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文博大家，更是慈父益友

1、張頷先生喜歡貓

2、1976年，侯馬盟書三人組張頷（中）、張守中（右）、陶正剛合影

3、張頷先生為孫女張瑾作畫

18日上午，寒風刺骨，在張頷先生家中，前來祭奠的人絡繹不絕。

在送別的人群中，有其子女、學生，也有很多在其幫助下成長的山西考古人。

本報記者第一時間採訪了諸位與張頷先生有過交往的人，回憶張頷的高風亮節、音容笑貌。

子女追憶 牽掛小女兒 牽掛侯馬盟書

對待兒孫，張頷先生愛得溫和，愛得深沉。

「我想爸爸了……」中午時分，前來家中祭奠張頷的人陸續散去，他的小女兒小玲哭著從臥室跑出來，50年來一直陪伴在父親身旁的她，能隨時跟老父親說會兒心裡話的她，始終無法接受父親去世的消息。

張頷先生有四子一女，女兒小玲排行最小。

她從小智力有些問題，這麼多年來都和張頷先生相依為命，而張頷先生在晚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小女兒。

他曾多次跟兒子們囑託，希望有人能擔負起照顧小玲的責任。

在外人面前，張頷先生是文博大家、學術泰斗，但在家裡，他是慈父。

小玲喜歡貓，他就開始養貓，也是為了給女兒找個伴兒。

《山西收藏》曾經給張頷先生做過一個專輯，封面中張頷先生的懷中就抱著一隻貓，看上去這隻貓的生活不錯，身材肥碩。

據其兒子張崇寧介紹，張頷先生晚年一直養貓，身體好的時候自己照顧貓咪，生病之後，這任務就交給了女兒，只是女兒實在能力有限，把家裡弄得亂糟糟的，最後貓咪只能送人。

看著女兒的狀態，張頷先生心裡非常著急，他生前最擔心的就是自己百年之後，女兒沒有辦法生活，連個照顧起居的人都沒有。

對其他子女，張頷先生的愛同樣深沉。

在其子女中，只有三兒子張崇寧繼承了張頷先生的衣缽，從事考古工作。

每當張崇寧主持某個考古項目，或寫學術文章時，張頷先生必然是第一個讀者。

在孫女張瑾小的時候，因為父母出差把她放在爺爺家裡，為了逗孫女開心，張頷先生專門給孫女畫了一幅畫像，憨態可掬，無比可愛，直到現在，孫女還把那幅畫像掛在書房。

在很多場合，老人更是會給大家講一對兒重孫女的趣事，言語中充滿了喜愛之情。

上世紀70年代，張頷先生釋讀出侯馬盟書，貢獻卓著。

但是，因為盟書在地下埋藏千年，出土的時候，上面有些硃砂字都模糊了，這是讓先生一輩子都記掛的事情。

為了弄清楚上面的字，張頷先生想了不少辦法，聽說公安局有紅外掃描儀器，他曾希望能用高科技來解盟書未解之謎，可是紅外線也沒有辦法解決這個難題。

張頷先生退休之後，四處打聽有什麼科學儀器能夠解決這個難題。

上世紀90年代，他的兒子張崇寧主持開展了某墓地的考古工作，為了搞清楚青銅器上寫的銘文，他們採用了X光射線掃描技術。

聽說這個消息後，張頷先生立刻找到兒子，問他能不能用射線掃描技術也給盟書做個「檢查」。

只可惜，這項技術無法使用到侯馬盟書的玉石片上，張頷先生為此遺憾了好久。

張頷先生跟張崇寧說過多次：「如果能破譯侯馬盟書上那些個模糊的字，說不定能推翻我之前的研究成果。

不過推翻了也不怕，我也挺高興的，起碼我們離真相更近了一步。

」侯馬盟書是張頷先生一生的情結，無論怎樣都記掛著，不能散去。

本報記者 孫軼瓊

「戰友」追憶 一起苦戰兩年多，《侯馬盟書》出版

1965年，《侯馬盟書》的發現，是新中國考古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然而，因為「文革」的原因，《侯馬盟書》整理研究工作多年陷入停頓狀態。

直到1973年8月，我省重新成立由張頷、陶正剛、張守中三人組成的整理小組。

他們在一起苦戰兩年零四個月才完成書稿編寫任務，《侯馬盟書》得於1976年12月出版問世。

三人小組中的張守中，全程參加了《侯馬盟書》的編撰，與張頷共事多年。

張守中先生今年已經82歲高齡，退休前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研究員，長於戰國文字研究，是我國古文字工具書編撰專家，現居住在石家莊市。

1月19日下午，記者輾轉聯繫到了張守中先生，通過電話，請他回憶與張頷先生的生前往事，悼念逝者。

張守中先生儘管年事已高，但身體硬朗，耳聰目明，思維敏捷，半個多世紀前的事，他都能非常有條理地清楚講述。

張守中先生回憶，張頷先生1958年從山西省委統戰部調到省考古所，後合併至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任副主任。

張頷先生的工作特點是親自抓業務，橫下心來搞學術，工作很快受到文化部文物局領導的重視，戲稱其到文物系統是自投羅網。

1962年，文化部文物局調集北京及全國各省的文物考古力量支援侯馬，而張頷先生當時兼任侯馬考古隊隊長。

在文獻知識方面，張頷先生本來就有多年的積累，但對田野考古卻十分陌生，他下決心從頭學起。

當年進入整理小組工作的時候，張頷先生54歲，比張守中和陶正剛年長，但精力旺盛，正是搞科研工作最好的時候。

張頷先生在政治上未獲徹底平反的情況下，先期參加盟書整理，很快撰寫出《侯馬盟書叢考》。

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張頷先生不能用實名刊發。

「長甘」與張頷二字形音比較接近，只能以這個筆名發表在1974年《文物》月刊上。

當時，張頷先生非常刻苦用心，在盟書整理中，他負責盟書文字的考釋、盟辭的解讀以及斷代。

他依據盟辭內容的不同，將盟書劃分為六類，確定了主盟人是晉國六卿之一的趙鞅。

1976年，張守中先生完成《侯馬盟書》的整理工作之後，就調回老家河北工作。

在之後的40多年中，二位先生一直通過書信保持聯繫。

從張守中先生2003年出版的著作《守素集》中可以看出，他對張頷先生非常尊重，而且友誼深厚。

他在書中寫道：「我和張頷先生分居太行東西兩地已近30年……先生1920年生人，長我15歲。

如今我們都已離開工作崗位，往日工作中的密切協作已成過去，但我們的心是相通的，師生間的情誼長久留存。

」

張守中先生在電話中對記者說，得知先生離世的消息之後，「我很平靜」。

但他還是很關切地問張老，是幾點鐘在哪個醫院去世的。

張守中先生說，張頷先生已經98歲高齡了，人的生老病死，誰也逃脫不了這個規律。

再者，他們都是搞文物考古的，發掘過很多古人的墓葬，看淡了生死。

死亡並不可怕，在世一天，就要快樂一天，工作一天，像張頷先生一樣活得有意義。

2015年1月6日，年逾八旬的張守中先生從河北專程趕到太原，看望了臥病在床的張頷先生。

「沒想到，那竟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張守中先生遺憾地說。

本報記者 劉江

後輩追憶 張頷先生奠定了山西考古事業的基礎

18日深夜，剛剛結束在德國的會議返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前所長張慶捷回到家中刷微信，看到了張頷先生去世的消息，心情久久不能平復，「從大學開始直至工作，我深受張頷先生教誨，山西考古隊伍的建設、人才的培養，這些底子都是他從業時奠定的，他為山西考古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

半夜爬起來，張慶捷開始為先生寫輓聯：「考古治學勘鼎篆訓劍銘古幣文編澤三晉；金石證史剖朱文析誓約侯馬盟書記春秋」。

34個字的輓聯總結了張頷先生的成就，卻涵蓋不了他對張頷先生的感恩之情。

「第一次見張先生我還在上大學，那是1981年，中國古文字學會第四屆年會在太原召開，要知道這樣的會議在太原召開，完全是因為張頷先生的影響力和學術地位。

」第二次見到張頷先生，張慶捷已經大學畢業分配到當時的文管所，雖然辦公地點和張頷先生在一個院，但他始終沒敢打擾張頷先生，可有一次張頷先生卻主動推開他的房門，見他正在準備考研，還說了一番鼓勵的話。

張頷先生的謙遜、平和讓張慶捷始終記憶猶新。

在公眾看來，張頷先生主要的成就是釋讀侯馬盟書，與考古沒有多大聯繫，其實山西考古事業的發展，張頷先生的貢獻當屬第一。

張慶捷說：「先生是考古所成立以來任職時間最久的所長，從1958年建所以來，張先生就不斷培養人才，他奠定了山西考古的地位和隊伍。

上世紀60年代，他主持侯馬的考古工作，還與幾位老前輩共同制定了全國考古工地規則。

」

就是日常的工作，張頷先生的習慣也漸漸成了山西考古人的準則。

張慶捷記得，公安局曾經向省考古所移交了一批文物，裡面有幾件唐三彩和銅器，不過要繳納1000元。

張慶捷就問張頷先生，是否有回收的必要，「結果先生看了說，考古的重點是研究價值，只要具有研究價值，再貴咱們也收，但是這些器件沒有特殊的紋飾和形制，較為普通，所以即便再好，沒有研究價值，咱就不能花公家的錢。

」

如今，山西考古人在省內省外乃至世界勘察發掘，張頷先生泉下有知，一定非常欣慰。

本報記者 孫軼瓊

學生追憶 先生希望古文字學後繼有人

1984年11月，剛滿18歲的高智認識了張頷先生，從此開始學習古文字學。

時光走過了33載，提起老師與他的過往，高智一度哽咽——如果沒有張先生，他無法潛心20年專業做學問；如果沒有張先生，他全家老小維持生計都難。

而作為在古文字研究道路上陪伴先生左右的晚輩，高智說，先生晚年囑咐最多的話就是：「一定要為山西好好培養古文字方面的年輕人才……」如今，先生駕鶴西去，他的期望重重地壓在了學生的身上。

33年來，高智與張頷先生之間，早已情同父子。

1989年，學習地質專業的高智大學畢業，捨棄了分配好的鐵飯碗，一門心思要跟先生學古文字。

「老師說過，搞古文字學的人都是特殊材料做成，既要潛心做學問，也要耐得住寂寞，安貧樂道。

」就是這句話，支撐著高智學問。

高智記得，他的第一部手機是先生出錢買的；他學習使用的古典文獻和字典，是先生託人送的；要是一時太過困難，先生甚至會從枕頭下抽出個信封給他，說「又賣了幅字」。

如今，高智是山西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教授古文字學，當張頷知道他最為看重的學生終於繼承了自己衣缽時，高興得不得了，說「我孩兒終於有了個安身立命的地方了。

」於是，從2015年開始，張頷又開始就不斷地囑咐高智：「你現在在古文字學上小有成就，一定要為山西好好培養古文字方面的年輕人才，我的《古幣文編》《侯馬盟書》等學術文集也要傳下去，『子子孫孫永寶用也』。

」

本報記者 孫軼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