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順《追尋五帝》——聖地重現之北方古文化的突破(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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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北方古文化,積極倡導重建中國史前史的兩位考古大師李濟和蘇秉琦都給予了特殊的重視。
李濟曾有過「長城以北,列祖列宗」的思考。
他在50年代所著《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中篇)後記》等文章中,一再呼籲大家要特別注意北方地區。
他說:
「中國人應該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歷史的北方,我們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沒在『漆黑一團』的混沌境界。
2000年來中國的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以為中國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長城以南的事情;這是一件大大的錯誤,我們應該覺悟了!我們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國本土以外,並在滿州、內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一帶;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棲息坐臥的地方,.....我們以研究中國古史學為職業的人們,應該有一句新的口號,即打倒以長城自封的中國文化觀;用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腿,到長城以北去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
那裡有我們更老的老家。
」
他從人類學、考古學和古文獻等多方面的綜合研究中提出這一問題:
「綜合而言,大概中國近代民族(我說的是自新石器時代的民族開始,就全部的人類歷史說,這是近代的開始)的形成,曾經過長期的奮鬥。
大約2萬年以前的前後,黃河流域一帶,人種已是相當複雜。
那時候我們的老祖宗大概只是若干成分中的一個;以後經過一番劇烈的戰爭,才能安住下來。
阪泉涿鹿之役,如『特洛伊』城的戰爭一樣,是奠定中國文化與民族在華北立足的戰爭。
他們的來處呢?我相信,中國的歷史不能以長城為界限。
內蒙古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物的發現,給了我們很大的刺激。
」[1]
李先生的預言不斷被新的考古發現、特別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北方地區的考古新發現所證實。
蘇秉琦則把北方地區列為全國六大考古文化區系之首,作為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一個重要試點。
當80年代初遼西地區紅山文化的考古新發現剛剛露頭的時候,他就親臨考古發掘現場考察,提出了「中華五千年文明曙光」和「古文化古城古國」的指導性觀點,在90年代初《關於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他更鮮明地提出了遼河流域在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先走一步」的新思路:
「從發展順序看,中原並不都是最早,不都是從中原向四周輻射。
從舊石器中晚期到新石器初期,很可能遼河流域比海河水系早,海河水系又比黃河中游早。
海城小孤山遺存,據鈾系法測定距今4萬年,有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梭標、帶倒鉤的魚叉、用兩面對鑽法穿孔的骨針,表現出明顯的進步性,時間比山頂洞骨針進步。
這一發現說明:舊石器時代晚期,以遼河流域為中心這一片,文化發展走在前列,從而為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前導地位奠定了基礎。
8000年前阜新查海玉器以及其後紅山文化『壇、廟、冢』的發現,是遼河流域前導地位最有力的證明。
」[2]
在遼河流域的考古新發現中,以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最具代表性。
紅山文化距今5000年前,相當於五帝時代前期,屬於這一文化的牛河梁遺址,發現了以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為主體的遺址群和以玉雕龍為代表的玉器群,使人們對紅山文化的認識,產生了一次質的飛躍,在提出中華五千年文明起源的基礎上,更多地與古史傳說產生聯想。
有依據女神廟的黃土塑像,聯想到女媧氏「搏黃土作人」的故事;有以紅山文化多龍蛇形象與蚩尤的原型有關;還有將牛河梁發達的宗教祭祀遺蹟推定為顓頊的「絕地天通」;
權威人氏則鄭重提出:
「黃帝時代的活動中心,只有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可以與之相應。
」[3]
把紅山文化與黃帝傳說聯繫起來思考問題,不僅是因為古史傳說中有多處關於黃帝族在燕山地區活動的記載,如黃帝與炎帝之戰、黃帝與蚩尤之戰都在冀西北的涿鹿縣境內,更主要的依據還是紅山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中曾「先走一步」,這與黃帝族在五帝時代的領頭地位正相吻合。
尤其是由紅山文化的考古新發現而提出的龍的起源、王墓的形成、祖先崇拜的高度發達與上古宗廟的出現等有關中華民族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的一系列重大課題,不僅具有無可懷疑的真實性,而且也遠較傳說中黃帝的事跡要為豐富得多,它向人們展現出一幅黃帝時代的壯麗畫卷。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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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962—963頁,文物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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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秉琦:〈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12期1115頁;
3. 蘇秉琦:〈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130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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