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順：紅山文化考古記——古國的暇想（二十六）

五帝尋蹤（二）

這一時期，諸考古文化間的交匯趨向頻繁，其中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之間的南北文化從接觸到相互撞擊，仰韶文化與大汶口文化之間的東西交錯分布和相互結合，所起的作用最大。

《史記．五帝本紀》：「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正是這一新時期開始及其時代特點的概括性寫照。

記載黃帝與炎帝之戰、黃帝與蚩尤之戰所在冀西北的涿鹿縣，其附近的桑乾河上游發現了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與紅山文化相遇的遺蹟。

晉南陶寺文化則匯集了源於紅山文化的朱繪龍紋陶盤、源於大汶口文化的背壺和源於良渚文化的「俎」形石推刀，始於內蒙古河套地區的酉瓶與蛋形瓮結合產生最早的三袋足器「原始斝」，也在陶寺完成了由斝鬲到鬲過渡的完整發展序列，這種不是由中原向四周放射，而是由西北、東南諸古文化向中原匯集的文化多源性的發展總趨勢，正與文獻所載萬邦林立的堯舜時代，各邦「訴訟」、「朝賀」，由四面八方「之中國」，即後人解釋「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相吻合。

對此，蘇秉琦欣喜地寫道：「考古發現已日漸清晰地揭示出古史傳說中『五帝』活動的背景，為復原傳說時代的歷史提供了條件。

」他在85歲時所寫的《六十年圓一夢》中，曾將個人從事考古研究的經歷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作一簡要總結，其中特彆強調了20世紀80年代考古工作兩項成果，就是指這兩項成果與五帝事跡關係極大。

這兩項考古成果是：一．經過山西省境連接中原與北方兩大文化區系（仰韶與紅山）文化遺存的研究；二．遼西紅山文化壇廟冢遺址群的新發現。

他並且在以《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為標題的多篇文章中反覆論證，遼西紅山文化壇廟冢是以花（仰韶文化）和龍（紅山文化）為象徵的兩個不同文化傳統的共同體相結合迸發出的文明火花，是五千年前的古文化古城古國，即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的發展已達到產生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說明在由氏族向國家過渡的歷史性轉變過程中，遼西地區曾先走一步。

由此可見，從考古學最新發現和研究成果所揭示出的五帝時代的景象是，五帝前期的重心在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紅山文化是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之一，牛河梁壇廟冢遺址群是目前所知最高層次的文化中心，以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的南北結合的文化關係為影響全局的重大事件；五帝後期重心由北向南轉移，以晉南龍山時代早中期的陶寺文化為主要代表，陶寺遺址是最高層次的文化中心之一，文化關係表現為由四方向中原聚集產生的文化綜合體性質。

所以主張陶寺文化是陶唐氏是順理成章的，而五帝前期長城以北的紅山文化在同時期諸考古文化中較為發達和影響較大，則證明文獻所記五帝前期代表人物在北方地區活動的可信性。

據載，黃帝族「遷徙往來無常處」，這是北方遊牧民族的特點，黃帝戰蚩尤於涿鹿之野，地在今河北省北部張家口地區的桑乾河流域。

周武王封黃帝之後裔於薊， 地也在今燕山南麓長城腳下。

冀州因是五帝活動地域而列為九州之首，其地域包括了遼寧省西部地區在內，《禹貢》記冀州「厥土曰白壤」，指的就是燕山南北地區的白沙質土，而不是黃土地帶土質較緊密的黃土。

紅山文化以熊作為動物神的主神，也許正是黃帝號「有熊」的真實寫照，所以，提出以黃帝為首的五帝前期諸代表人物和部族的活動重心在北方的燕山南北長城地帶，從文獻記載的分析到考古發現的研究，都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證據。

綜上所述，只要走出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觀念這個怪圈，放眼各大考古文化區與中原同步或大致同步發展並相互影響，尤其是重視北方古文化和南北文化結合的作用，那麼眼光就會為之一亮，原來長期以來撲逆迷離的五帝傳說在考古學上已經可以理出頭緒。

而且不僅如此，從考古學上看到的五帝時代，在多次的文化組合和重組過程中，出現了跨入文明時代與文化趨向一統兩者並行並相互促進、民族文化傳統在不斷取得共識過程中已初具規模的輝煌局面。

所以，五帝時代作為中華文明史的第一章，既反映出它是中國古史上內容最為豐富多彩和最富有生氣的時期之一，也表明這個時代發生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都是對中華文化具有奠基意義的一種廣闊而深邃的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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