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遼金西夏史研究綜述

2015年遼金西夏史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全年出版專著80餘種，發表論文1100餘篇。

儘管低水平及重複之作仍大量出現，但在政治史等領域也出現了一些高水平的論著。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國民族史學會遼金契丹女真史分會主辦，史金波、宋德金主編《中國遼夏金研究年鑑（2013）》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本系列年鑑的第一部，為學術界全面了解遼金西夏史的年度進展提供了翔實的資料。

由史金波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西夏文獻文物研究」取得長足進展，本年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以《西夏文獻文物研究叢書》的形式出版了系列專著，包括王靜如《王靜如文集》（上、下）、孫昌盛《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續〉整理研究》、梁繼紅《武威出土西夏文獻研究》、崔紅芬《西夏漢傳密教文獻研究》、梁松濤《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醫藥文獻整理與研究》、佟建榮《西夏姓名研究》、王培培《西夏文〈維摩詰經〉整理研究》等。

8月，由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河西學院主辦的第四屆西夏學國際學術論壇暨河西歷史文化研討會在甘肅省河西學院召開。

以下分專題對相關論著進行介紹。

一、政治史。

〔英〕史懷梅著，曹流譯《忠貞不貳？——遼代的越境之舉》（江蘇人民出版社）以10世紀燕雲地區部分漢人官員和將領依附契丹政權的史實作為切入點，重新探討了從唐滅亡至宋遼「澶淵之盟」間人們忠君觀念和邊界意識的變化，以及族群間文化衝突與認同等一系列問題。

斡魯朵歷來為遼史學者所關注，本年度有兩篇重要論文。

余蔚《遼代斡魯朵管理體制研究》（《歷史研究》第1期）認為遼代斡魯朵的內涵是皇帝游徙中所居「行宮」，外延是一支直屬於皇帝的力量和管理這支力量的機構與制度。

楊軍《遼代斡魯朵研究》（《學習與探索》第5期）認為遼代斡魯朵源自耶律阿保機的腹心部，斡魯朵民戶除向當朝皇帝納稅服役外，由契丹正戶中抽調的親信侍衛，在皇帝去世後，負責護衛陵墓、廟宇、后妃宮帳，還有一部分扈從當朝皇帝四時捺缽。

趙永春、張喜豐《契丹的「中國」認同》（《黑龍江民族叢刊》第1期）認為契丹的「中國」認同意識，為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國」的形成、「中國」國號的確立以及中華民族的形成做出了貢獻。

關樹東《遼朝皇帝酬獎激勵官員的非制度性措施舉隅》（《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五輯，上海古籍出版社）歸納了該措施的12項內容。

孫建權《遼代大赦三題》（《東北史地》第3期）對遼代大赦的赦書起草者、內容等進行了論述，認為遼代很可能並不存在赦儀。

林鵠《論遼太宗離汴非棄中原》（《中華文史論叢》第2輯）對太宗入汴後相關史事作了系統考察，認為耶律德光北還並不意味著放棄中原；他的《遼景宗朝史事考》（《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五輯）認為景宗朝承繼了遼初以來的官僚化、集權化、漢化的大方向。

康鵬《遼道宗朝懿德後案鉤沉》（《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五輯）認為遼朝由盛而衰，與應天后胞弟阿古只一支的蕭和家族弄權內耗是分不開的。

程妮娜《女真與遼朝的朝貢關係》（《社會科學輯刊》第4期）論述了遼聖宗時期逐步將州縣地區內的女真屬國、屬部納入地方統轄體系，州縣之外地區的生女真部和州縣邊緣地區的鐵驪女真部一直朝貢。

魏志江《試論西遼帝國對中亞、西域的經略及其對絲綢之路的影響》（《北方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探討了耶律大石西遷和建立西遼帝國的過程，認為這也是對傳統的絲綢之路重新開拓和恢復的過程，對中亞、西域等絲路區域的地緣政治和民族、宗教格局的變遷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制度。

林鵠《遼史百官志考訂》（中華書局）在中華書局點校本《遼史》的基礎上，對《遼史·百官志》作了更為詳細的校勘、批註。

對《遼史·百官志》之史源、編纂及史料價值，有獨到見解。

苗潤博《遼代帝王簡諡鉤沉——以王士點〈禁扁〉為中心》（《民族研究》第3期）認為遼代皇帝諡號的核心部分直接採用漢朝諡法，與唐宋諡號形同而實異。

邱靖嘉《再論遼朝的「天下兵馬大元帥」與皇位繼承——兼談遼代皇儲名號的特徵》（《民族研究》第2期）認為遼朝的「天下兵馬大元帥」並不是一個具有明確標誌性意義的皇儲封號。

葛華廷、王玉亭《遼代北、南宰相府地位的變化及其宰相職位設置與選任》（《北方文物》第3期）認為遼朝北、南宰相府的地位及職權，在北、南樞密院設立後，發生了重大變化，遼代北面官北、南兩宰相府宰相應各有兩位。

張國慶《遼朝警巡、軍巡與巡檢制度考略》（《遼寧大學學報》第2期）認為遼朝軍警治安與民政管理制度的確立，為確保國土安全、維持社會穩定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魏淑霞《西夏職官中的宗族首領》（《寧夏社會科學》第5期）認為西夏宗族首領具有雙重身份，他們既是部族的首領，又是西夏職官體制中的一員，廣泛參與西夏政治生活。

景永時《西夏馬政述論》（《北方民族大學學報》第5期）探討了從註冊登記、調配使用到牧場、草料，以及馬匹的保護等西夏馬政。

相關的論文還有高福順《遼朝及第進士釋褐任官考論》（《學習與探索》第2期）、李鳴飛《金代前期散官表的發現及對金史研究的意義》（《史林》第1期）、孫紅梅《金代封國之號與國號王爵類型》（《史學月刊》第5期）等。

法律。

《天盛律令》對於西夏法律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年度也不例外。

戴羽《〈天盛律令〉的法律移植與本土化》（《西夏研究》第1期）指出《天盛律令》存在較為普遍的法律移植現象，與中原律法淵源頗深。

譚黛麗、於光建《從〈天盛律令〉看西夏的出工抵債問題——基於唐、宋、西夏律法的比較》（《寧夏社會科學》第3期）認為《天盛律令》中對出工抵債的規定較為詳細，各細則也都與唐宋律法有所不同，這是西夏法典中債務法的特色之一。

任紅婷《試論我國中古時期的成文宗教法——以西夏〈天盛律令·為僧道修寺廟門〉為中心》（《寧夏大學學報》第5期）指出《天盛律令·為僧道修寺廟門》是我國現存最完整的成文宗教法。

二、經濟史、民族史與社會史。

張國慶《遼朝手工業門類與生產場所考述——以石刻文字資料為中心》（《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第5期）考察了遼朝各種手工業門類，如兵器製作、金屬冶煉加工、車船製造、釀酒、曬鹽以及紡織印染等。

張國慶、邵東波《遼金屯田之比較》（《北方文物》第3期）就遼金二朝之屯田目的、屯田地域、屯田形式、屯田政策和措施、屯田性質等進行了比較研究。

馮恩學《中國燒酒起源新探》（《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1期）根據從吉林省大安酒廠遺址發現的遼金時期蒸餾酒灶鍋，認為遼金時期已經有商業性的燒酒生產。

周峰《金代植樹考述》（《農業考古》第4期）從經濟林木的種植，防護林木的種植等四個方面對金代的植樹情況進行了考述。

郭坤、陳瑞青《交易有無：宋、夏、金榷場貿易的融通與互動——以黑水城西夏榷場使文書為中心的考察》（《寧夏社會科學》第5期）指出西夏榷場中出售的川絹、川纈、茶葉、乾薑、抄連紙等均產自南宋，這些商品是通過宋金榷場輾轉流入西夏境內的。

民族。

史風春《遼朝後族蕭姓由來述論》（《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認為遼後族蕭姓當始於太祖時期，或許與隋蕭後有關，遼太祖賜述律氏姓蕭，遼太宗時又賜述律後母前夫之族翰姓蕭，進而確立了後族皆姓蕭的慣例。

吳英喆、孫偉祥《契丹文皇族「第十帳」及其他》（《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考釋了契丹小字《耶律玦墓志銘》中的「第十帳」一詞，認為契丹語「房」有別於「帳」，皇族與後族帳分名稱的釋讀有待深究。

孫偉祥、張金花《略論遼朝漢人契丹化問題》（《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報》第3期）將遼朝漢人契丹化原因歸納為遼朝民族政策之推動作用及遼朝統治區域內胡化傳統與遼宋關係之變化等。

郝素娟《金太宗時期女真人內徙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4期）統計了金太宗時期約有百萬女真人口遷離本土，是有金一代女真人內徙中原規模最大的一次。

陳瑋《中古時期党項與粟特關係論考》（《中國史研究》第4期）指出中古時期的党項與粟特關係密切，雙方關係的轉變突出反映了西北政治格局中党項勢力的崛興與粟特勢力的衰落。

相關論文還有王麗娟《奚族部落的發展與演變》（《東北史地》第5期）、寧波《金代北京路民族分布格局的演變》（《宋史研究論叢》第16輯，河北大學出版社）等。

社會。

陳曉偉《遼金元的夏捺缽——「阿延川」、「上京」及「爪忽都」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期）認為四庫本宋元文獻中所見「阿延川」、「上京」應為「愛陽川」、「上陘」之誤，兩地皆位於炭山（金蓮川草原）範圍。

孫昊《遼金女真的「家」與家庭形態——以〈金史〉用語為中心》（《貴州社會科學》第11期）指出《金史》中記載的「家」是指女真的同居單位，其形態各異，以兩代同居的多偶家庭為主，兼具兄弟聯合式家庭或者三代同居的主幹家庭形態。

通常顯貴之家則是帶有依附人口的複合式家庭。

聶鴻音《西夏文獻中的占卜》（《西夏研究》第2期）指出不晚於12世紀中葉，党項人原始的占卜術被中原傳統的占卜學所取代，以干支為依據的「術數」占卜在西夏的流行程度超過了以八卦為依據的「易經」占卜，其對西夏生活的影響比此前估計的要大。

三、文化史。

李西亞《金代圖書出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考察了金代出版發展的歷史條件，具體包括金代統治者對圖書出版業的重視、金代經濟與文教事業對圖書出版業發展的推動作用等三個方面內容。

呂變庭《金元科技思想史研究》（上、下，科學出版社）考察了以理學家、科技實踐家、醫學研究者等為代表的典型人物的科技思想，對金元科技思想的歷史演變及宗教特徵進行了學術審視和反思。

康鵬《白居易詩文流傳遼朝考——兼辨耶律倍仿白氏字號說》（《中國史研究》第4期）發現《耶律（韓）迪烈妻蕭烏盧本娘子墓誌》模仿抄襲了白居易為元稹之母撰寫的墓誌，為白居易文章在遼朝的傳播提供了例證。

劉雲憬《金代北方通語探析》（《寧夏大學學報》第1期）認為金代北方通語應該包含15個韻部的通語系統，是漢語從中古到近代的一個過渡階段，繼承宋代通語十八部而來，又與《中原音韻》都有著天然的聯繫。

薛瑞兆《金代藝文敘論》（《中山大學學報》第2期）指出金代藝文具有突出的多樣性與包容性，體現了通俗實用的特點和富於創新的精神，正統意識濃厚。

教育。

高福順《科舉與遼代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總結、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文獻史料與碑刻資料為依據，分析遼代科舉發展演變的過程，探析科舉與遼代教育、政治、文化等社會生活領域之間的互動關係。

高福順《科舉制度在遼代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與影響》（《長春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指出科舉制度改變了契丹人較為原始的社會狀態，加速了中國北疆諸民族的儒化進程，促進了民族大融合，還成功實現了中國北疆社會由羈縻而治向中央集權統治的轉型。

王嶠《金代縣學述論》（《內蒙古大學學報》第5期）認為金代縣學更多地帶有私人性質，在改善地方風氣、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兩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都興智《金代科舉考試題目考察》（《北方文物》第1期）指出金朝的科舉各級考試題目皆出自傳統的漢文經典和十七史。

裴興榮《金代科舉考試題目出處及內涵考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認為金代科舉繼承唐宋之制而更加規範和嚴密，其命題範圍基本上限定於「五經三史」之內，反映出金代統治者爭取正統、推尊儒學、以文治國的政治意圖。

閆興潘《金代武舉的民族屬性——民族關係影響下的制度變革》（《北方文物》第2期）指出金章宗時期建立和完善的武舉，是專門針對女真人的考試，與金朝中期女真人漢化加劇、女真統治者對女真傳統習俗和尚武之風的維護政策直接相關。

宗教。

張國慶《石刻文字所見遼代寺院考》（《東北史地》第4期）指出遼代寺院建築承仿唐宋，與佛教諸宗之「伽藍七堂」之制大體符合。

王德朋、王萍《論佛教對金代社會習俗的影響》（《北方文物》第2期）論述了佛教對金代社會習俗產生的重要影響，諸如信眾對寺院大量布施，各種佛教邑社紛紛建立，佛教的因果報應、積德行善思想被社會成員廣泛接受並身體力行，世俗社會的命名習俗、喪葬習俗也打上了深刻的佛教烙印。

段岩、彭向前《〈西夏譯場圖〉人物分工考》（《寧夏社會科學》第4期）依據《宋會要輯稿》、《佛祖統紀》中關於宋代譯場的記載，首次對《西夏譯場圖》中的人物分工作了考察，有利於對古代佛經譯場方面的研究。

史金波《西夏文〈大白傘蓋陀羅尼經〉及發願文考釋》（《世界宗教研究》第5期）全文翻譯了新見該西夏文殘經卷，認為其刻印時代為蒙古乃馬真稱制時期，西夏僧人真智已翻譯此經，發願文中的「太子」為窩闊台第二子、鎮守西涼的闊端。

段玉泉《西夏〈功德寶集偈〉跨語言對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胡進杉《西夏佛典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對有關佛經進行了研究。

四、歷史地理與文物考古。

李昌憲《金代行政區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對金代地方行政制度和行政區划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考證了金代州縣的沿革，在此基礎上，列出四個斷代年限內各路管內州縣的概況。

楊蕤《文物考古學視野下的遼代絲綢之路》（《北方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梳理了有關遼代絲綢之路的文物考古材料。

楊浣《任得敬分國地界考》（《歷史教學》第11期）考證了西夏仁宗朝任得敬分國的南北地界，指出這一區域的面積大致不到西夏國境的十分之一。

相關論文還有夏宇旭《地理環境與契丹人四時捺缽》（《社會科學戰線》第2期）、夏宇旭和王小敏《地理環境與契丹人的居住方式》（《吉林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張多勇和張志揚《西夏京畿鎮守體系蠡測》（《歷史地理》第3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本年度刊布了幾部大型遼金墓葬、遺址考古報告，有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源小喇嘛溝遼墓》（文物出版社），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白城永平遼金遺址2009—2010年度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黃驊市博物館等《2000年黃驊市海豐鎮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等。

谷贇《封靈鈐藏——遼代磚石塔研究》（遼寧人民出版社）將有明確紀年的遼塔外部和內部雕刻等各種圖像、天宮、地宮及出土文物聯繫起來，試圖解決遼代磚石塔的各種功能問題。

杜建錄《党項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介紹、研究了西夏前身夏州拓跋政權碑刻、西夏碑刻以及元明時期西夏遺民及其後裔碑刻。

近年來契丹文墓誌贗品大量出現，劉鳳翥發表了一系列論文進行辨偽存真。

劉鳳翥、何文峰《〈耶律曷魯妻掘聯墓志銘〉為贗品說》（《北方文物》第2期）從墓誌形制，墓誌主人丈夫的人名和官名過於混亂，墓誌主人的人名和封號過於混亂等方面作了論證。

劉鳳翥《〈蕭旼墓志銘〉為贗品說》（《赤峰學院學報》第1期）認為蕭旼墓誌也是贗品。

當然，對於相關墓誌的真偽認定還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孫偉祥《遼朝帝王陵寢組成問題初探》（《黑龍江民族叢刊》第1期）指出遼朝11座帝王陵寢構成德、祖、懷、顯、乾、慶六大陵區，按照所屬區域可分為兩大區域。

陵寢選址主要受政治、堪輿學、本民族拜日、崇山、四時遊獵傳統習俗因素影響。

梁松濤、王路璐《河北淶源閣院寺遼代「飛狐大鐘」銘文考》（《北方文物》第1期）並對銘文所反映的遼代晚期宗教、基層僧官及所涉及的職官名稱進行考證。

趙俊傑《關於寶馬城性質的初步研究》（《北方文物》第3期）指出位於吉林省安圖縣二道白河鎮的金代寶馬城遺址很可能為金代皇家修建的祭祀長白山的神廟。

丁雨《淺議宋金墓葬中的啟門圖》（《考古與文物》第1期）指出啟門圖似應是在中原北方地區，特別是豫北地帶最早產生的。

近年來，遼金西夏史研究雖然取得了長足進展，但相較於其他斷代史來說，研究力量仍較薄弱，水平有待提高，領域亟待開拓。

近年所取得的大量科研成果中，高水平論述仍不多見。

這固然與史料匱乏有關，但撰寫過程的隨意、研究水平的欠缺是不可迴避的因素。

一些研究生由於尚在學習階段以及畢業發表論文的需求，他們的研究很難有所深入。

在遼金西夏史領域還活躍著一些民間學者乃至愛好者，其中固然不乏水平較高，堪與專業學者比肩者，但大部分人缺乏基本的學術規範素養，往往故作驚人之語。

他們還經常出現於學術會議之中，這難免更降低了遼金西夏史的整體研究水平。

希望今後的學術會議更多地由學術機構與高校主辦，學術會議應更注重學術性，少些形式主義，多些深入研討。

（本文發表於《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