是重要的禮器。

周代之樂與政相通,不是單純的音樂,是禮的體現,樂器也屬禮器,成為貴族身份等級的標誌。

九連墩1、2號墓出土了編鐘、編磬、建鼓、琴、瑟、笙、竽、篪(chǐ)、柷(zhù)、虎座鳥架鼓等90餘件樂器,是楚墓發現樂器最多的一批,既顯示了楚國貴族生活奢華的一面,也顯示了具有浪漫主義情懷的楚人對音樂的熱衷。

曾國雖為姬姓諸侯國,但被楚國征服後一直為其附庸國,其文化深受楚國文化的影響,與楚文化相互融合,成為了楚文化的一部分。

曾侯乙墓出土的眾多青銅禮器具有典型的楚式青銅器特徵,其樂器也是鬼斧神工的代表。

在鑄造技術上,很多專家一向認為曾侯乙墓中的尊盤、建鼓座、編磬架等圓雕造型屬失蠟法鑄造,但也有不少學者經過細心觀察認為是分鑄法,即將器物分成若干極小單元范鑄後,再通過焊接等多重手段結合成一件複雜的器物。

無論是哪種鑄造方法,它們都是古代工匠們留給後世的燦爛的文化遺產。

青銅鑊鼎

鑊鼎用於烹煮牲肉。

九連墩楚墓出土的青銅鑊鼎體型龐大,氣度非凡,紋飾精美。

該鼎通高93厘米、口徑81厘米,耳距110厘米,重達121.74公斤,是迄今科學發掘楚國貴族墓中最大的一件鑊鼎。

出土時鼎內還殘留有牛骨,實屬罕見。

鑊鼎直口直腹圜底,體質厚重,附耳內曲而上部外斜,腹部對置兩環,三蹄足十分粗壯。

頸腹間各有一周凸弦紋帶,頸部和腹上部及耳部飾繁密精緻的蟠螭紋,蟠螭紋分成若干組,均為兩條龍相交而成,三蹄足的根部飾浮雕獸面紋,既有中原的傳統,又有楚國特色。

楚屈子赤角青銅簠

楚屈子赤角青銅簠於1976年出土於隨州鰱魚嘴,直口折壁,壁的斜度較小,器蓋四周有六個獸面紋器扣,器物兩側共有八支柱狀鈕,矩形圈足。

通身飾繁密的蟠螭紋。

簠底、蓋內壁均有6行31字銘文:「唯正月初吉丁亥,楚屈子赤角媵仲嬭璜飤簠,其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從銘文可大致推斷,此器為楚國三大家族之一的屈氏家族陪嫁用品。

這為研究楚國貴族之間關係提供了證據,同時,該簠為存世僅見的屈氏家族的禮器,尤為珍貴。

青銅編磬

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為世人所驚嘆,其出土的編磬亦是驚世之作。

編磬架由青銅製的龍首、鶴身怪獸等構成,橫樑與立柱錯金裝飾;獸舌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終」銘文。

磬塊由石灰石或大理石磨製,共32具,刻有編號和樂律的銘文,分上下二組懸掛於橫樑之上。

復原研究顯示,其音域跨三個八度,十二個半音齊備,音色清脆明亮。

人面紋青銅鐃

此鐃於1955年在羅田李家樓出土,通高44.5厘米,甬長14.5厘米,銑距30.8厘米。

器物呈合瓦形,腔體表面鑄有長枚,鉦、篆間有纖細弦紋、圓圈紋等。

正鼔部近緣處飾一人面紋,於口內緣飾粗弦紋。

該器有36隻枚,占據了腔體表面的三分之二,甬上方近舞部有旋,旋上飾乳釘紋,已具甬鍾雛形,是研究鐃、鍾演變的重要器物。

青銅建鼓座

建鼓是古代十分流行的樂器。

一面鼓插在高高的杆上,舞者圍繞著它邊演奏,邊起舞。

曾侯乙墓出土的建鼓座重達192公斤,圓形底座由空心圓柱和糾結穿繞的圓雕群龍構成,底座直徑約80厘米,內由網狀銅梗構成,外壁飾淺浮雕龍紋,有四個環鈕套接圓形提手。

底座上方為八對圓雕群龍環繞承插貫鼓建柱的空心銅柱。

柱口緣有「曾侯乙作持」銘文。

龍身及第座外圈鑲嵌綠松石,出土時多已脫落。

龍的口均呈象鼻狀高高翹起前伸。

建鼓座出土時尚存木質鼓腔,兩件鼓槌及插杆,插杆約365厘米。

雖然建鼓的主體為鼓,但鼓座仍然製作如此精美,可嘆古人對美追求達到極致。

青銅編鐘

此組編鐘2002年出土於棗陽九連墩1號墓,整組包括編鐘34枚,其中上層鈕鍾兩組22枚,下層一組甬鍾12枚。

經檢測,上層一組編鐘經過調音。

這組編鐘製作精緻考究,紋飾精美。

其甬鍾腔體長、甬自旋以上呈八棱形,枚的分布大於腔體的二分之一。

正鼓部、篆帶、枚、甬、旋部紋飾細密多樣,包括獸面紋、龍紋、鳥紋、雲紋、雷紋、同心圓紋、乳丁紋、渦紋等。

鈕鍾腔體亦長,各部分也有獸面紋、龍紋、雲紋等紋飾。

用於懸掛鈕鐘的插銷製作成兩種樣式的獸面紋。

懸掛編鐘的梁架為漆器複製品,清晰反映了梁架原件的精美紋飾。

九連墩出土的編鐘與編磬分兩面懸掛,為判懸,符合大夫應使用的樂器組合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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