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國遺失後，中原漸成史前東方文明中心

從啟動於1996年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到啟動於2002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隨著探索過程不斷深入，我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也不斷豐滿起來了。

我們今天可以對這段歷史做一個大致的描述。

」2月26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負責人之一趙輝在上海博物館的「中國考古學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歷程」講座中，講述了自新文化運動以後，中國考古學界對文明起源問題的探索過程;並對浙江良渚古城、陝西石峁古城等幾大重要史前文明聚落進行了詳細介紹。

講座後，趙輝接受了第一財經專訪。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去年結束的，還有一些工作尚未完成。

事實上，30年來，有關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研究都是整個中國考古學界，至少是史前考古學界最為關心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無論是在工程內還是工程外，工程之前或之後，都有大量的人在關心和研究這個問題。

你可以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看作30年考古學發展的一部分。

」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趙輝這樣說道。

現有的考古發現資料與研究表明，5800年至5300年前，中國大地上的文明燦若星斗。

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河南濮陽西坡遺址及東北牛河梁遺址都是中心聚落誕生並產生明顯社會分化的例證。

此後，中國進入了古國時代前期。

「我們能夠明確說，最早的國家就是在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300年之間。

」趙輝在講座中說，「與以後的文明比較，與同期文明比較，良渚都應該屬於國家範疇。

」並且，隨著良渚古城考古發掘的推進，「良渚屬於古國」的界定正逐步明確。

重建認知體系

歷時14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已經大體結束，這距離李濟對山西夏縣西陰村主持考古發掘已有90年。

中國考古學從肇始到發展，一路都與探索文明起源的歷程相伴隨。

從某種意義上說，考古學在中國的最初引入，正是對尋找中國文明之始這一迫切願望的回應。

中國考古學從肇始到發展，一路都與探索文明起源的歷程相伴隨。

從某種意義上說，考古學在中國的最初引入，正是對尋找中國文明之始這一迫切願望的回應。

「古人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非常成系統的。

」趙輝說。

在諸子百家留下的記錄中，人們可以看到許多關於遠古的傳說。

而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則記錄著遠古傳說中被後人尊為帝王的五個部落聯盟首領——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的事跡，以及當時部落間頻繁戰爭，首領實行禪讓制，遠古初民戰猛獸、治洪水、開良田、種嘉穀、觀測天文、推算曆法、譜制音樂舞蹈等多方面的情況。

典籍將黃帝、炎帝作為中國文明之肇始，中華文明有5000年歷史。

在很長的歷史階段，這一認識對於中國人而言是十分熟悉而理所當然的。

新文化運動洶湧而來。

史學領域，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用西方整理古代資料的方法，重新梳理了中國史書。

「他們認為，歷史不斷有各個朝代的學者在不自覺與自覺之間添加了自己的想像和解釋，但後來者會誤以為這是真正的歷史。

上古的記錄本身就是很模糊，但後來者不斷追加，造成了今天所見的歷史。

古史辨派的這個邏輯十分強大，傳統的上古史體系因此徹底崩塌了。

」趙輝說道。

一地瓦礫，古史辨派無法構建新的體系。

此時，紛至沓來的西方考古學家、探險家逐漸將誕生於西方的考古學漸漸帶入中國。

1921年，瑞典學者安特生(Johann Gunnar Andersson)在河南澠池發現仰韶文化，並推論，這是中國遠古文化之一種。

「他為中國學術界展示了重建歷史的另一條途徑。

考古學這個產生於西方的學問被引進中國。

很快就有了在國外學習的年輕學者回國，組建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

」趙輝說。

1929年，李濟和董作賓在安陽

徐旭生(左)、斯文.赫定(中)與袁復禮(右)

1928年，李濟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同事來到河南安陽進行發掘。

在那裡，他們發現了商代晚期的王陵以及刻字甲骨。

至此，甲骨文存在於殷商晚期也就無可懷疑。

同時，甲骨上的記錄與《史記·商本紀》對應，這使得商代歷史從傳說變成信史。

考古學家徐旭生對河南洛陽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又成了一大突破。

在文獻記載的夏人活動密集區域，這一開始於1950年代的發掘逐漸發現了宮殿、青銅器和刻符。

之後的科學研究證明，這個遺址的年代大致屬於歷史記載的夏代紀年。

不過，二里頭究竟是否為夏代都城，考古學界曾在1990年代有過激烈而漫長的爭論。

直到「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後，二里頭文化的主體為夏人遺存的觀點逐漸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學術界也傾向於認為二里頭是夏王朝的都城之所在。

到了1980年代末，一系列重要遺址如甘肅大地灣、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浙江良渚文化遺址、中原龍山城，以及湖北石家河古城接連被發現。

在趙輝看來，正是這些重大發現催生了考古學界對中國文明起源更深層次的問題發出追問。

考古學界的研究從「填補年表上的空白」轉向對「深層次的古代社會轉型和發展」的探討。

「當時也恰好是中國新石器考古學集成、總結、概括物質文化史研究成果的時期，區系類型、多元一體等的學說都是這期間面世的。

」趙輝說。

東方文明體系從中原開始

位於太湖流域，總面積約30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有著水利系統、宮殿、祭壇以及鮮明的城鄉體系。

當時的良渚城中，市民住在類似城牆的環形區域之上，貴族則居住在人工堆砌的土台上，而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則居住在古城之外的多個村落中，形成了鮮明的城鄉分割。

去年在良渚古城中發現的玉管、玉珠、玉料以及一些制玉工具進一步證實，良渚城內的人已經不是農民，而是手工業者。

手工業者製作的玉器、漆器、精緻的陶器、象牙器以及腐朽了的絲綢集中出土於高等級人物的墓葬中。

在趙輝看來：「這個城市的組織已經脫離了若干個血緣集體的結合，不再是氏族村落擴大的結果，而是根據經濟政治的需求組織的群體。

這就是今天城市的組織原則。

」

趙輝拿出一組數據說明建造那座30萬平方米人工土台所需的人工。

「這個規模巨大的工程，估算所需3300萬人日工，按照每天出工1000人，每年出工30萬人，需要連續工作110年。

」研究者看到了這項工程背後所透露的人口規模與組織形式。

「工程量如此巨大，一定有一套設計、組織，這是一件非常有權威的力量才能做到的事情。

」

能夠佐證一個統一的巨大社會系統存在的依據還有「神人獸面紋」。

這種半人半獸的神靈以統一的形象出現在整個良渚文化區出土的大量玉器上。

趙輝認為，這是良渚人有著高度一致宗教信仰的體現。

20多年前，他就曾提出良渚文化所信仰的這種宗教為一神教。

「在宗教發展史上，一神教是一個晚出的宗教。

」趙輝說道。

同時，他也指出：各地玉器紋飾的高度一致反映了一致的社會意識與宗教信仰，而且這種宗教已經滲透到基層。

所以宗教很可能參與了社會管理。

南方這一高度發達的史前文明為何突然衰弱漸而沉寂?這一直是學界高度關注的問題，卻至今沒有一個完整而確切的解釋。

良渚玉器上的神人獸面紋

良渚遺址效果圖

良渚文化以及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相繼衰落之後，中原文化再度崛起。

公元前2300年前後中原地區幾支文化被統稱為「中原龍山文化」，文化間的交流形成了向中原輻輳的主方向。

史前文化自此開始了以中原為中心的運作趨勢。

中原地區小國林立，戰爭頻繁出現，聚落衝突劇烈。

「北方地區的動盪是在社會不同集團之間出現的。

政治、軍事都是圍繞這些問題發展起來的，我們在那裡就看不到有濃重宗教氣氛的玉器，而是表示權力的玉器。

良渚文化更有宗教氣氛，但是北方古國更為世俗化，用權力說話。

」趙輝在講座中說。

按照地理區域，趙輝比較史前文化發展中南方與北方兩種模式的不同：南方資源豐富，環境較好，社會分化明顯，數量最多的是中間階級，社會相對比較安定。

在這種穩定狀態下，史前時期的稻作農業充分發展，手工業發展迅速。

北方因資源有限，社會分化並不那麼明顯。

比如，考古學家在陶寺遺址中看到，高等級墓葬大得出奇，但90%的下層墓葬陪葬品卻是一無所有。

整個社會呈金字塔狀，極不穩定。

但中原文明依然發展壯大起來，取代了輝煌一時的良渚文化，成為中國文明的中心區域。

趙輝認為，這得益於中原各部落間的交流、激盪。

「在地理上，中原處於比較靈活的狀態，與周圍的聯繫比較多，可以相互借鑑。

最後，中原在廣泛聯繫交流的基礎上發展壯大起來。

這一趨勢影響了之後的夏、商、周、秦、漢，整個東方歷史就在這個基礎上如滾雪球般發展起來。

東方文明有自己的體系，這個體系就從中原開始。

」趙輝說。

南方良渚文明突然消沉，中原文明則迅速崛起。

近年來在石峁古城的重大考古發現又令人將探索文明起源的目光投至陝北地區。

位於陝西榆林市神木縣的石峁遺址是近年來的重大考古發現。

石峁古城面積約425萬平方米，距今4000年左右，是目前國內所見規模最大的龍山時期至夏階段城址。

石峁遺址的發現，為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發展過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資料。

史前時期中原文化的發展形成了中國文化最初的基因。

在趙輝看來，之後漫長歷史階段的許多文化表征都能追溯到此。

「相比於世界其他古文明，中國的宗教不發達。

相比於工商業發達的地中海地區，中國的商業傳統也不發達。

氏族家族和血緣組織一直沒有解體。

」

龍山文化陶器

石峁古城是近年來一個重要發現

第一財經：你曾經說「文明的標準首先是西方提出的，但中國的國情不同，不可以完全套用」，那麼，我們所應用的標準有什麼特殊性?

趙輝：什麼是國家?這是社會發展的標準。

我們考古學面對的是物質資料，這個標準可能會有所不同，但又有聯繫。

我們是通過物質資料來推導它背後的社會發展情況的。

比如，是不是有城市?生產力達到什麼階段?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對於物質資料，這個標準很難劃一。

西方最早從考古學的角度提出判斷文明標準的是考古學家柴爾德，他提出了10條標準，包括有文字、有5000人以上的城市等等。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用這樣的標準?當然，在總結中國歷史的基礎上，我們應該提出符合中國歷史特點的文明標準。

事實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確實已經給出了這方面的若干重要看法。

但另一方面，說實話，我們還需要就這個問題對國外考古學術有深入系統的比較研究。

今天，我們越來越感覺到這種需求了。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負責人之一趙輝

第一財經：聯繫到你說的，現在可以確定的良渚是古國，這個標準和依據是什麼?

趙輝：5年前，我還不敢講良渚是個國家，更不敢講它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良渚發掘60年的時候，我們對良渚古城內部所知還不充分。

當時，我們只能說良渚有明確的階級分化。

但是現在再看良渚，我們可以說出更為具體的內容。

這個國家不光是規模大小的問題，我們能夠在莫角山看到市民手工業者，在茅山找到一群種莊稼的人，我們發現了明顯的城鄉分割和社會等級。

還有一神教的觀點是我20多年前提出的。

當時也只是一種感覺。

在良渚遺址，能夠留下圖像材料的，一個是陶器，另一個是玉器。

越高級的器物上，神人獸面紋就越多，而且是在重要器物的重要位置上出現。

從數量統計上說，這很可能是一種一神教。

從圖像發展上，它有一個漸變的過程：從一種具象的圖案到無限誇張，再作為一種符號、概念，很長時間駐留在良渚人的記憶里。

而這一過程又與良渚建城的時間相吻合。

這個符號大規模渲染的時候，又是這莫角山最為輝煌的時期。

兩者之間的關係就很引人遐想了。

這種宗教很可能是一種政治控制下的產物。

它在當時的社會中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促進了良渚的發展。

之前，我們還不清楚良渚建城的過程，對神人獸面符號的理解也沒有現在那麼深入。

再加上其他一些證據，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比較肯定地說，良渚社會已經發展演進到國家這個社會發展階段了。

第一財經：最近幾年的史前考古項目有沒有填補空白的新發現?

趙輝：不要指望每幾年就能有一個重大發現，有一點發現就已經不錯了。

石峁古城是近年來一個重要發現。

第一財經：石峁古城為史前文明的探索提供了怎樣的補充?

趙輝：石峁古城所在的地區在史前文化研究上原先是個空白。

之前，我們只對當地的石頭城有一些探索，但這個社會居然發展到如此高度，是之前我們都不知道的。

通過石峁古城，我們能夠對中國北方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中所起的作用、地位有全新的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