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鼎——漫談楚式青銅器（上）

來源：榮寶齋《藝術品》期刊 文 / 葉葳

2016年6月17日，由廣東省博物館與湖北省博物館聯合主辦的「問鼎—楚式青銅器特展」與觀眾見面了。

展覽展出了湖北省博物館藏品及廣東省博物館藏品共86件套，以湖北省博物館收藏的戰國時期青銅器為主，力圖展示精美的楚式青銅器，解讀周代禮樂制度的變遷，凸顯楚國青銅鑄造的傑出成就和為中華青銅文明做出的貢獻。

問鼎，源自楚莊王問鼎中原的典故，具有奪取政權、稱雄天下的含義，用於本展覽，意在突出楚國國力強盛，稱雄天下的野心與霸氣。

那麼，楚國如此強大，會不會不把周禮那套教條放在眼裡呢？楚國的禮器如何使用，遵循什麼原則呢？楚國占有了豐富的銅礦資源，青銅冶鑄業相當發達，其青銅器有哪些特色呢？在青銅冶鑄方面進行了哪些創新呢？一連串的問題，如同屈子《天問》一般，引發我們的思考，通過史籍和這些沉睡千年的青銅器的互相印證，我們能夠獲得比較具體的答案。

人們可以更加了解這些鑄造精美的器物和那段禮崩樂壞、人才輩出的歷史階段。

豐富的銅礦資源與成熟的冶煉工藝

商末，楚人被排擠，一路南遷，最終到達了長江中游的江漢平原，篳路藍縷，勵精圖治，開啟了楚國八百年的序幕。

江漢地區銅礦資源豐富，是中國銅礦主要產區之一，也是中原地區鑄銅的重要來源地。

武漢盤龍城遺址是約公元前15世紀的商代早期遺址，這裡發現了400餘件青銅器，說明那時此地已有先民鑄造和使用銅器，且頗具規模了。

大冶銅綠山七號礦體遺址

正是由於江漢平原，特別是隨棗走廊地區富裕的銅礦資源，使得周天子分封了「漢陽諸姬」—眾多姬姓諸侯國，來保障該地區銅礦資源及運輸的安全，同時遏制楚國發展壯大。

春秋時期的大冶銅綠山七號礦體遺址，展示了當時人們採礦鑄銅的宏大場面。

該礦體遺址是迄今發現中國最早、規模最大的古銅礦采煉遺址，遺址長2公里、寬1公里。

遺址內發現有古礦井、冶煉遺址、煉銅爐以及多達40萬噸的爐渣。

古礦井有豎井、斜井、平巷、斜巷等多種形式，礦井支架採用榫卯結構，有些至今仍舊牢固。

煉銅爐分爐基、爐缸和爐身，通風溝、鼓風口、金門等設施齊全。

在遺址內發現的銅錠含銅達93%，而遺址地表的爐渣含銅量卻很低，這都說明當時的冶煉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銅綠山的豐富銅礦資源在楚武王三次伐隨後，最終歸楚國控制，為楚國鑄就輝煌的青銅文化、成為南方霸主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資源保障。

祭祀宴饗中的禮器

為了加強統治，西周形成了一套完備的禮樂制度，以明辨貴族尊卑，維護天子的合法地位，並貫穿了整個周代。

這套禮樂制度以青銅禮器為載體，主要以食器的鼎、簋和樂器的鐘、磬為組合，體現了「明尊卑，別上下」的核心要求。

在這套制度下，貴族在祭祀宴饗儀式中要按照身份等級使用禮器。

器物的形制、大小、組合關係都與其身份地位相關。

這套體制即使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也依然為各諸侯國所遵從。

儘管東周時期有一些貴族在使用中有僭越情況，但禮樂制度的核心並沒有出現變化。

祭祀宴饗中的主要器類就是食器、酒器、樂器。

民以食為天，用於盛放、烹煮食物的食器因而成為青銅禮器的主體。

特別是周代開始，基於生活習慣、文化差異及統治需要等多種因素，酒器在西周時期雖品種齊全，但數量逐漸減少。

而食器則成為了禮器的主體。

青銅飪食器按功能可分為用於烹煮的鼎、鬲、甗（yǎn）、爐等，用於盛放食物的鼎、簋、簠、（xū）、敦（duì）、豆等和附屬的匕、鉤、俎等。

周代實行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

楚國高級貴族中又以平底束腰的升鼎為中心，升鼎（也稱正鼎）盛放祭肉，配以羞鼎（又稱陪鼎）和煮牲肉的鑊鼎。

九連墩1號墓出土了五件升鼎，七件帶匕的羞鼎和兩件鑊鼎。

食器與酒器構成禮器組合，組合方式因時代變遷而有所不同。

中原地區青銅禮器的組合上，從春秋到戰國發展的最基本次序是：鼎、簋、壺→鼎、豆、壺→鼎、敦、壺；而楚國青銅禮器組合基本演變次序為：鼎、簠、壺→鼎、敦、壺→鼎、盒、壺。

楚國墓葬在出土青銅簋的同時，也出土了很多青銅簠。

楚式青銅簠在春秋早期斜壁長度與直壁的比例為2:1，戰國中期時逐漸縮小為近乎相等，到了戰國中期以後斜長度變為小於直壁。

在紋飾上，楚式青銅簠的紋飾均較中原青銅簠繁複。

樂器也是重要的禮器。

周代之樂與政相通，不是單純的音樂，是禮的體現，樂器也屬禮器，成為貴族身份等級的標誌。

九連墩1、2號墓出土了編鐘、編磬、建鼓、琴、瑟、笙、竽、篪（chǐ）、柷（zhù）、虎座鳥架鼓等90餘件樂器，是楚墓發現樂器最多的一批，既顯示了楚國貴族生活奢華的一面，也顯示了具有浪漫主義情懷的楚人對音樂的熱衷。

曾國雖為姬姓諸侯國，但被楚國征服後一直為其附庸國，其文化深受楚國文化的影響，與楚文化相互融合，成為了楚文化的一部分。

曾侯乙墓出土的眾多青銅禮器具有典型的楚式青銅器特徵，其樂器也是鬼斧神工的代表。

在鑄造技術上，很多專家一向認為曾侯乙墓中的尊盤、建鼓座、編磬架等圓雕造型屬失蠟法鑄造，但也有不少學者經過細心觀察認為是分鑄法，即將器物分成若干極小單元范鑄後，再通過焊接等多重手段結合成一件複雜的器物。

無論是哪種鑄造方法，它們都是古代工匠們留給後世的燦爛的文化遺產。

青銅鑊鼎

鑊鼎用於烹煮牲肉。

九連墩楚墓出土的青銅鑊鼎體型龐大，氣度非凡，紋飾精美。

該鼎通高93厘米、口徑81厘米，耳距110厘米，重達121.74公斤，是迄今科學發掘楚國貴族墓中最大的一件鑊鼎。

出土時鼎內還殘留有牛骨，實屬罕見。

鑊鼎直口直腹圜底，體質厚重，附耳內曲而上部外斜，腹部對置兩環，三蹄足十分粗壯。

頸腹間各有一周凸弦紋帶，頸部和腹上部及耳部飾繁密精緻的蟠螭紋，蟠螭紋分成若干組，均為兩條龍相交而成，三蹄足的根部飾浮雕獸面紋，既有中原的傳統，又有楚國特色。

楚屈子赤角青銅簠

楚屈子赤角青銅簠於1976年出土於隨州鰱魚嘴，直口折壁，壁的斜度較小，器蓋四周有六個獸面紋器扣，器物兩側共有八支柱狀鈕，矩形圈足。

通身飾繁密的蟠螭紋。

簠底、蓋內壁均有6行31字銘文：「唯正月初吉丁亥，楚屈子赤角媵仲嬭璜飤簠，其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從銘文可大致推斷，此器為楚國三大家族之一的屈氏家族陪嫁用品。

這為研究楚國貴族之間關係提供了證據，同時，該簠為存世僅見的屈氏家族的禮器，尤為珍貴。

青銅編磬

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為世人所驚嘆，其出土的編磬亦是驚世之作。

編磬架由青銅製的龍首、鶴身怪獸等構成，橫樑與立柱錯金裝飾；獸舌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終」銘文。

磬塊由石灰石或大理石磨製，共32具，刻有編號和樂律的銘文，分上下二組懸掛於橫樑之上。

復原研究顯示，其音域跨三個八度，十二個半音齊備，音色清脆明亮。

人面紋青銅鐃

此鐃於1955年在羅田李家樓出土，通高44.5厘米，甬長14.5厘米，銑距30.8厘米。

器物呈合瓦形，腔體表面鑄有長枚，鉦、篆間有纖細弦紋、圓圈紋等。

正鼔部近緣處飾一人面紋，於口內緣飾粗弦紋。

該器有36隻枚，占據了腔體表面的三分之二，甬上方近舞部有旋，旋上飾乳釘紋，已具甬鍾雛形，是研究鐃、鍾演變的重要器物。

青銅建鼓座

建鼓是古代十分流行的樂器。

一面鼓插在高高的杆上，舞者圍繞著它邊演奏，邊起舞。

曾侯乙墓出土的建鼓座重達192公斤，圓形底座由空心圓柱和糾結穿繞的圓雕群龍構成，底座直徑約80厘米，內由網狀銅梗構成，外壁飾淺浮雕龍紋，有四個環鈕套接圓形提手。

底座上方為八對圓雕群龍環繞承插貫鼓建柱的空心銅柱。

柱口緣有「曾侯乙作持」銘文。

龍身及第座外圈鑲嵌綠松石，出土時多已脫落。

龍的口均呈象鼻狀高高翹起前伸。

建鼓座出土時尚存木質鼓腔，兩件鼓槌及插杆，插杆約365厘米。

雖然建鼓的主體為鼓，但鼓座仍然製作如此精美，可嘆古人對美追求達到極致。

青銅編鐘

此組編鐘2002年出土於棗陽九連墩1號墓，整組包括編鐘34枚，其中上層鈕鍾兩組22枚，下層一組甬鍾12枚。

經檢測，上層一組編鐘經過調音。

這組編鐘製作精緻考究，紋飾精美。

其甬鍾腔體長、甬自旋以上呈八棱形，枚的分布大於腔體的二分之一。

正鼓部、篆帶、枚、甬、旋部紋飾細密多樣，包括獸面紋、龍紋、鳥紋、雲紋、雷紋、同心圓紋、乳丁紋、渦紋等。

鈕鍾腔體亦長，各部分也有獸面紋、龍紋、雲紋等紋飾。

用於懸掛鈕鐘的插銷製作成兩種樣式的獸面紋。

懸掛編鐘的梁架為漆器複製品，清晰反映了梁架原件的精美紋飾。

九連墩出土的編鐘與編磬分兩面懸掛，為判懸，符合大夫應使用的樂器組合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