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史教學應從藝術本體出發

■本報記者鍾華

大學美術史教學不僅在藝術專業院校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隨著近年來各大普通高校對通識教育的重視，美術史教學也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得到了開展。

然而同時，美術理論與藝術創作的關係如何？美術史教學在日益繁榮的同時又似乎走入了另一個誤區。

對此，《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了西安外國語大學美術研究所所長李傑，請他從一位美術理論的研究者、教育者，同時也是一位美術創作者身份的角度，來為讀者解答這一疑問。

現行美術史教材缺乏藝術本體分析

《中國科學報》：目前國內高校美術史課程的教學情況是怎樣的？在美術史教學的過程中，您有哪些體會？

李傑：我在學校主要開設創作和美術史理論課程，所教的都是實踐類學生，我所教授的中國美術史課程是藝術類院校的必修課，也是學生進入大學後從藝術理論角度了解古代藝術發展規律的重要手段之一。

然而，大多數學生，特別是實踐類藝術生對美術史教學普遍存在牴觸情緒，造成這種現象主要是由於目前大學裡普遍使用的中國美術史教材大多局限於對藝術作品背景闡釋，而與藝術作品本身基本無關，以至於對技法類學生的藝術實踐並無實際幫助。

大學裡，中國美術史課程基本為36課時，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教師必須要考慮在教學中學生應接受什麼內容，又以什麼方式理解美術歷史。

這就促使我們反思，通行教材中的文化信息是否能與歷史圖像對接？背景介紹和作品本身哪個更重要？文化研究和視覺研究哪個應作為主體？

如今的美術史教學理論構架雖然與中國傳統美術史的面貌看似不同，但仍不免帶有明顯的形而上的文化延續性。

致使在目前的美術研究中，「藝術性」概念對確定某個作品歷史地位的作用似乎變得愈加不重要。

與當代全球化的美術史研究狀態脫離，基於這些問題，我不得不對現行的美術史教學進行反思，並促使必須綜合當今的史學成果，在概念層次上考慮美術史的重構問題。

《中國科學報》：在您看來，美術理論教學體系應該作什麼樣的改革？

李傑：中國美術史的研究主要分為背景闡釋（內容）和本體分析（風格）兩大部分。

背景研究的內容主要分為年代、作者、題材、形象等文化元素，本體研究的對象主要是造型、形式、線形、線型、構圖等風格元素。

通行美術史教材則均是以背景文化為陳述主體。

然而，對於實踐類學生而言，在相對短暫的史論教學中顯然是以作品本體元素的分析更加貼近創作實踐，同時也更易於讓他們對史論產生興趣，從而在理論教學中得到更大的收穫。

因此，面對實踐類學生的史論教學應從藝術本體的角度出發，以組成藝術品的本體要素為切入點，並以此形成教學體系。

只有這樣，才能使藝術實踐類學生可以從專業實踐角度主動參與美術史的學習，使其能夠從理論角度與具體作品產生互動。

美術創造和美術研究相輔相成

《中國科學報》：對藝術本體在教學中的重視，是否與您自己的另一個身份——畫家有關？在您看來，美術創造和美術研究這兩者有著怎樣不同的意義？

李傑：美術創作與美術史論原本應是相輔相成的，然而往往是創作者看不懂理論家的言論，理論家對創作本體也無法進入，這也是當今美術理論研究的最大弊病。

例如，在諸多美術史中我們會看到，以「秀骨清像」「豐肥研美」等描寫人物形象的詞語來定位時代風格的現象。

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是由於大多藝術史研究者缺乏藝術實踐基礎，面對具體的本體風格研究不知從何入手。

其中最大的誤區則是繞過本體而進入背景研究，被動地落入了文化學的圈套。

因此，在創作與理論研究不斷成熟的今天，美術理論需要具有一定實踐經驗的創作者參與理論研究；同時，藝術家也需要更為直接的本體性研究來指導創作。

而將直觀視覺感受轉化為理論表述，與實踐相結合的本體分析方法則為我們打開了一條更為直接的通道。

《中國科學報》：那麼，對於中國美術史研究者或者學生來說，田野調查是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李傑：長安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性地域，有著明確的歷史意義。

自20世紀中期開始的中國大規模考古發掘伊始，西安即是中古時期考古發掘的重點。

我曾對唐代墓葬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實地考察，特別是對級別較高的石槨墓進行了專項研究，通過近3年的田野考察和資料整理，現場摹臨線刻人物共計275人，所擁有的資料是迄今為止數量最全、序列最為完整的圖像資料。

由於西安地區的考古資源豐富，考古界往往會忽略或來不及對一些文物進行保護和整理。

石槨作為高等級墓葬的核心文物，在考古學中具有重要地位，我在唐陵區域考察階段即為文保單位提供了一些遺漏的線索。

同時，通過田野考察能夠從更直接的實踐角度對古代藝術史研究有較深切的感受和體會。

美術考古學須形成獨立研究體系

《中國科學報》：建立中國美術考古學的獨立研究方法，是您所主持的教育部重點項目「中國美術考古學的風格譜系研究」、國家社科項目「中國美術考古學的系統構架研究」的主要目的，這一研究有著怎樣的開創性意義？

李傑：美術考古學成為獨立學科的前提不但需要借鑑各學科的研究成果，亦要形成一套區別於其他學科的獨立研究體系，找到一條相對獨立而又密切相連的技術手段（研究方法），從而系統、準確地詮釋考古標本的藝術價值和文化特性。

中國考古學美術風格確認的研究，不單要在理論邏輯上具有嚴密性，同時還要在解決具體作品問題和時代作品問題上具有明確的實操性和介別性。

因此，我們首先應以考古發現為依據，梳理出具有明確斷代、明確地域，分時期、分序列、分類型的圖像序列。

再次，以圖像為基礎，對應各時期影響繪畫創作的文化、社會、政治觀念，樹立各時期圖像背景信息的對應分類序列。

在此基礎上建立中國美術考古學風格譜系研究的基礎資料庫。

對應實物形象與形象本身的結構意義以及各個單體畫像與周圍圖像間的聯繫關係，以人類進行藝術創作的普適性共有經驗來理解考古資料，同時考慮到影響人類創作經驗的沿承因素和外在影響，以參與性的方式，從視覺角度「重建業已失傳的證據」，來定義考古美術作品的「風格結構」意義，並以此來建立中國美術考古學研究的風格系統體系。

以「技藝」本身發生、發展的邏輯性本體因素，對應整體風格轉變的綜合性因素，總結出各時期風格演變的整體趨勢，從而對各代典型持續性風格能夠明確定位。

比如，在中國傳統繪畫中，最為重要的組成要素是造型、形式、線型和空間。

因此，以這些典型要素作為分析對象，並關注各階段所能給畫家提供的創作觀念及技術手段，在各自獨立體系中持續性演變規則。

從而為中國美術考古學建立提供一套切實可行的風格定義程式和思路，對中國美術考古學的學科獨立具有明確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