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張頷先生

韓石山

2017年1月18日，張頷先生平靜地離去了。

這是一個從山西這塊土地上走出來，又讓山西這塊土地增添了光彩的山西人。

從今天起，這個發光體走了，留下的是永遠不會消逝的光彩。

對他的離去，多少人都有悲痛之感，在我看來，準確地認識這位老人，認識他的身世和經歷，認識他的功業和品質，不失為一種切實的悼念。

看他的經歷，要逆著看，更要順著看

張先生在世時，說到他的功績，人們最常說的是，某年中央電視台的《大家》欄目，分上下兩集介紹了他，說他是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還是《侯馬盟書》破釋者。

從此以後，張先生在學術界的地位，顯著提高，過去只知道他是個學家，從此以後，知道是大家。

若以外界的評價，定地位的高下，我倒是覺得，《儒藏》書目收錄了張先生的著作，更能彰顯其學術成就。

《儒藏》是2003年國務院立項，由北京大學儒藏編篡中心，組織國內外著名大學、研究所，編篡的一套儒家思想文庫。

是一套書，也可以說是一個書目，收錄從《論語》到傳世文獻，堪稱儒學經典的著作。

共計200種，且都編了號。

張先生一人，就占了兩種，分別是第90號的《侯馬盟書》，第137號的《古幣文編》。

這樣的成就，由不得讓人想起了他的學歷。

高小畢業！用現在話說，就是小學六年級。

學歷上失望了，自然而然地，會想到他的經歷。

這時候，就看你怎麼看了。

一種看法是逆著看，一種看法是順著看。

什麼是逆著看呢？就是站在他現有的學術成就上，回過頭來，看他走過的學術道路。

這樣看，讓你震驚，也讓你感嘆。

震驚什麼，感嘆什麼？震驚和感嘆的是，這個人，從小到大，一宗宗，一件件，像是專為他後來成為學術大家而設計的，甚至可以說，高人有意設計，都設計不下這麼周到。

你看麼，高小畢業這年，他的堂兄，一個在天津當鋪做小夥計的年輕人，就出版了一本《天津典當業》。

等於是，從小就知道出書這回事。

畢業後一時找不下工作，介休城裡有家茶葉店的老闆，風雅自命，組織了一個業餘書畫社。

他參加了，跟上學習書法繪畫和篆刻，而他篆刻用的底本，恰是有名的《汗簡》。

夠奇的吧。

解放後到了省委統戰部。

誰能想到，當時的省委裡面，會有個文物陳列室，陳列著從解放區帶過來的文物。

看了收藏的青銅器，竟動了寫論文的念頭。

寫了兩篇論文，遇上1958年大躍進，省上要成立中國科學院山西分院，別的所一下子成立不了，考古所先成立了。

要派個所長，一來二去，就選了他。

別人都覺得可惜，而對他來說，不是將魚兒扔進了海里？

總之是，逆著看，條條小路，都通向了一個輝煌的頂點。

但是，若順著看，就不同了。

老百姓有句話，前頭的路是黑的。

也就是說，在從小到大往前走，誰也不曉得前面會是什麼樣的結局。

這樣，你就知道，這個人這樣走過來，是多麼的不容易了。

還沒出生，父親就死了，九歲上，母親又死了。

在祖父的呵護下，勉強念完高小，找不下事做，只能遠赴湖北樊城，在一家介休人開的商店做學徒。

解放後，在政界混下去，至少能做到省委統戰部的部長。

總是上峰看他，身上文氣太重，官氣太少，打發他去了更適合他的考古所。

一個不懂業務的人，當了業務幹部，混日子就是了，而他偏不認這個命，刻苦自勵，終於成就了一番事業。

看他的學問，要看閃亮的地方，更要看紮實的地方

前面說了，若以收入《儒藏》目錄的著作而論，張先生的成果有兩項，一是《侯馬盟書》，一是《古幣文編》。

這兩個成果，粗略看起來，是並列的，實則不然，應當說，《古幣文編》是因，《侯馬盟書》是果。

為什麼這麼說呢？或許是早年學篆刻，張先生一到考古所，就喜歡上古文字。

他這個人，當過小夥計，凡做事，都愛做個簿子，見的古印璽、古錢幣上文字多了，便收集整理，做成一個本子。

描摹下文字，一一註明出處，時間長了，起個名字叫《中國古代貨幣文編稿》，即《古幣文編》的雛形。

到1966年參與整理《侯馬盟書》時，已具備了紮實的古文字功底。

為什麼在《儒藏》上，《侯馬盟書》排在前面，而《古幣文編》排在後面呢？

這是因為，《侯馬盟書》1976年就出版了，而《古幣文編》一直在搜集中，充實中，直到1986年才出版。

說到張先生的學術成就，人們都說老先生運氣好，當考古所長的時候，正趕上山西發掘了盟書，要是沒有這樣的發掘，也成就不了他的事業。

我不這樣看。

該是他的，想不是他的都不行。

盟書發掘出來了，就是有人故意為難，要從中科院考古所請專家來，而省里有這樣一位高水平的專家，中科院的人要來，也要想一想。

說是這樣說，那個年代，在學術上，沒人敢開這樣的玩笑。

還有人說，盟書上的字，沒有幾個人認識，差不多全是蒙出來的。

這就是外行話了。

研究工作，十有八九，都是靠蒙。

胡適說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那個大膽的假設，說白了就是蒙。

關鍵在於，有的人一蒙就對了，有的人一蒙就錯了。

蒙對了的，就是研究成果，蒙錯了的，說什麼都是白搭。

張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有機遇的一面，更有必然的一面。

就是沒有《侯馬盟書》，光憑《古幣文編》，也是一流的學問家。

再就是，張先生在篆字摹寫與研究上的功夫，也是不可小覷的。

記得前些年，我跟他閒談的時候，他曾自負地說：「我這個人，就是在戰國時代，也不會失業的，到了哪個國家，也會找個謄錄的差事。

」又說：「呂不韋寫下《呂氏春秋》懸之城門，說能刪一字者，可賞十金，即便黃銅，也是貴重的，我若在場，掙千金不成問題。

」

這兩句話，他都是當笑話說的，但我聽了，卻能聽出說話人的自信。

他的自信，一在古文字的書寫上，一在對文章的鑑賞上。

只有寫得了戰國各國古文字的人，才做得了謄錄的差事。

只有寫得一手好文章，又有鑑賞的能力，才能看了《呂氏春秋》，敢說可刪去一百個字。

說張先生是個奇才，我承認，因為多少人有絕佳的訓練，也做不出他這樣的成績。

但是，我更願意承認，他是一個自學成才而又訓練有素的學者。

看他的品質，要看常人具有的，更要看常人難以具有的

不管是青少年時期的歷經艱辛，還是解放後的機遇及時，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外在的因素。

作為一個山西人，張先生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業績，還有他品質上的特異之處。

說兩件事吧。

張先生的一生，還叫平順，但是有兩個節點，若把握不住，就不會有後來的張先生。

一個是放棄了在樊城學生意，回到晉西，參加了山西的抗戰。

一個是解放後，從省委統戰部，轉到文管會，當了考古所的所長。

後一個有服從組織分配的意思，不必說了。

前一個，完全是他自己的選擇。

若說聯繫人，就是寫過《天津典當志》的那位堂兄，此時在晉西二戰區駐地做事，知道了堂弟的志向，及時給以恰當的安排。

能做出這個決定，有兩個條件，一是畢竟高小畢業，有相當的社會見識，知識國難當年，有為青年，應當奔赴抗戰前線。

還有一個條件，是他出生在一個有文化傳統的家庭，又是個孤兒，不甘平庸，要為死去的父母爭一口氣。

有見識，又有志氣，再艱難也要回山西，這條路就走出去了。

再一件事，就是差一點把《古幣文編》，拱手讓給了一位有名的古文字專家。

上世紀80年代初，張先生去北京開會，帶著早已整理好的《中國古代貨幣文編稿》，讓廣州來的商承祚先生看了。

商這個人，可不簡單，出身世家，少年成名。

他的父親商衍鎏，是前清的探花，他上大學時，就出版過《殷墟文字類編》，是中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

商先生看了張先生的書稿，說他也有許多古錢幣文字資料，兩人的資料可以合在一起，出一本《先秦貨幣文編》。

過了不久，商先生從廣州來信說，他已申請下一筆資金，請張先生將資料寄來。

在那個年代，這是個不小的誘惑。

傍上商先生這樣的名家，等於一步就跨上學術的高台階。

而張先生思前想後，覺得不妥，沒有答應。

後來商先生又找到一個合作夥伴，出了本書，水平之低，全是預料之中。

想想吧，與張先生合夥的書，就是出了，斷不會收入《儒藏》的目錄。

這件事情說明，張先生什麼時候，都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不受一時的誘惑，毀了自己的名節。

如果說他是圖名，圖的也是長久的盛名，不是一時的虛名。

這就說到張先生的品質。

打交道這麼多年，我覺得，張先生這個人，在小事情上可以忍讓，真要到了關係名聲的時候，是絕不含糊的。

就是平時，也不是個稀里糊塗的人。

常見寫到名人的時候，愛說怎樣的和藹可親，怎樣的嚴以律己虛以待人，我覺得全是陳辭爛調，不合人情。

張先生晚年，我去他那兒，是比較多的。

有那麼兩三年，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去一趟。

有時我去了，張先生顯出一副不勝其煩的樣子，問怎麼啦，說是來了個什麼人，喋喋不休，末了多半是要字或是題辭。

每當此時，我就想，我這麼個三流作家，寫一筆狗趴趴字，來人多了還煩，張先生這麼大年紀的人，能不煩嗎？

後來我見張先生用了個妙法，來人說多了，他不願意聽，就糊塗起來，愣愣地呆在那兒，不知是痴了還是睏了。

來人見這個狀況，也就不好多說什麼，道個謝離去。

以我的觀察，張先生一生的成功，若有什麼品質上的保證的話，那就是執著，甚至有種「圪料」勁兒。

這，才是他品質中，最值得讚揚，也是最值得效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